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三五”时期国际形势

尽管国际金融海啸已逐渐退潮，世界经济也在步履蹒跚中走出衰退。但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与变革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各国产业、人口、收入分配等长期性的结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应矛盾还在不断积累；政府与金融业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依旧脆弱，债务风险时隐时现；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不一，发展失衡状态进一步延续；新技术领域国际竞争激烈，新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形成；旧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但新规则尚不清晰；各国财政、货币、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多有分歧，相应的宏观政策步调失衡；地缘政治斗争加剧，部分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乃至恐怖主义抬头；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不仅引发市场动荡，而且对国际利益格局产生较大冲击，并成为地区冲突的又一重要诱因。

上述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对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逐渐步入新常态，其所面对的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都同各种外部因素紧密交织。因此，在探寻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时，国际视角的重要性空前提高。

有鉴于此，我们试从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新常态、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下的全球分工体系、国家间竞争加剧与中国崛起成本上升等三大方面，展望未来五年至十年的国际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中国将面临的外部机遇与挑战。

（一）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新常态

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二十多年，是全球经济大繁荣的阶段，一般被学界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化和全球化的综合产物。从“大稳定”转变为大危机，并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如果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处在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预示着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周期的开始。

从基础技术创新的角度来，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五次长周期，其中，第五次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期在1980～2007年。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大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开启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繁荣周期，也构成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阶段。对此，罗斯托（1983）在30年前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有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五个周期的上升”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在对世界经济发生作用和施加影响。2007年，以次贷危机爆发为起点，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长周期角度看，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动能消耗殆尽，世界经济进入到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下行阶段。而这也成为新旧常态的转折点，全球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

全球新常态的最主要特征是所谓长期停滞，这一概念总括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大体趋势与特征。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尽管开始复苏，但美国、欧洲、日本等有陷入“长期停滞”的迹象。这一观点由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在2013年底提出（Summers, 2014）。其主要含义在于：由于实现充分就业并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的实际利率（即自然利率）处于较大的负值区间，远低于现行的实际利率，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因“利率零下限”（Zero Bound）而失效（如以降息扩充流动性），进而出现投资不足、消费低迷、就业不充分、实际产出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等经济停滞现象。

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据戈登测算（Gordon, 2012、2014），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20世纪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年至今TFP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1930～1980年间增速的1/3。另有研究显示，由于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也步美国后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

二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素，21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更为悲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而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

三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Piketty和Saez, 2013），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

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变为现实。如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近六年间，在流动性普遍宽松的环境下，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仍旧没有回到此前的增长路径（Reinhart和Rogoff, 2014），甚至出现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意味着增速下降的长期化。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好转迹象，特别是第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5%（年率），创下了11年以来的新高，而美联储也在此时开始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但这些迹象还远远不能说明美国经济就此开始强劲复苏。实际上，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全年GDP仅增长2.4%。这一数字在近年来并不出奇，更慢于危机前3%的趋势增长率（即1990～2007年美国增长率的平均值）。同时，较之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表现则更为逊色。特别是两大经济体都在此时陷入了公共部门债务高企、私人经济活动停滞，以及通货紧缩隐现的困境之中。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新常态的提法也同样适用。尽管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如仅聚焦于经济放缓，则可以归结为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大类因素。在供给侧，第一，步发达经济体的后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由此收紧，工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第二，在后发国家同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技术外溢对增长的贡献减弱；第三，在经历长时间的粗放式发展后，新兴国家的资源环境约束也趋于紧张。而在需求侧，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新兴国家以高储蓄、高投资为特征的增长驱动模式弊端渐露，普遍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现象；第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国内市场扭曲严重等原因，新兴市场的国内消费持续低迷，特别是难以在短期内弥补投资需求的下降；第三，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整体放缓，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且前景不容乐观。

（二）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下的全球分工体系

本轮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既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被打破，全球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在新的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看新技术革命。在全球经济增长遭遇逆风的同时，以互联网、再生能源、数字化制造三者深度整合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悄然而至（里夫金，2012），并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在生产力上的又一次飞跃。可以想见，这轮技术变革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通信系统、能源模式，乃至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在这一潮流之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经济体将面对不同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多个维度的既有优势，新技术革命将最有可能在发达经济体发生，并进而强化后者在分工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如在近年来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归中，更加强调制造业中的创意设计与数字化，绝非简单的工厂设备回迁。而与此同时，德国也提出了以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工厂等为核心的“工业4.0”发展战略。值得一提的还有21世纪以来机器人产业的崛起。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凯菲（Andrew McAfee）研究了这一快速的转变。他们在《人工对机器》中写道：“最近的机器人对人类技能的替代速度和替代范围有深远的经济影响。”在他们看来，低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出现预示着规模足以与20世纪农业技术革命相媲美的巨大变革，农业革命导致美国的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当初的40%降到了如今的2%。麦凯菲认为，此次变革不但可以类比于农业的工业化，同样也可比肩20世纪制造业的电气化。机器人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重获制造业优势的重要砝码。当然，发达经济体由于处在创新的最前沿，也意味着可能承担较大风险。如何减少、分散此类风险，调动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一方面，面对新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处于相对接近的起跑线上。这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后发国家也普遍具有摆脱旧有格局，争取向“中心”靠拢的积极性。此外，在“大稳定”时期，后发国家普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而在经济、科技、文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其迎接新技术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基础。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将会进一步倾向于位于价值链两端的设计研发和市场开发等活动的贡献，压缩价值链中端的劳动贡献。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收紧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借助新技术革命发展新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实现向价值链两端的延伸，将逐渐被边缘化，直至被排除在“中心－外围”的分工体系之外，陷入尴尬的“中等收入陷阱”（Gill和Kharas, 2007）。这一前景对于正在扮演“世界工厂”的中国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

再来看国际新规则。面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分化重组，发达经济体还酝酿重塑国际规则，以此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一是国际货币体系。在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下，以美元等西方主权国家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种种弊端充分暴露。特别是作为货币霸权的美国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不仅造成了全球优质储备资产不足，而且使美国自身陷入了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之中。在此背景下，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宣布它们已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在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进入第七个年头之际，全球六大央行联合推出货币互换升级版，清晰地表明，一张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排他性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网络已经形成。这个网络事实上已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机制内在地连为一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互换不仅涉及互换国之间的货币流动，而且涉及彼此间货币的汇率安排，进一步则涉及互换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换言之，完备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备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储备货币选择、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在互换网络中均有明晰的对应体现。这种安排的长期、无限和多边化，十分清晰地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对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向的偏好。换言之，主要央行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货币互换网络，或许就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架构。

二是国际经贸规则。发达经济体不满于传统全球化的模式，欲重塑全球化格局。特别是在经贸和国际投资领域，自2011年开始，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相继展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议”（Ti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的谈判，反映了区域间分工调整的新的多边架构。美欧试图通过改变规则提高其自身优势，并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国际竞争局面。其做法包括：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试图通过确立“竞争中性”原则来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和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以及通过在环保标准、劳动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治理结构、账目透明度等多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制约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发展空间。

（三）国家间竞争加剧与中国崛起成本上升

如果说“大稳定”阶段，主要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间的竞争（背后有国家的支持），那么，危机以来，国家间竞争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本轮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既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被打破，全球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在新的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国家间的竞争势必加剧。

回溯历史，全球分工体系的扩大也是外围和边缘地区不断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发端于欧洲，在其初创阶段即有了复杂的国际结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生产中扮演不同角色，也处在不同的分配地位。早期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Statism），因为全球分工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强大的国家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

本轮经济危机前的全球生产主要由三类分工者构成：金融－创新国、资源国和生产国。创新活动需要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对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和灵活性要求很高。美国在危机前的很长时间里都承担了全球生产引领者的角色，其金融体系和创新机制在互联网时代催生出一大批创新企业。资源国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比如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另一种是某种矿产资源富集区，以中东地区为代表。生产国从低端产品到高端产品，构成逐渐上升的梯度。低端产品生产国需要的禀赋主要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国梯度越高，资本和知识就越来越密集，劳动密集度下降但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这三类分工者各有其典型代表，但是也有国家处在相对模糊的地带，兼具多项分工角色。

这种分工格局总体来说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快速扩张。但是长期来看它并不稳定。首先，资源国和生产国相对于金融－创新国会有持续顺差，造成严重的全球失衡，孕育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次，金融－创新国虽然会获得超额垄断报酬和金融利益，但是国内会累积很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再次，生产国的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在寻找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还需要在分工体系中重新自我定位，从而对其上的在位者构成挑战；最后，全球的快速增长还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跟随劳动力成本一起上升的是环境成本，即一方面环境在不断恶化，另一方面人们的承受能力在减弱。

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是对此前分工格局的一次颠覆和调整。美国在继续保持金融和创新优势的同时，通过制造业回流加强其生产国地位，通过页岩气革命又成为一个能源大国。同为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调整和经济复苏要慢得多。在近期的石油价格下跌中，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能源国显示出其经济的脆弱性。在全球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生产国之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这在手机和汽车等产品上表现非常明显。总之，未来国家间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不会是战争和军事对抗，而是经济竞争，即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通过引领全球技术潮流和主导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制定，使本国能够在全球分配中获取最大利益。

正是因为国家间竞争加剧，中国崛起的成本也在上升。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指出，一些大国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依靠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其国际竞争力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逐渐增大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后发国家的赶超和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复杂而艰难的发展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对象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与过去30余年相比，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崛起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全球范围内很多新兴大国（包括人口大国印度）都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其对全球资源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面临的环境约束也在增强（包括各类减排协定），这就使得中国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成本在上升。

其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在国际社会中声音的增强，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相应增大。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因此未来需承担更多责任，搭便车的机会大大减少。

其三，由于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以及国家间竞争加剧，需要我们动用更多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资源来应对，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这比起过去来，成本要高得多。

（四）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

从全球整体看，在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渐失和以要素驱动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行将终结的大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着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各国开始转入以科技和人力资本为基础，以新技术革命为手段，以产业价值链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竞争。与此同时，国际货币体系、贸易规则、政治秩序等也将出现异彩纷呈的多元化趋势。总体说来，这样的国际大势同现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基本契合。中国正可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升级、需求调整、要素优化等途径，加快自身的结构转型。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世界体系的构建之中，特别是要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安全等重大事务中勇于担当“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变以往主要聚焦于发展外贸、引进资金与技术的低层次对外开放战略，更须摒弃在全球化中“搭便车”、一味依赖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等狭隘的发展思路。

当然也需指出，后危机时代也是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转型期。国际竞争将异常复杂、激烈，各种经贸、金融、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冲突更为频仍且往往相互交织。为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将需要动用更多、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较之以往，这一挑战不仅更为艰巨、成本更高，而且中国在此方面也尤其缺乏经验。为此，中国需要在一个全面的、长远的、面向新时代新问题的对外开放战略框架下，在了解、尊重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充分整合自身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战术、方法、手段、途径，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