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丛报》的负责人和撰稿人

《中国丛报》索引的作者列表中，共有100多位撰稿人，绝大多数的撰稿人只是贡献了一两篇文章，而裨治文则提供了超过400篇稿件，还有其他一些作者也提供了较多的稿件。只有占很小一部分比例的稿件是匿名撰稿，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出其作者。为了研究方便，本章将《中国丛报》撰稿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零散撰稿者；第二类是主要撰稿者，代表人物五个，他们是裨治文、卫三畏、马礼逊、马儒翰（Robert Morrison）和郭实腊。

（一）《中国丛报》的零散撰稿者

第一类零散撰稿者的身份大都是传教士或者商人，其他还包括英美官员、翻译、医生、印刷商、船长、传教士的妻子以及中国宗教皈依者。学者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在分析《中国丛报》撰稿者人员组成时指出：“《丛报》的撰稿人人员组成其实就是在中国的 ‘英美精英人群和研究人员’……”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其中的一些作者及其身份：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而后成为英国驻华大使，1888年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教授；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一位中国文学专家，而后成为广东省的贸易主管，1844—1848年成为驻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宝灵（John Bowring），杰里米·边沁和拜伦的亲密朋友，较为激进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合编者，1854—1859任香港的第四任总督；顾盛（Caleb Cushing），一位非常杰出的律师和外交家，曾经在1844年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伯驾，中国第一家西方医院的创立者。

《中国丛报》绝大多数的撰稿人为传教士，而这些传教士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传教士们都是非常热衷传教以及道德说教的，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优越性确信无疑，文明、谦逊这些特质是很难被其用于改变其他人的信仰。存在于传教士头脑中的因有偏见和西方的思维定式，使得很多传教士认为中国人除非吃饭时能够习惯用刀叉，否则是很难进行改变的。因此，“将科学的光芒和纯正的基督教倾泻到地球上的所有黑暗的地方”就是《中国丛报》所赋予传教士们的使命。在传教士的心目中，在基督教进入中国前，中国人是一个有较高文化水准和较长伦理和宗教传统的这样一个种族人群，但遗憾的是，中国自身的伦理和宗教并没有拯救中国人，中国人就像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中一样。甚至有很多传教士故意散播和编造中国道德沦丧和黑暗面的“故事”。事实上，这也和发源于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强烈的反宗教传统的思潮有一定的关联，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发现只有去勾勒和描绘中国面临的可怕现实状况，才能去说服自己的国民目前中国是多么需要基督教的拯救。马儒翰观点甚至有些极端，他声称在中国的孔孟之道和那些所谓“神圣”的作品，如果将其与他们的《圣经》相比，都是“毫无意义”的。鉴于传教士一直持有如此固执的观点，因此那时中美两国是没有什么信仰交流的。

《中国丛报》的第二大撰稿群体是商人，尽管这些商人们参与了《中国丛报》的撰稿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太大的文化影响，这倒不是他们的错误，就像一些商人如罗伯特·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罗伯特·桑姆（Robert Thom）和查尔斯·金（Charles W. King）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文化人”，但在那个年代，商人是中国社会阶层中的最低层级之一，因此即便西方商人很希望能够将其观点传递给中国人，但是机会较少。事实上，大多数商人本身对中国文化是不感兴趣的，而且他们对汉语和文化产品是陌生的。据统计，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大批商人到达中国之前，只有3人能讲汉语。因为不能够流利地说汉语，这些商人们在中国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因此，《中国丛报》的另外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让在西方的商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然后不断地督促他们了解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即使仅仅为了他们更加便利地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大多数在中国的商人仅仅关注他们的商业利润，对于可能限制和干扰他们“最重要”的商业活动的中国人是无视甚至是轻视的，而且这些商人也和传教士一样普遍存在着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偏见。

总体来讲，这些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是有共同目标的。两个群体都是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西方对其的影响和渗透。商人们都毫无疑问地相信被基督教同化和影响了的中国人会更加倾向于去买西方的产品，而传教士们则相信商业活动也可以让中国更加熟悉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为他们更加顺利传教铺平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和商业活动是互为补充的。因此，尽管他们有着毋庸置疑的知识和经历，传教士们和商人们很难被认为是能够提供关于中国的可靠知识和信息的，这些人在来中国前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的成见，始终抱着他们自身的优越感和决心将中国人皈依为自己特有的哲学思维，不论是基督教还是自由贸易。通常来讲，他们之所以努力去了解那些关于中国的事物，并不是基于学者的兴趣，而仅仅是作为实现这些目的的一些手段。

（二）《中国丛报》的五位重要负责人兼撰稿人

前面所提及的五位主要撰稿人，除了郭实腊的观点和行为较为犀利外，其他四位在性格和视角上与1830—1850年居住在西方的传教士们大致是一致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在认知水平和知识体系上是高于他们的同伴的。他们较其他在中国的西方人而言，对中国更是充满着兴趣，相应地也有着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见解。因此，他们在《中国丛报》的撰稿上具有主导地位，因此，比起那些信息相对闭塞的传教士和商人，他们的偏见和扭曲的观点相对较少。

由于篇幅的原因，下面仅对《中国丛报》的五位主要负责人和撰稿人进行简单介绍。

①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裨治文，美部会传教士，是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22岁开始在安贺斯特大学（Amherst College）深造，1826年毕业，到当时以差遣国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华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在校的时候，裨治文对国外宣教的呼召，越来越关注。裨治文是一位有远见的宣教士，怀有奉献精神，事奉的热诚。作为《中国丛报》的主编和主要负责人，他认为学习中文，应该包括文化、宗教，注重“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裨治文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在汉学方面成就卓著，他心怀热诚奉献的精神，具有特殊语言天赋和透彻的分析能力，治学严谨，学识博大精深，其对中国的研究被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器重。他不仅是第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1841年，他出版了《中国广东话注解文选》，篇幅达728页，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相互注解，简明易懂，对沟通中英语言文字有开拓之功。1842年，在裨治文的努力下，成立了美国东方协会，以研究东方为宗旨。后来，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成立，裨治文也参与其中，贡献颇多。鸦片战争时期，裨治文是美国人来中国探路的重要人物，他撰写的《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是美国人关于广州情况介绍的最早著作之一。

②卫三畏（S. W. Williams, 1812-1884）

卫三畏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他1833年来华，在美国公理会创办的印刷所当工人，学会了中文和日文，留心收集有关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资料。他在中国生活了40年，是《中国丛报》主要编辑和撰稿者，担任过《中美天津条约》谈判翻译，还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掌握着大量的一手资料，1844年出版了《中国地志》，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的地理分布情况和特点。1848年又出版了《中国总论》，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民情、风俗、人口、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都有概括的介绍，还附有《中华帝国地图》。这是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还曾返回美国作了一百多场演讲，形象而生动地介绍中国的民情风貌和古典文化。他撰著的《中国缀音字典》，收字一万两千多个，对中英文的相互变换大有裨益。晚年，卫三畏被耶鲁大学聘为中文教授，成为在美国讲授中文课程的第一人。卫三畏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美国著名汉学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其专著《中国总论》把中国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一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③马礼逊（J. R. Morrison, 1782-1834）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礼逊不仅是《中国丛报》创办者之一，而且是前期重要的撰稿人。据统计，仅1832年到1834年马礼逊去世前短短几年间，他为《中国丛报》撰稿达97篇。马礼逊的撰文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物产、哲学、宗教、对外关系等。

④马儒翰（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马儒翰，英国传教士、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传教士马礼逊长子，也称小马礼逊。他热心传教事业，遵其父遗命修改《圣经》汉译本，后与传教士郭实腊、裨治文等合作，完成《圣经》新译本。著有《英华行名录》《对华商务指南》。

⑤郭实腊（Karl Gutzlaff, 1803-1851）

郭实腊，亦译郭士立，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传教士、鸦片贩、间谍，生于波美拉尼亚，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进行侵略活动。当时的新教传教士，在战争问题上或明或暗持赞成态度；在鸦片问题上，则多是鄙夷和反对。而“只有鼓吹迫使中国 ‘开放’的郭实腊”，不仅作为翻译参与鸦片贸易，还在《东西洋》上撰文：“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而感到痛心……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对之，伯驾、卫三畏都在《中国丛报》上表明了反对意见。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实腊。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故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