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动力要素情况简析

本节将讨论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区别于他国的特征并为后面的深入讨论提供背景资料。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并逐渐规范，但人所共知的是尚未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即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存在均衡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尤为突出的是，从事传统小农生产的农民和从事现代工业劳动的农民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

（一）小农经济外部的宏观制度变迁

在中国的产业资本初步形成并主导了以改革开放为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扩张时期，特别是1988年和199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之后，更大的导致小农将自身资本化的制度变化随之发生，小农的劳动力资本也随之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形成了以农民长距离迁徙进行非农就业（“民工潮”）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于1988～1989年爆发了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危机，随后是1990～1991年的萧条阶段。对于农村的影响，则一方面是1989～1991年连续3年农产品卖难造成了农民收入的负增长；另一方面，国家无力承担粮食库存对财政的压力而在1992年取消了粮票制度，这使城乡间的自由迁移成为可能。而紧随其后的是1993年城市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阶段，需要更大规模地提取农村劳动力以完成在资本严重短缺条件下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于1993年同步形成的新一轮高增长水涨船高地拉动农产品价格跟随上涨，导致了1994～1996年的通胀危机。接下来和1997年“软着陆成功”相关的是随后几年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到2000年跌到了最低，而粮食产量也跌到了最低点。与宏观经济相关的这些重大变化，造成农民收入1997年以后连续4年负增长，资本存量低且过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更是无法与城市资本化的工业市场对接；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加快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同一时期进一步拉大。

（二）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存量变化趋势

1990年代以来，农民为了追求劳动力资本产出，开始了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的打工迁移。尽管在中西部农村可能仍然部分存在单位面积劳动力资本密集的问题（这是由于人口增长存在惯性），但据资料统计及实际调研发现在农村20～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很匮乏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存量已经大幅降低。因此，整个劳动力迁移的动态过程结构性地降低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存量。

到2003年新一轮通货膨胀起步后，农产品价格和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仍然未得到有效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越来越大，农村已经被城市发展严重抛离，自此，中国举世瞩目的“民工潮”愈益强大。农民为了使自己的劳动力资本最大化只能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同时将妇女、儿童、老人留在农村进行生存化的农业生产；近年来的农村调查显示，年轻妇女也已开始撤离农村。

由于大部分农民开始从事繁重的、工资率较低的加工贸易型制造业，而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恰好可以借助人口红利为加快工业化引入更多劳动力要素。于是，农村土地、劳动力这两个要素都在资本化过程中进行了重新定价，以对接国外金融资本。当城市服务业和一般贸易型制造业的相对工资率较高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客观地表明，农民在把劳动力资本化后对自己的资本存量和预期产出有了一种自觉的评估。同时，农村的“去过密化”也逐渐加强。

鉴于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存量已经大幅降低，而是否仍然存在“过密化”确实不能单一地从农村人口数量上来看，也要结合劳动力资本存量来分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制作表2－1进行比较。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与1983年相比，尽管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动不大，但农业劳动力数量占乡村劳动力数量的比例减少超过了30个百分点，表明2005年农业劳动力资本存量相对于1983年大幅降低。同时由于至2005年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超过20%，农村劳动力资本存量的过密化现象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及至到了2014年，农业劳动力数量占乡村劳动力数量的比例变化不大，但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了近20%，过密化现象实际上是在大幅减少的。

刘怀宇等（2008）在研究中发现，从1978年至2005年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一直是递增的，而化肥投入的边际产出却一直是递减的，尽管如此农民还是不断加大化肥的投入量，而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据此可以认为：农民对边际产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觉察，而对自己劳动力资本投入的机会成本却有很清楚的了解，换言之，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在外打工和务农的收益差别有很强的认识，其实，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一般的经验归纳。

当然这样的“去过密化”过程客观上对单一模型的家庭结构产生了负面的冲击，东西部收入差距导致的农民远距离迁徙会对家庭的整体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土地私有化和流转信号的不断增强也将进一步对农户家庭的经营模式产生负面冲击。

（三）民工荒、就业难与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恰亚诺夫假说体现的是缺失的劳动力市场，这显然是与当代中国国情不同的假说背景，但当代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了舒尔茨假说背景中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已经出现了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呢？判断这一点的主要目的在于准确定位农户家庭劳动力农业投入机会成本的参考点。对于是否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目前大多数的判断是以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为依据的，简单地通过剩余劳动力数量来判断是不可行的，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学者测算（杜鹰，2005；王检贵、丁守海，2005；章铮，2005；蔡舫，2007）的我国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的结果差异过大。本书也将从这个角度开始切入讨论城乡劳动力市场究竟是仍旧处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状态还是已经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趋势。

自2003年以来在中国沿海城市相继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对此大部分研究者普遍认为农村能够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基本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了，出现了劳动力总量在供给面上的不足，因此判断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开始解体，出现了均衡的趋势。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与之对应的却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在2009年已经接近0.5，这是与城乡劳动力一体化市场趋势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基本判断相反的事实。同时，也有数据证明供给总量不足的说法不能成立，白南生、陈传波（2008）的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务工经商和本地非农就业的比重合计在各地相差极大，意味着应该有许多地方还存在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

笔者认为目前的“民工荒”问题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更不能因此认为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显著出现收入差距收敛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工荒”产生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于城市生活成本的快速上升。

在笔者2009年接受教育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课题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经济危机，农民工返乡后，大部分是进入当地制造业的工厂进行非农工作，而并不是回到乡下从事农业劳动，这说明农业收入还是远低于城市非农工作收入的。就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由于地区差距形成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趋势。都阳和蔡昉（2004）在对中国制造业区域工资差距的研究中发现，区域工资差距出现了收敛的现象，这也验证了真正收敛的只是区域性工资差距。这是由于沿海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升高，尽管内陆省份的打工收入相对较低但相比较内陆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来说实际收入并未下降；同时，在地化的工业就业也可以将一部分生活成本向农业转嫁，从而实现更高的收入效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收入的提高，也自然不是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只是区域性城市打工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用工荒”体现的刘易斯拐点不再是简单的工资问题，更是收入效用问题。

第二，民工荒是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应该从劳动力需求面来综合考虑。

尽管沿海发达地区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工资的低下导致了民工荒，但事实上他们的工资收入仍然高于中国中西部普遍的农业收入。王德文、蔡昉、高文书（2005）认为民工荒主要是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区域性指民工荒主要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结构性民工荒指在民工总体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某一类型民工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的“民工荒”并不能完全反映综合各个领域的农民工供给不足，更不能因此认为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从需求层面来看，城市工业社会对农民工的年龄和技能要求更高了，这反而导致了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钱文荣、谢长青（2009）的研究显示，“已经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几乎集中在16～45岁之间，而4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6.3%。这反过来说明了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劳动力短缺严重的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的人口”。我们从2009年的调研中也发现，企业对于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金融危机中真正返乡的农民工大部分是缺乏制造业所要求的技术的，而这批农民工返乡后也大部分在尝试学习各种相关技能及参加政府组织的培训。因此，企业“民工荒”的实质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尽管升级是缓慢的）对拥有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本的技术农民工的需求缺口。

第三，“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

我们在讨论刘易斯拐点时势必要讨论托达罗之谜，托达罗之谜是刘易斯拐点的补充，也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另一面，二者是共生的关系，并不矛盾。在刘易斯－拉尼斯－费的模型条件下，农民离开传统农业部门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只要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池（labor pool）的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背景，农业就业并不存在比较优势，尤其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物质资本可以代替劳动力资本的环境下，涌入城市的不再只是剩余劳动力。而托达罗模型中悖论的形成是由于农民进城依据的是预期收入，这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失业概率，即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进城越多，所能承受的失业率也越高，因此“若过于偏重城市发展，使得城市收入（工资）水平过快增长，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会引起人口大规模流动，不利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而且可能造成农忙季节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影响农业生产”。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的失业，应该制定“适合特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要求的成功的农村发展计划，似乎可以为过度的乡－城人口流动问题提供一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因此，面对刘易斯拐点（如果事实存在的话）的到来，在欢呼之余还要警惕，如果无法实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均衡，只是通过最终消灭传统农业并将其变为工业化的物质资本替代劳动力资本的现代农业，那么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很可能只是城市的失业率高企。结果如中国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所讲，“今年（2010年——笔者注）我国劳动力的总供给量将超过2400万人，但经济发展吸纳的就业人数仅仅能够达到一半，尤其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了630万人，城镇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就业还是相当困难，这些都表明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依然存在，城镇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四）评价与小结

通过上面的简单评述，本书基本可以确认当代中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尚未出现一体化的趋势，即仍然属于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而目前的工资上涨、用工荒、就业难等问题都说明了我国国情背景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在人多地少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背景下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特征，而我国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要素配置必然受这些经济和社会制度背景的约束。

这里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出现了递增的现象（参见本书粮食产量实证研究部分），而南亮进（2008）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判断刘易斯拐点应该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经济景气造成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并不能说明拐点的到来。这意味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增可以推断出来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与本书此节进行的判断存在矛盾，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并质疑使用边际生产率来判断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