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二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存在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7.86%的水平（2015年按7%计算），为“十三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三五”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就能完成比2010年翻一番的总量目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①我国收入差距缩小，更多地实现了分享，2010年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差异也在缓慢缩小，社保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②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城乡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认为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水平就越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标准，恩格尔系数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我国2013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农村居民为37.7%，恩格尔系数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而缩小，均达到小康水平或富裕标准。③城市化快速发展。预计“十二五”城市化率将超过56%的水平。从《小康》杂志公布的“小康指标”看，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安全、生活质量、人的素质等多个统计指标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十二五”期间也明显存在着趋势性、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具体如下。
（一）经济增速趋势性下滑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都出现了趋势性下滑。这些趋势性下滑将直接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趋势明显。尽管“十二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86%，但趋势不容乐观，2011年经济增长9.5%, 2012年、2013年增长7.7%, 2014年增长7.4%, 2015年预计增长7%，以此连年下滑趋势推延下去，“十三五”经济增长完成年均增长6.5%的水平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持续下降。随着“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减速，2011年以来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也在持续下降（见表1），预计2014年、201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为7%，降至个位数。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出现下降的趋势。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贡献也在持续下降，它对经济的贡献从原有的25%下降到17%左右的水平。
表1 2006～2013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第三，人力资本增长放缓。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并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Barro和Lee（2013）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1970～2010年，拉美9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增长了1.1倍、1.7倍、1.5倍、0.8倍、2.2倍、2.9倍、1.1倍，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小。
表2 部分国家（地区）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注：拉美9国为人口加权平均数，9国分别是乌拉圭、秘鲁、巴拉圭、墨西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和阿根廷。
资料来源：Barro ＆ Lee（2013）。
进一步，若把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从Barro和Lee（2013）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中，抽取各国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序列，制成散点图（见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
图1 中国与144个国家人均GDP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比散点图
注：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统计口径为15岁以上人口。
资料来源：Barro ＆ Lee（2013）、2014年世界发展指数（World Bank, 2014）。
上述国际比较说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培育这两个对于内生增长极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中的作用是相对不显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予以调整，很难抵消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二）结构性问题
主要指经济社会分配中，仍有多个处于结构扭曲的问题，且未得到全面矫正，具体如下。
第一，需求结构中，“十二五”时期消费率持续走低，1978～2013年中国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消费率低于50%,“十二五”期间仍处在历史最低位。原因很多，表面原因是投资过快，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不快（见表3）。
表3 1978～2013年中国的消费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占份额低位徘徊。要素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上下的低位，到“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再次低于50%, 2012年为45.59%（见表4），初次分配劳动报酬低与非农就业比重低高度相关，农村仍然有大量隐蔽性失业。
表4 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
注：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仅提供2012年的分省份的劳动报酬。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也处于历史低位。从1997年的13.63%上升到2001年的15.72%, 2001年达到最高，此后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直到2012年的12.86%，为近十几年的新低。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开始持续升高，直到2007年达到最高，为31.29%，此后基本逐年下降，到2012年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25.66%。
生产税额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后逐年上升，直到2012年的15.89%，生产税额占GDP的比重的变化方向和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重变化方向相反。
第三，从生活质量中的分类看，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十二五”期间的短板。2014年我们组织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对食品安全满意度的调查发现：35个城市居民除厦门外，对食品安全均表示不满意。
后来我们增加了一项专项调查，询问受访者“您认为以下哪项①食品安全②空气质量③物价④交通状况，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受访者选择每个答案的比例，见表5。
表5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调查结果
续表
资料来源：首都经贸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生活质量指数”联合调查，其结果发布于各年度蓝皮书。
这一专项调查显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是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35个城市中，17个城市的受访者把空气质量视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18个城市的受访者把食品安全视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在所有受访者中，认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分别是空气质量（34.71%）、食品安全（31.89%）、物价（23.18%）、交通状况（10.21%）。从35个城市的平均值来看，认为空气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食品安全次之，物价排第三位，交通状况最后。显然，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民生发展中的最大短板。
（三）“机制”上的问题
虽然有很多发展中的短板看似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制度机制的保障很不稳定，因此调整机制的问题才是根本。
第一，收入分配机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2003～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而2009年达到高峰后，“十二五”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见表6）。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6年下降，但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表6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区域平衡近年来都在缩小，但很多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的，没有完成太多的机制性变革，短板的持续改善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从中国反贫困来看，其成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按国内标准看仍有7000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以此标准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未来五年的反贫困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但反贫困不只是依靠政府或国际援助，而更应通过教育培训、稳定就业、提高收入、降低生活压力等方面来帮助他们脱困。
第二，城乡一体化机制很不完善。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率预计超过56%，取得城市化发展决定性的一步。但城市化仍然争议颇多，特别是户籍带来的“城市化”挑战，以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远低于50%，而以城市常住人口能享受城市社保覆盖也要低于50%，因此城市化率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不完善，人们无法享受城乡统一的普遍化服务，特别是基本的医疗服务都难以满足。人口流动受到户籍限制仍处于分割状态，行政区划和城乡分割仍难突破，在城乡一体化机制上不完善。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仍未成熟。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仍没有发挥，国企改革仍在起步阶段。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也刚刚展开，利率、汇率市场化决定刚刚启动，财政税收综合改革“十二五”完成了全面“营改增”，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高企等问题没有取得根本性改善。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仅仅是起步运行。总之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仍在推进中，很多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体制仍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