一 如何理解人口转变：从经典到现代
人口转变，是西方学者在观察了西欧等发达国家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后，通过经验概括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人口转变狭义、传统的内涵，特指在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推动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高、低”，经历“高、低、高”的过渡，向“低、低、低”现代模式转换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表现出人口动态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而且折射着人口转变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从1934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出版《人口革命》一书，到诺特斯坦等众多学者对传统人口转变现象和原因的阐释，再到寇尔等学者的补充、拓展，八十多年来，伴随着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日趋丰富，人类对人口转变的规律性认识在不断深化。其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两件事：其一，反映规律的人口转变已经或将要经历哪些阶段，这些阶段的特征是什么；其二，在人口转变的背后有什么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与动因。而主要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到低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从高位、低效到低位、高效的“准”动态平衡来诠释人口过程的历史性转换，就成为对人口转变的“标准解释”。在今天看来，这是对人口转变的狭义理解。
根据对人口转变的经典诠释，传统的狭义人口转变过程有一个显现普适性特点的标准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现代人口转变至少要经历四个阶段（即图1 －1中的阶段1、2、3、4）。目前除极少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阶段2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阶段3，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已处在阶段4，个别国家甚至走得更远。
对传统人口转变的理性思考，让过去和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长河中人口发展、变化的阶段性轨迹，也意识到这一变化背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但是对人口转变的经典描述及其理论阐释，未能回答在实现了“低、低、低”的相对动态平衡，甚至不完全平衡后，未来的全球人口发展会走向何方？这被认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软肋”，即它的理论局限性是未能预测人口可能的未来。
在经典人口转变模型中，四个演变阶段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同。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新变化的出现，有学者在人口转变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人口转变的阶段5和“可能的”阶段6
。
阶段5特指人口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值、在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总死亡率甚至超过出生率而形成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这一阶段由于生育率长时间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死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使总人口最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减少，而大规模国际移民又不被接受。
阶段6则被西方学者视为只是“可能的”人口未来发展阶段。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Myrskyla, Kohler and Billari, 2009）认为：国家财富（如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与人口出生率的负相关关系实际上是一种J模式。在中、低水平上，发展本身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到了发展的高水平（如HDI达到0.90及以上），则会促进生育率的回升。目前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挪威、澳大利亚等，其妇女平均生育数大体接近2个孩子。当然，也有例外，如德国和日本。
虽然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5、阶段6是否存在，国际人口学界并无权威定论，但是这一说法本身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在尝试回答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未能回答的问题，即当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低、低、低”模式之后，人口增长会走向哪里。与之不谋而合的是，21世纪初，在国内的人口转变研究中，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概念——“后人口转变”。这一概念特指“人口转变结束以后的人口发展时期”，被认为是继前人口转变时代、人口转变时代之后的又一个预示着人口长期发展形态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将经历准均衡和稳定均衡两个阶段。“人口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在更替生育率水平条件下实现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稳定或静止状态。”由此“拓展人口转变理论，建立一个涵容性更强、视野更广阔的人口长期发展理论的框架……”（李建民，2000）。可见，关注人口转变完成后的人口走向，是国内外人口学者研究的共同点，不同的只是看得更远还是更近，侧重的是对未来规律性的描述还是对内在动因的阐释。
如果说提出人口转变的阶段5、阶段6仍只是在狭义人口转变范围内的讨论，那么对引致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的认识，则是在广义上理解现代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成长点。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狭义人口转变的研究，除了从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等宏观影响因素和从孩子价值、家庭决策机制等微观影响因素展开讨论外，一些新的动力要素进入人口转变的理论视野。这些要素包括社会安全、家庭发展、代际社会流动、制度禀赋组合等，反映出人口转变已不是一种表面意义上的人口变化，而更多地体现和折射着更广泛、深刻、影响久远的社会变化。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中，狭义理解人口转变，虽然给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以启迪并提供标识，但其局限性已越来越明显。一是对人口转变的狭义理解只关注人口的数量变化，并未关注人口的结构性问题，而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有的甚至已占据首位，人口“结构”具有前所未有的宽泛内涵和政策意义。二是在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未涉及人口迁移流动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是对人口自身，还包括对人口结构、分布及素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社会结构性变化和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关键性塑造力量。三是从引致人口转变的背景性因素看，最初的经典解释是工业化、城市化等带动的生活水平提高、孩子的价值改变诱导了人口变化，而没有考虑，或没有更多地考虑社会变迁对婚姻、生育、家庭以至对女性进而对人口的影响作用。近些年，国内外人口学者将视线越来越多地投向人口变化背后的社会作用机制，反映了对人口转变现象理解的深化，也反映了对人口转变理论认知的拓展，其中就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社会机制不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