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能面临的风险

“十二五”为“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着趋势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的问题，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克服，很多短板的挑战已经成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风险。特别是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趋势性减速、结构调整不利、金融风险累积、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都可能互相交织起来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甚至危机。“十三五”无疑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防范风险是重要的。

（一）经济失速与失业率上升过快的风险

2008年伴随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普遍的高速增长期也戛然而止。中国通过“4万亿元”的反危机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在2010年回到了两位数10.4%后，2011年经济开始调头向下，增长速度为9.3%, 2012年、2013年降到7.7%, 2014年GDP增速进一步下滑，全年GDP同比增长7.4%, 2015年预计只有7%，趋势性下降非常严重。经济增长下降伴随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累积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也就是说当前的经济下滑趋势中并没有新的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的上升，仍严重地依赖投资。“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区间会进一步下移至5%～7%，年均增长达到6.5%就能实现“翻两番”，但也要充分防范经济下滑的“顺周期”紧缩效应，防止经济增长失速造成经济动荡的风险。

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稳定的就业作为基石，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保证。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竞争和产能过剩日益加剧，会造成一些实力比较弱的中小企业不断减员限产，企业效益下滑；社会投资总量的减少会使社会就业岗位大打折扣，大量的低收入阶层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生活陷入困境；社会经济增速放缓，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也会减慢，进而政府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过程。从总量看，“十二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持续增长，每年就业指标都能超额完成，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创出21世纪以来的最高值。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第一，新增就业同比增幅缩小，从2010年的5.99%下降到2013年的3.48%, 2014年较2013年增幅不到1%。第二，从年龄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则进一步减少了371万人。相比需求因素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更稳定和持久。第三，由于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结构性失业的苗头已经显现，未来仍将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构成挑战。第四，随着产出下滑，近年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对利润空间压缩的影响程度会更大，由此带来的负反馈效应更为严重。

（二）金融的过快膨胀与外部冲击风险

与制造业景气显著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的货币金融资产扩张速度很快。我们根据IMF和中国央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得知，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货币扩张速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2009年为60.6万亿元，2014年为122.8万亿元，翻了一番。由于货币供应的相对过快增长，M2与GDP的比重也显现上升态势，2009年为177.7%, 2012年为187.7%, 2013年达到峰值194.6%, 2014年略有回落，但仍高达193.1%。

货币的脱实向虚趋势也很明显。2009～2014年，中国金融资产从121万亿元增至241万亿元，绝对数量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速达到12.2%，占GDP的比重从354%增至378%，增长了24个百分点，这与全球金融最发达的美国（金融占GDP约410%）已相差不远。在构成金融资产三大类的银行资产、股票、债券中，银行资产的增幅最大，2009年占GDP的比重为231.1%, 2013年达到峰值266%, 2014年略有下降至264.5%, 2009～2014年增加了33.4个百分点。债务证券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51.3%增至2014年的56.1%，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则从71.6%降至2014年的58.2%，减少了13.4个百分点。2009年，银行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为65%, 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为73.1%、73.8%、69.8%。未来5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任务依然很重。

近年来，实体经济通缩的影响向信用和负债表等方面传递，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企业家对增长前景缺乏信心，投资预期下降，企业资金主要进行财务成本调整，而不用于投资，大部分资金流向基建、地产和其他高杠杆或长周期部门，形成资金沉淀，周转率大幅下降。银行体系低成本负债资源趋于枯竭，近年来只能用更短的高成本负债（同业+理财）去支持信用资产，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脆弱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7～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公司债务率、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各自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分别增加了38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此格局与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去杠杆化、自我修复和再平衡趋势正好相反。而政府部门的潜在债务压力也不小，根据审计署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政府的债务与或有负债达到了30万亿元。

金融的全面膨胀，拉高了经济杠杆和资产价格水平，支撑了经济增长。但同时，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在降低，并且不断加剧结构的不平衡，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当前的很多宏观政策希望抑制货币信用膨胀，但成效不大，金融继续膨胀，其政策效果恰恰直接打击了实体部门，将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的裂口越拉越大。

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大国经济，除了单纯贸易盈余波动的影响外，“十三五”期间，随着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外资流动、金融市场恐慌和贸易摩擦等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国际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外需冲击也不可低估。目前全球分工体系仍在重构中，未来5年将是充满摩擦的调整期。预期在“十三五”期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为负值，资本流动的逆转也可能成为新常态。

（三）机制不完善导致分配差距再次拉大和社会分化的风险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另一项基石和重要保障。如前所述，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十分严重，反映收入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近年来已经逼近0.5的警戒线。有研究测算中国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甚至达到收入最低10%家庭的五六十倍，严重影响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在于两大方面：第一是政府及其代理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较大。居民收入份额在近十余年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这是总需求中消费率很低而投资率很高尤其是政府投资高企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国民财富以过高的税、费、经济租、非法收入等形式向政府及其各类代理人迅速集中，居民的收入提高难乎其难。

第二是城乡分治造成的“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分治把13亿人口变成了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呈现不平等待遇。不同的身份，使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参与市场竞争在起点上就变得不平等，在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就业状态、创业环境等方面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差距。

贫富差距关乎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影响了社会稳定。不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动力的需求和投资都会有相应的消极影响，也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抵触情绪。虽然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导致种种不满，但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在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的条件下，弱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会更不稳定，而在资产升值的情况下则加剧了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随着低收入群体被弱化，其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一些事情处理得不公平或不透明成为其宣泄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贫富差距拉大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而中产阶级向来是政治发展的基石。在许多国家，街头政治逐渐取代了议会民主，保护主义及排外情绪挤压了多边合作，在社交媒体的协助下，所谓的“暴走快闪”迅速蔓延，很可能演变成群众运动，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