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二次转变”还是“次生转变”？

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出生高潮，被称为“婴儿热”。但是“好景”不长，随后一些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就陷入长时间的生育率低迷状态。除了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更替值以外，有的国家甚至频频出现人口负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它是否代表全球人口的未来走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此，欧洲学者（Lesthaeghe and Van de Kaa, 1986; Van de Kaa, 1987; Lesthaeghe, 2010）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力图解释生育率在降到更替水平以后继续低迷甚至继续下降的原因，进而推测人口转变完成后可能的人口走向，包括可能实现的新的平衡。

尽管对于是否存在第二次人口转变，即是有真正独立意义上的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Transition），还仅是第一次人口转变延伸出来的“次生转变”（Secondary Transition），学者们还在争论（Coleman, 2004）。但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确实提出了一系列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未曾提及的观点或未能预见的新人口现象。

有学者（Van de Kaa, 1987）认为，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第二次人口转变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不同，特别是转变的内在动力与作用机理极其不同。

从图1－2可见，两次人口转变首先在外在表现上就有很大不同。在第一次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率先下降，在经历了一定时滞后出生率开始迅速降低，在时滞导致的转变增长逐步弱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很小时，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典型特征则是，死亡率在出生率也在很低的水平上且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影响缓慢回升，进而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口净迁移率由负变正被认为是两次人口转变的分界线（当然这是特指国际迁移和发达国家）。生育率长时间在低于更替值的水平上徘徊，更被视为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个突出特征。

图1-2 第一次人口转变和第二次人口转变

资料来源：根据D. J. Van de Kaa,“Europe and its Population: the Long View, ”in D. J. van de Kaa, H. Leridon, G. Gesano and M. Okolski, eds. , European Populations: Unity in Diversity （Dordrechtetc: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7）, pp.1－194，整理得出。

如果我们暂且认同存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笔者认同这是“二次转变”，而非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次生转变”）。那么这一转变（简称SDT）被认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被认为没有平衡的终点。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其典型特征集中表现在婚姻、生育和社会三个方面。第一，在婚姻方面，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单身及婚前同居的人数迅速增多，长期同居代替结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离婚后的选择更多样，不一定是再婚而可能是“分别居住但在一起”。第二，在生育方面，伴随着避孕革命、性革命和社会性别革命，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提高，充分的避孕使非意愿怀孕减少，婚外生育、同居生育增加，高离婚率带来生育机会的更多丧失，不生育的女性增多，高胎次生育明显减少，导致生育率结构性、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第三，在社会方面，收入增长及教育发展引发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家庭模式从“孩子至上”逐步转向“夫妻至上”，以同质性很强的家庭类型为主流转向以多元化的家庭类型为主流。预防性的出生控制转向自主选择的家庭计划，社会对个人选择更加宽容，生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更多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Lesthaeghe and Source, 2002）。这些特征显然与第一次人口转变十分不同（见表1-1）。

表1-1 第一次人口转变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比较

资料来源：Ron Lesthaeghe,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Fertil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Trends, Theories, Public Discourses, and Policies”.2010, Akademia Leopoldina ＆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仔细观察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学者的阐述，可以看到：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并没有局限在直接的“人口变化”上，而是结合“中间变量”讨论了人口变化背后的内在动因及其作用机制。因此，就理论视角而言，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在广义上提出的，它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现代人口转变的内因加以思考。在宏观层面，第二次人口转变现象的出现，有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意识形态变化以及技术变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动因；在中观层面，有关家庭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变化带来了包括婚育决策在内的家庭选择改变；在微观层面，个体对生活方式的不同抉择、经济状况的分化、不稳定的就业和工作环境、竞争带来的需更长时间的教育等，都对人们的婚姻、生育、迁移行为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Van de Kaa, 1987; Van de Kaa, 1994; Sobotka, 2008）。这种思考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看到在现代人类社会中，人口与社会变迁之间空前紧密、互为主体的相互联系，从而能够更全面、更深刻也更有洞见性地了解和认知现代社会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人们的行为等与人口现象之间的复杂互动式变化。

在国际学术界继续探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内在机理及其可能的影响时，出现了有关第三次人口转变的声音。科尔曼撰文指出，低生育率国家的外来移民及民族构成的变化将带来第三次人口转变（Coleman, 2006）。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该学者所要表明的绝不仅仅是人口现象，而是由人口变化带来的广泛、深刻、长远的社会后果。

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人口转变的提出，表明人口转变无论是狭义的出生、死亡，还是广义的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复杂因素的互动，都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还包括结构性的变化；都不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化。在多变、动荡的现代社会中，人口变化与社会变迁空前紧密、不可分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人口转变的广义理解还应包括一个视角，即人口转变事实上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口出生与死亡的“革命性”变化，而且可以看到伴随着出生与死亡转变的人口婚姻模式转变、生育行为转变、家庭结构与类型转变等一系列转变。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同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人口健康转变、人类自主调控人口行为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等。因此，在社会更加发达和文明的今天，我们所要理解和认识的人口转变，已不仅仅是对人口本身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更是对映射在人口变化中的社会变迁，包括社会组织结构、价值和道德取向、个人生活方式、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发展道路等的理解和认知。正是这样的认知需要，要求我们在关注生育率、死亡率的同时，也要关注上述负载社会变迁的一系列更宽泛意义上的人口转变。

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后的阶段阐释不尽相同。“第二次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视角不同，着眼点也不一样。前者更多的是在解释生育率低于更替值以后为什么继续萎靡不振以及未来可能的回升“曙光”，后者则力图构建一个反映人口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两个概念事实上并不矛盾，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