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三五”时期国内形势

本文对“十三五”时期国内形势的分析不拟面面俱到，而是选择若干具有趋势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特征的重点问题进行分析，旨在阐明问题要点、分析基本走势、探寻政策着力点。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增长潜力和重大挑战。

（一）发展趋势

以下从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四个方面，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1．消费结构升级

从总需求结构的角度考察，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一度呈现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特点。如表1所示，在经历了2008～2009年的剧烈波动之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基本稳定在－5%～－2%的区间内，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

尽管如此，居民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仍旧是制约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国家统计局统计以消费占支出法GDP比重核算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即由1978年的48.80%逐步下降到2012年的35.78%, 34年间下降了13.02个百分点（见图1）。

与中国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消费一直是宏观经济中最平稳的变量之一。如表2所示，各国的消费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的较高位势，且总体平稳。这反衬出中国居民消费率数据出现的持续偏低和大幅变动的确是异乎寻常的。尽管中国的统计核算体系从MPS转入SNA所带来的变化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消费率的低估，但中国居民消费率总体偏低仍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基本事实。这也表明，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有着巨大的潜力。

进入“十二五”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态势已得到了初步遏制。2010～2013年，居民消费率持续回升，2013年的居民消费率已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不过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消费率水平是一个受到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长期因素制约的慢变量，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样也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从国际经验看，新加坡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居民消费率也是整体稳定在类似于我国现在这样的偏低水平，而在起飞完成后居民消费率才逐步提高。这表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可能是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趋势和结果，并非短期政策作用的结果。因此，提高消费率不能单纯依靠总需求管理政策，而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长短结合、供求并重。在当前中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特别要重视通过创新供给激活消费需求，即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从而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推出能更好地激发消费者欲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引导消费者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稳步提高消费率。

从“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角度看，增加居民收入只解决居民是否“能消费”的问题，并不能直接提高消费率；在给定收入增长的前提之后，设法提高消费倾向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所在。在通过社会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制度改革解决制度不完备、不确定性较大等导致居民不敢消费的问题之后，以供给端的变革促使消费者“愿消费”将是今后五年提高消费倾向的主要努力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一直快于消费增长的速度，这表明服务消费偏低拖了整个消费增长的后腿，服务消费增长潜力巨大。近年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热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但服务供给仍然不足、服务价格总体过高。

具体而言，我国的服务消费发展存在两大瓶颈，即行业垄断和部分服务业发育不足。一方面，在和生产性服务息息相关的同时又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行业，比如金融、快递、物流、电信、通信、网络等，目前还存在很多行政垄断，导致市场准入门槛偏高、市场进入不充分、供给数量不多，而且市场竞争不充分推高了价格。另一方面，在纯生活服务业，比如家政、养老、美容美发等，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行业发育不充分，产业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达到规模经济，从而导致供不应求，推高了服务价格。

因此，发展服务消费将是创新供给激活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我们应当抓住服务业大发展的机遇，努力破除行政性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同时通过财税、金融、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政策，提高生活性服务业的组织化程度。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企业家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创新活动，全面增加有效的服务供给，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2．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短缺是全球性现象。受城镇化、人口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促动，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出现非常大的缺口。OECD预测2010～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达到53万亿美元。另据毕马威估计，2013～2030年间全世界需要57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才能与GDP增长节奏持平。这超过了所有现存基础设施存量价值的总和。在57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是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最主要领域。

而在国际比较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巨大。根据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初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图2关于人均公共资本存量的比较，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中国处在EDA分组）。

我们认为，就中长期增长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将非常重要。它不仅在短期内能够提振需求，增加产出（见表3），而且可以在长期内提高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以及提升人力资本。

一是扩大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从长期增长角度看，在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投资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扩大与企业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提升有关的投资，有利于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建设。在短期内，投资是扩大内需、稳定经济的主导力量；但在中长期内，投资则会形成生产能力，影响供给面。因此，未来的投资如能投向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供给效率的领域，将有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发达国家致力于推动“再工业化”、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在产品、技术、组织等各个层面持续不断地实施创新活动，并加快应用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从而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特别要指出，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常常将加速折旧作为走出危机的强力措施来采用，借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一做法势必加快设备投资的现金回流，更有利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值得中国借鉴。

3．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推行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例如，美国提出“制造业行动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欧洲提出“未来工厂计划”，等等，于是，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趋势。

制造业信息化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这些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当前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的出现，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3D打印、虚拟制造、工业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等一大批新兴生产技术集中、加快突破和应用，特别是与新兴产品技术相结合，不断改变传统的生产范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成本、质量、功能、开发速度等全方位的综合运营指标优化。一个完整的技术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导入”和“拓展”两个阶段，那么“十三五”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换的重要阶段，是新技术、新发明完成商业化的关键阶段，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将空前激烈。

由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重组与技术变革尚在起始阶段，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某些产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对我们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例如，在云计算等大数据处理技术方面，我国企业已经取得长足的突破，与前沿技术的差距快速缩小，技术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集和处理成本，直接推动了国内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相关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还应加强生产工艺提升、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和前沿技术突破，实现制造业向技能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一体化产品升级。中国企业需要通过在前沿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领域的投资和研发，努力在若干产业部门抢占工业技术制高点，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行列。

目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但我国的服务业目前多集中于低端，生产率相对较低。故而当我们欢呼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同时，应高度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问题。稳步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正是提升服务业效率的可行途径。

“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一种新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始显示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所谓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表现为产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工业设计、会计、法律、金融等服务性要素的投入不断增加和内部服务职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围绕实物产品的附加服务，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不但成为提高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附加价值的重要途径，而且有助于制造业减轻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我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应当遵循一条从“内部服务化”向“外部服务化”转型的过程，循序渐进发展服务外包。在“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

4．开放型经济发展

我们从商品进出口和资本流动两个方面来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势。

在外贸方面，2014年全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远低于7.5%的年初预期目标，其中进口增长0.4%，出口增长6.1%，这已是外贸增速连续第三年未达到既定目标。

从国内因素看，综合要素成本攀升、人民币被动升值、制造业景气萧条是进出口持续下滑的直接原因。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长周期的繁荣已转为震荡复苏，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被贸易保护主义遏制，中国在部分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所取代，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外贸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五年，中国将处于传统出口优势丧失，外贸竞争新优势还未形成的“青黄不接”时期，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势在必行。

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贸易，这是一个长期趋势。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既要立足于提高某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逆差，又要容忍某些行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维持逆差状态。我们认为，鼓励服务贸易发展将成为中国适应外贸新常态的重要政策抓手，外贸综合服务和跨境电子商务则是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供应链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单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契约关系，而是战略联盟的高度协同，供应链管理运营商与产业链上的其他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结成伙伴型合作关系，随着价值链的延伸，其获利方式不再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一个节点的获利，而是整个价值链的利润。因此，发展包括融资、通关、退税、物流、保险等外贸环节在内的外贸综合服务前景广阔。2013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达到3.1万亿元。商务部预测，2016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将增至6.5万亿元。在传统外贸年均增长不足10%的情况下，中国跨境电商却保持着年均30%以上的增长。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已经逐渐形成一条涵盖营销、支付、物流、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

当然，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商品出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出口商品如果具有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带动产业链内的各类产品升级、更新换代乃至整条产业链改造。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正在推进，制造业的模块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成为新潮流，而这些新产业能否成为未来我国的支柱产业，关键还要看其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占领国际市场。因此，出口商品能否被国际市场接受就成为检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成效的试金石。

在对外投资方面，近年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39.8%，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到2014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与同期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仅相差35.6亿美元，这是我国双向投资按现有统计口径计算首次接近平衡。如果加上中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达14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在“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干预不断减弱、全球投资企稳回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提速的新形势下，国内投资者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利用全球市场获取利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加速增长。

其中，“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将尤为深远。目前我国已与十余个邻国签署了陆地边境口岸开放及管理问题的双边协议，协议开放口岸百余个，边境地区利用外联快捷、物流集中的优势，发展了旅游、物流仓储、加工、投资等经贸活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使这种经济贸易活动扩展到更多领域并辐射更广泛的内陆地区。从投资角度看，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在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储蓄率过高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鼓励企业走出去，推进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金砖国家银行，创建区域性集体金融安全网等措施，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的周边发展中国家，并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生产、绿色发展、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我们还可以此为契机，加快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构建中国企业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

进一步说，在新的开放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力求体现互利共赢，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培育成为现代跨国公司，构建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要把互利共赢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立足点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导方针，以建设自主国际化生产经营网络作为战略目标，来规划企业海外投资并建立与此相关的服务促进体系。

（二）增长潜力

1．储蓄仍然较为充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持续在高位运行，支撑了长达30余年的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从长期视角看，有两类因素导致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一类是人口结构因素，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年轻工作人口比重的增加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从而产生进一步的储蓄率提高效应。另一类是体制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资源价格上涨、垄断利润上升和国企不分红等制度因素导致企业储蓄率过高。两类因素叠加，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

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是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和各项制度改革的推进，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和企业储蓄占比下降的趋势初露端倪（见图3）。不过，发展阶段因素和制度因素都是在短期内相对稳定的因素，在五年左右的中短期内，中国储蓄率总体较高、资金供给总体充裕的格局不会改变。这就使得未来几年中国仍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供给来继续支撑一定速度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关键问题是如何完善金融体系，将资金配置到效率较高的生产部门，将这种发展潜力转化为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率。

2．工业化与城镇化潜力依然较大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引擎。未来5～10年，这两大引擎将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已经步入中后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发展潜力已经耗尽。恰恰相反，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制造业先进行列的关键阶段。这是因为，中国工业化是沿着西方发达经济体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推进的，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一些生产规模大、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国产产品（如纺织服装），技术、质量和档次并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即便一些国产产品的整机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关键零部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从国外进口。未来五年中国需要加快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改善劳动生产率，推动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和极致化，构建综合性产业竞争优势。如能沿着这一轨道前进，工业的这一转型升级过程必将带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另外，中国的服务业已经开启快速发展的进程，服务业产值比重已经超过了工业。服务业的大发展将通过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增强发展持续性、提升制造业的人力资本等渠道推动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城镇化逐渐成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化还有相当的潜力。当前要注意切实改变“摊大饼”式的旧有城镇化模式，推进基于城镇化的综合配套体制改革，变城乡分割为城乡一体化，从等级制城镇化变为居民权利较为均质的城镇化，抑制土地城镇化，加快人口的城镇化，并基于新的居民形态建构城市、城乡和空间秩序的新体制，提高城市人口密度，提升人力资本和城市的聚集功能，重塑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如此一来，城镇化就会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切实提高经济的供给效率。

3．提高劳动参与率和提升劳动力质量，获取新的人口红利

尽管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我们仍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

另外，从劳动力质量，或者说从人力资本角度看，由于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胡鞍钢等（2011）的测算也证实，中国自2000年起就开始出现净人力资本红利，而且直至2030年，净人力资本红利是不断提高的。这表明未来五年到十年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将是人力资本充足的劳动者，能够较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当我国的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常态以后，报酬递减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即使不断投入资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投入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回报，它的回报水平逐渐下降。报酬递减规律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就是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不过，目前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智能机器人的大量使用，有可能有别于此前一般机器的使用。机器人的使用与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最本质不同，是前者可能不会很快遭遇资本报酬递减。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机器性能的变化相对缓慢，比如蒸汽机，其性能每70年才翻一番，但计算机就不一样，它遵循摩尔定律（Moore's Law），数字计算能力大约每两年就提升一倍。这使得智能机器人的效率提升是指数型的。因此，就投资而言，不同年份相同的投资，可能获得的是性能更高的智能机器（人）。这就大大延缓了报酬递减。

正因为如此，在对待机器人问题上，不能以过去机器替代劳动的老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应对策略是：一是在劳动力逐步短缺的情况下，除了以延长退休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等方式来应对外，还可以提倡用机器人来替代劳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二是重塑教育机制，让更多的人可以“与机器合作”，而不是跟它们竞争；三是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促进人们创业，从而催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岗位（机器人毕竟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

4．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仍能享受部分技术赶超红利

全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3/4来自对于现存最佳实践的广泛应用——也就是说是一种赶超型的生产率提升。这里所提供的积极的信息是，所有这些机会（最佳实践）我们都知道且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新兴经济体推动生产率进步有82%的机会来自赶超，只有18%是靠自主创新。作为对比，发达经济体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有45%得靠自主创新，借此推动生产率的前沿进一步往外扩展（MGI, 2015b）。

中国目前仍处于赶超阶段，因此，仍能享受部分赶超红利。特别是在科技没有重大新突破的情况下，赶超型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利用传统技术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于新的技术革命浪潮视若无睹，相反，我们需要紧跟技术前沿的可能变化，花大气力，尤其在制度与政策支撑方面，为迈向技术前沿做出努力。毕竟目前阶段不同于三十余年前。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逐步完备，技术基础较为扎实，有了自主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经过较长时间的模仿赶超，我们离前沿技术越来越近，有某些领域，和发达经济体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赶超空间已经不大。从而，在“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长时间内，在充分利用技术赶超的同时，需要把自主创新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5．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改革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基调。

从增长动力角度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推进各类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这包括土地要素（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资本要素（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发展）、劳动力要素（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些改革如能在未来五年顺利推进，即便要素投入数量不变，也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则意味着政府将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而且将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从而降低创业创新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的落实将会通过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提供新动力。

6．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获取新的全球化红利

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处在不断创新与重新修订之中。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力量的相对下降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相对增强也会逐步反映到全球发展规则中，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机遇。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历史契机提升我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这包括：①推进对外的自贸区谈判以及国内的自贸区试验，扩大贸易增长空间；②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竞争力；③参与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规则谈判。由于这些会影响未来的全球产业发展布局、各国责任和成本分担，因此，参与这些谈判将使得中国的相关产业更具竞争力，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有利。这些新的全球化红利显然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又一动力来源。

（三）重大挑战

1．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余年，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奇迹”。然而，“奇迹”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违背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1820年以来，西方12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呈现先加速后减速的钟形演变轨迹：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各种生产要素不断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效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使得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稳定地提高；20世纪70年代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是一个转折期，国际货币体系危机、黄金非货币化危机、两次石油危机和滞胀危机接踵而至，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困境，此后，各种生产要素不断从效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向效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转移，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持续降低。

与发达经济体一样，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是在充分利用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后发优势、推动技术进步的结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成本抬升、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趋势性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经济将彻底告别9%～10%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导致减速的上述因素大多不是经济政策失当造成的，也并非经济周期特定阶段的冲击使然，而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根本性转折造成的。因此被称为“结构性减速”。

在7%这一较以往稍低的增长速度平台之上，储蓄、投资、消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利率、汇率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国民经济运行中积累的若干矛盾和风险“水落石出”，使得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不过，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如果我们能够用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就可以倒逼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出口驱动、要素投入驱动的阶段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最终走上消费驱动、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需要保持定力，冷静分析中国经济变化的客观规律，又要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全面调整理念、心态和战略，迅速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通过持续的努力完成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2．人口老龄化

三十余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又导致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老年人口比重相应提高，从而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这就是“未富先老”现象。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估算和预测（UN, 2009）, 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4%，远高于发展中国家5.8%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根据这一预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将持续提高数十年，2020年将提高到13.6%, 2030年达到18.7%，与发达国家2010年的平均水平相当，2040年快速攀升至26.8%, 2050年则高达30.8%。从实际情况看，“十二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呈加速的态势，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和低水平已持续多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向未来看，中国在2024年就业会达到顶峰。并且，在未来50年，中国劳动就业会下降近1/5（19%）（与之形成对比的，印度在未来50年劳动就业会增加54%），见图4。

“未富先老”意味着，中国将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太高、劳动力需求仍然较旺盛、养老资源相对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迎来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水平快速上升、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的局面。劳动力短缺将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而老龄化也将降低我国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这就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保政策的设计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素质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和养老能力的可持续都是未来中国有效应对“未富先老”现象的负面效应所必须做好的功课。

3．金融风险

“结构性减速”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重要表现就是金融风险显现。这里可以用全社会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来衡量金融风险的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产负债表课题组的研究表明（见图5）, 1996～2013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113%上升到232%，增加了1倍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3年232%, 5年上升了60多个百分点。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方面，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8%（见表4），已经接近国际上60%的警戒线标准，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为121%，远超过OECD国家90%的安全阈值。

另外，即便就国际比较看中国的总杠杆率（见表4，这里是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未计入金融机构债务），尽管比很多发达国家要低，但远高于巴西、印度、俄罗斯，同时也高于德国。以投资驱动增长、债务增长（或者说信贷扩张）支持投资，是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基本模式，但这一模式如果延续下去，就不得不面临杠杆率进一步攀升的挑战。

实际上，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开始下调，财政收入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在中国现行税制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幅度更大。我国间接税的比重高，资本货物、原材料、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税收贡献较大，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占比偏低，财政收入增长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大。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已经呈现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一位数增长的减速态势。德意志银行的测算表明，2015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可能急速降至1%，而地方财政收入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增速将降至负数。与此同时，政府的负担并不能减轻。其结果就是政府负债上升、赤字上升。

如果进一步考虑产能过剩引起的不良贷款率上升、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坏账以及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这些与地方债务一起，将使得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剧。

4．生态环境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生态环境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领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状况不容低估。希望“十三五”成为环境生态发展的拐点（即不再恶化而是有所好转），难度非常大。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中指出，以细颗粒物、臭氧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物日益严重。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各种污染物随时间累积，在空间集聚，呈现污染源多样化、污染范围扩大化、污染影响持久化特征。经济增长、人口增加、能源资源消耗和城市扩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进一步加大，6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能达标，中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比起经济金融安全，生态安全是更为根本的涉及民生甚至百姓生存的方面，至关重要。

以下几个趋势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煤炭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对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等指标任务的完成构成了很大阻力。2011～2012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量近2亿吨标准煤，与“十五”“十一五”时期增量基本持平。而且，煤炭作为短期唯一能够大幅度增加供应的能源品种，消费量也快速增长。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一直在70%左右。如果能源消费总量继续保持上述增长趋势且能源消费结构不能有效改善（即煤炭占比不能显著下降），将对节能减排构成持续的阻力。

第二，资源生态类指标中质量效益指标缺乏，森林考核指标以蓄积量和覆盖率两个数量指标为主，没有森林的质量指标，导致历次森林资源调查的蓄积量和覆盖率指标快速增长，但森林资源整体质量出现下降。

第三，如图6所示，21世纪以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出现急剧上升，并超过了美国。如果继续目前这种增长趋势，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二氧化碳的历史累计排放量也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即使不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压力也将空前巨大。

5．包容性增长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表明收入分配状况趋向好转（见图7），但并不能说明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见顶。这是因为当前的基尼系数下降很多是政策性因素造成的，而非市场行为和机制制度使然。

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不足的问题根植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性不平等，例如，政府的行政垄断遍及经济领域，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少有自由决策空间，薪酬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附着于官员等级制上的特权并存，等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行政垄断的领域缩小，个人的经济自由增加，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被打破，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有所增强。不过，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尚未完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平等尚未完全实现，从而造成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竞争，并使得不平等竞争的后果继续复制并加剧不平等。这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对社会不公的批评却日益强烈的症结所在。

针对这种情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就业、社保、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都已经开始破题。不过，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提高增长的包容性仍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第一，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方面碎片化现象严重，统筹层次低，且区域间不可转移、接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固然可收到迅速扩大覆盖面之功效，却也给保障体系的可转移、可接续造成了制度障碍。如何将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与扩大社保覆盖面统一起来，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二，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的加快，区域间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这就意味着进一步通过转移支付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的难度正在加大。未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可能在于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公共资源出让制度和收益分享制度等体制变革，而这些改革都涉及存量利益的调整，要全面推进实非易事。

第三，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劳动力市场总体将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然而，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却不容低估。未来五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经济增长率势必有所降低；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济波动势必引发周期性失业的增加。另外，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正在凸显，同样值得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