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丛报》主要栏目和内容介绍

《中国从报》每期45页，裨治文为鼓励读者来稿，开辟了书评专栏，针对关于中国的不同看法和见解进行辩论，最终客观地看待中国。除此之外，裨治文还提倡大家研究中国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这些内容包括“气候，其温度变化、风力、降雨量对人身体的影响；还有土地，其矿藏、植被、畜产、肥沃状况及耕作制度；还有河流、湖泊和海洋的渔产情况”。可以看出，裨治文对《中国丛报》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一定要准确、真实、令人信服。

这份月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各个方面。裨治文在创刊号上概括性地提出刊物研究的四个方面：①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②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③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内容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④研究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创刊的目的，在于多方面搜集中国的情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山川地理、军队装备、矿藏物产等进行详细调查和介绍，也报道中外贸易、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讨论对华政策等。丛报以大量篇幅译介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农业、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丛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版面形式多样，刊发论文、游记、书刊评介、大事记、文件资料、通讯、书信、消息等。栏目丰富多彩，有关中国宗教、儒家文化、道家哲学思想，以及中国文学名著、书评、文艺杂谈、地方风土人情、古代及近代中国的名人逸事，甚至对中国各地名川山河、行政区域划分都做了详细的报道和论述。从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丛报共刊出了1378篇文章，从内容上分析，大致分为中国国情、传教、中外关系和外国状况四大类。

根据《中国丛报》的目录总索引，将《中国丛报》主要内容大致进行分类（见表1-1）。

（一）中国国情

1．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

在对北京的介绍中，作者充分参照了俄罗斯使团人员的日记、法国传教士对北京的描述以及从清康熙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叙述了北京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历史、城墙和城门、僻静的小巷、驻军、紫禁城、北京的18栋建筑和名称；皇帝的农耕仪式；北京的供给的来源等多方面的内容。

此外，《中国丛报》还对另一个城市，也就是其创刊地广州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开辟了“广州介绍”和“广州漫步”两个栏目，在“广州介绍”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广州的历史和现在；建筑和居民；广州地方官员和官俸；广东的文士和科举考试制度；学校教育；寺庙；救济机构；广州所属的广东省的地理位置和贸易；广州各国商船之间的贸易，1805—1833年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广州居民人数及特点；广州城商业；附城乡村的道路；进城权；德庇时致耆英照会；佛山纪行；各种方言；传教站；停尸房；医灵庙；回教庙宇；城北风景；炮台；古堡；奇特的墓地等。

在“广州漫步”这一栏目中，其用非常细腻的笔触介绍了广州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例如：矿地；小河；海关；码头；居民区的范围；拔火罐；尼姑；“猪巷”（即新豆栏街）；卫兵室；旧中国街（即同文街）；衣着和食物；弃婴；公堂；十三行街；中国人的射艺；广东洋行对面的海南岛；美国使馆内的教堂弥撒；罗大使的驻地；常见的一种刑罚；鞭刑；木偶戏；鲁班；工匠的始祖；灵堂；磨坊的工作；集市旁的苦力；人口；行政管理；公共建筑物；欧洲人登陆处；妇女赌博；失踪的儿童；马肉；鸦片窟；打板子；准备葬礼；有名的联兴街；两间书店；鸭舌；在广州的城墙上散步。还有鞭刑的刑具；一幅绘画；新年问候；火灾；中国新年的第一天；壁炉；中国绘画；等等。此外，一些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文章也在栏目中发表，比如《扁担上挑的流动图书馆》《马蜂窝做招牌的药店》《两个失明的弹琴人》《两个乞讨的小姑娘》《斗蟋蟀》《和尚化缘》《访问澳门》《沿珠江旅行》《徒步游览城镇》等，其中的很多文章摘录于一些私人的日记。栏目对香港这一城市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其位置、地形、面积、物产、地质特征、主要区域维多利亚诺、石牌等；原来存在于香港的地主们；港英时期的历史以及港英统治的建立、其政府、人口和前景。

《中国丛报》不仅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各省、府、县（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中国各省、府、县名称附录；18省以外的区域、镇和部落等的名称），还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各个省份的地志。所谓地志，就是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作为地方资料的汇集，是人们获取原始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丛报》介绍了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直隶、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厦门、西藏、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黑龙江、四川、甘肃等各个省份的地志，其资料包罗万象、丰富翔实，其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覆盖了各个行业、学科、部门，主要来源于政府文献、馆藏档案、图书报刊、金石碑刻、实地采访、口碑调查、测绘勘探等方面，综合记载了这一区域中的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面貌。此外，还有中华帝国边陲地区地志：主要地区的名称和边界、乡村概貌和各山脉的特征；珠江河道西域民族介绍等。

《中国丛报》还专门介绍了中国海岸，并说明由于以前对中国的海岸知之甚少，1831年阿姆士的使团才开始让人们对它有所了解，强调了对于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岸线进行了解和勘察的必要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南部、东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并对其主要地点、轮廓和区域特征进行介绍，并且着重介绍了沿海地区进行鸦片贸易的情况。例如，关于舟山群岛，就对其位置、面积、居民、物产和对外国商业的意义，行政区域、人口、物产与气候、地质情况、农业、商业及其潜力等各个方面进行详尽介绍。耶稣会士欧斯贝克（Osbeck）、英国使团等还对“中国自然历史”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试图全面了解中国各个地区的地质资料。

《中国丛报》中有关中国地理的文章分类，按照撰稿人认知的途径不同分为三类：①西方人通过文献对中国地理的认知，是以“面”的形式呈现的，主要是将中方文献及西方部分文献杂糅重组；②西方人通过航海勘测对中国地理的认知，主要以“线”的形式呈现，即西方人的勘测与游历进程；③通过直接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所撰文章对中国地理的认知，主要集中于五个通商口岸，此部分是以“点”的形式呈现的，体现于生活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传教士等西方人士对所处环境的描写。

2．有关中国政治和政府体制等方面的介绍

在这一方面，《中国丛报》中涉及以下内容：中国政府和政体的特点及主要原则；皇权的本质；人民的政治地位；社会等级；特权阶级；官吏的9个等级；中国政府的组织结构，包括了内阁、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掌管内外奏章、大理寺、刑事法院和翰林院等的介绍。对于当时中国的各级官府官员，他们任职的期限、权力分配、官俸，中国政府的监察制度和自我检讨制度的介绍；对于中国政策、法律、国家高官的职责和职场生涯，考验未来官员能力的科举考试和举行考试方法的介绍，并对其中的弊端如卖官制度和欺诈行为、无力控制腐败和贪污行为等进行了说明。对于中国各省府官员和组织机构的介绍，其中包括：①文官政府，其行政部分包括土地、财政和司法部门；学监、盐运司、粮食和商业管理机构、管理黄河的官吏、各种下属官吏等；②军事政府，中国军队的陆军和海军军官的任命。

对于北京地方政府组织机构——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宗人府、内务府、御林军、八旗都统及其下属鞑靼军队的机构等的介绍；对于中国低级地方行政官吏、其仆役以及一些存在的捕快受贿、低级官吏的勒索和残酷的暴行、下级司法部门向上级的上诉的困难、上诉的滥用、省法院案件的堆积以及申冤的困难的说明；此外，还有对于中国衙门、县官、衙役；文书；原告；被告；监狱；收监的犯人人数和状况；各种刑罚工具和方式——杖刑、关押、政府鞭刑、火烙、枷刑、流放和死刑；秘密结社的阴谋；暴动、土匪、海盗、械斗等的介绍。

从创刊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丛报》上经济新闻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价值也越来越重要，甚至差不多成为有关鸦片贸易和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了。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尤其是《中国丛报》的影响。美国来华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前曾强烈地抨击鸦片贸易给中国民众所带来的灾难，并坚决地通过《中国丛报》呼吁禁绝鸦片走私。正如早期中美关系研究专家泰勒·德纳特（Tyler Dennett）所说，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博爱主义关注，他们对鸦片贸易罪恶的报道也是影响民众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美国政府当时禁止本国商人从事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亦主要归因于这些传教士的极力反对。而这些传教士之所以反对鸦片贸易，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贸易不仅有悖于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而且会严重破坏福音在中国的广泛传布。这些传教士在其所创办的医院里医治病人时，曾目睹那些因鸦片成瘾而失去健康的受害者，以及对中国民众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冲击。“因此，他们成为鸦片贸易的最强烈反对者和将鸦片从中西方贸易关系领域中清除的最极力鼓吹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就美国在华传教利益而言，肮脏的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中国人的肌体，而且引致中国人对福音传布者——西方人的普遍恶感和愤怒，从而影响中国民众对福音的接纳。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反对鸦片贸易的美国同孚洋行（Olyphant and Company）投资人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对此早有认识。他曾指出，鸦片走私“已经成为一道阻隔基督宗教与4亿中国人民的坚固壁垒，已经成为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

3．有关中国教育、文化、风俗等其他方面的介绍

《1900年之后的中国》与1836年的中国对比，展望1900年之后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里的状况，《中华帝国现状》主要介绍鸦片战争及其签署的条约对中国国内外的影响。《早期中国》是通过旅行家伊本·巴图他（Ibn Batuta）、罗柏鲁（Rubruquis）、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德里（Oderic）、克拉维约（Clavijo）、平托（Mendez Pinto）、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等人的记述而为欧洲提供早期中国状况的。《中国人的智慧特征》分析了中国人过于依赖过去的智慧，而忽略对现代知识的学习。因此，中国能否跟上现代的变化取决于他们这些外国人所从事的事业；讨论根据中国人的特点，为使其进步而向他们传播知识的方法。《教育中国人》认为教育是使中国福音化的最重要的方式；该文就教育机构所做的努力提出一些建议，如英华书院、新加坡书院、马礼逊教育会；它们联合成立一所学院。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关于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启示（一）》介绍了由协会秘书马儒翰（J. R. Morrison）发起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两次公开大会的备忘录及其章程和规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第1份年度报告》介绍了知识传播会中已有的47名成员，需要满足出版的很多关于地理、历史、科学的新字，正在印刷的有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和世界地图，已经出版的3本读物；会上其他人的发言记录。《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二）》记载了1837年3月10日上午11点在美国商行向该会成员发布的第2份年度报告，讨论如何从世界历史、数学、医学、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等方面加强对国人的教育。《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三）》还记载了1837年11月20日在广州大会上发布的第3份年度报告，认为虽然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名字和位置，但至少在中国传播知识的努力收到了微弱的成效，还要继续向他们灌输世界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回顾中国文献学以分析和了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同时，一些关于世界历史的中文书正在印刷，也有日文的，印刷所有两处——马六甲和巴黎，但是印刷物的发行渠道还需要解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四）》记载了1838年11月21日在全体大会上发布的第4份年度报告；介绍中国最普及的书——年历及其日期、农历节气、孔子的语录和实用的知识；另一种最受欢迎的读物就是类似《伊索寓言》的小故事，该会已经推出了部分译本；该会还要推出世界历史书籍，而且已接到了300份订单；还介绍了其他书籍的准备和印刷工作的进展以及附裨治文、李太郎等人在会上的发言。

除了在中国设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之外，在华设立的还有马礼逊教育会。《马礼逊教育会（一）》介绍了该会的章程，理事和会员名单，宗旨和机构的说明；《马礼逊教育会（二）》介绍了裨治文于1837年9月27日在广州大会上宣读的第1份年度报告；马礼逊教育会首先要培训一批会说汉语、会自编教材的教师队伍；目前已有5名学生，4名学生既学英文又学中文；郭实腊夫人在澳门也收留了20个孩子，用教育会的资金开办了一所学校，给他们施以英国小学教育，同时还学习英文阅读和中文书写；教育会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马礼逊教育会还向国外人士解答有关中国的教育问题。《马礼逊教育会（三）》记录了1838年10月3日发布的第2份年度报告：准备工作仍在进行，缺乏优秀合格的海外师资是最大的问题，教育会给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写信求援。美国耶鲁大学推荐了3位教师，但是否能来中国不能肯定；英国方面还没有答复。教育会资助的学校继续发展，入学儿童有所增加。同时教育会在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制度进行调查。《马礼逊教育会（四）》记录了1841年9月29日发布的第3份年度报告。《马礼逊教育会（五）》记录了1842年9月28日发布的第4份年度报告：资金及房屋建设情况。1843年10月1日的第5份年度报告记录了教育会香港学校的学生书信精选；该会的基金。第6份、7份年度报告，附会议记录，评马礼逊教育会学生1845年9月24日年终考试的范文。《马六甲慈善学校》记录了1834年3月创立于马六甲的基督教慈善学校的第1份报告；这所学校专为不同国家的人开办。《桑威奇岛的书院》记录了莱亚那（Lahaina）书院校规；该校校长、教员和学生名单。《新加坡书院》记录了其源起及计划及其三个学习组成部分：①科学部；②中国人的文学和伦理；③马来亚、布吉斯、罗人的文学和伦理。《帕拉佩坦孤儿院》记录了孤儿院委员会第3份年度报告；马六甲英华书院第11次报告；《新加坡学校》记录了1835年至1836年新加坡学校的第2次报告以及简要报告学生及课程近况。《巴达维亚中国子弟学校》记录了巴达维亚中国子弟学校情况的报道；《中国学校报告》记录了槟榔屿的中国孩子在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指导下的学习情况。《教育》记录了：①新加坡书院各校的考试；②槟榔屿的华人寄宿学校的考试；③马礼逊教育会有幸聘任了一名优秀教师布朗（Brown）先生。《汉语教育》记录了关于在汉语教育中推行新方法的评论，和在学校中试行该教育方法的建议；《中国教育》记录了中国的古代和当代的教育及特点；从现在的教育领域、目标、方式和结果看其不完善之处以及如何改进的必要措施。

《中国丛报》还记载有大量中国风俗的文章，比如：妇女缠足习俗的起源、社会影响；库伯医生对于小脚的解剖学有描述。在外国人眼中，将修锅人比喻为视线外的艺术家。记述一场中国人的婚礼。《中国风土人情录》中记载了中国烧石灰的方法；收集印章和签名的风尚；澳门的老乞丐；中国人婚丧嫁娶的仪式、中国的干酪、寺院的佛教传单；佛前许愿；一个吸鸦片者的故事；肥皂替代品；请人捎信带包裹的邮递方式；相同的钓鱼方式；人人都抽烟。与“天”有关的成语和谚语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天”的观念；和尚“敬惜字纸”的行为；猪、牛、羊血的食用；分割玻璃的方法；中国眼中的自我形象；中国建筑墙壁和修路的方式；广东流行的一首打油诗，一个祭拜者。比试力气的方式，海边的劳力和经济，一种赌博的形式；中国自战争后开始卖《打败鬼子图》、汽船和战舰的图画；中国的小书《东瀛杂记》寓教于乐；灯笼的制法、著名回文诗的解说；中国可随身携带的文具；磨刀的办法；豆腐，广东巡抚的两首诗；军队的奖章。中国有关时间、季节的俗语、谚语；已故的布律吉埃尔先生译自《传道年鉴》，介绍暹罗的宗教与风俗习惯。《祝福的装饰物》记录了中国人身上穿戴和房里悬挂的表示祝福的装饰物；摘自马儒翰1831年7月2日在英国亚洲文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国风土人情录》记录了儿童的信仰教育；现金赌博；印章；树叶画等。《中国介绍之一、二、三、四、五》记录了中国人的性格、美德和缺点；中国的地貌、人口、气候、农业、饮食等；中国的建筑物、道路、客栈及商业；小偷和盗贼；丧葬仪式；中国的指腹为婚、订婚、媒婆、婚约、婚礼等。《中国的宗教》和《大清律例》中有关宗教和祭祀等的规定；宫廷和各级府衙的祭祀，准备供物和举行仪式，对不敬者的刑罚。

还有一些有关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比如《洋银在中国的流通》阐述了允许洋银在各省流通的必要；按重量和成色使用洋银之不可取；防止纹银外流的办法。《中国的货币和税收》介绍了徐桐关于中国货币和税收问题的奏折，附户部关于上述问题的报告。《关于货币和税收问题的奏折》，记载了一位传教士看到户部有关报告后就货币和税收问题上给皇帝的奏折。《上海市场食品价格》记载了1849年1月上海市场食品价格。《中国纸币》介绍了中国的纸币；一张支票；纸币发行史；还有一些文章介绍中国的军事状况，比如军队、炮台和武器的实况，广州河上炮台的情况，中国的陆海军，作战方式，攻防武器，等等。中华帝国军队的两个组成部分：旗兵和绿营。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在《朱夫子哲学》中介绍了朱夫子关于唯心论和原始物质的哲学观点；关于“太极”的哲学观点；《论中国哲学》记录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经典著作译为英文的必要性。《中国的宇宙起源论》记载了在中国人眼中宇宙、天地、日月、星星、人类、动物的起源；《匈奴》记载了匈奴的起源、早期历史、迁徙、征服阿兰人；阿提拉（Attila）之死及其生平。《中国的前景》记载了中国人的特性；欧洲人如何做及做什么？帝国被皇帝和代表皇帝的高官权贵所掌握，他们不受民众舆论的影响，除非灾荒年景才关注民生。因此，在中国权力转移到民众手中是值得期待的；个人的自由、知识、和平已经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对这个国家应该采取的措施。

（二）在华传教与宗教

《中国丛报》的编撰者大部分是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福音始终是他们来中国的终极目的和诉求。正如《中国丛报》出版地辗转于广州、澳门、香港而后又回到广州，出版地的辗转大致同步于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形势与传教中心的变迁。所以，《中国丛报》非常关注来华传教士在中国本土的传教活动和行为。编撰者对于基督教在16世纪前在中国的传教状况和历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且1834年第3卷第6期中也谈到了尽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毫无进展，传教困难重重，但仍要坚持下去，并在1835年第3卷第9期中具体地谈到了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并列举出了以下几条原因：①政府对所有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敌视态度；②中国法令禁止任何新宗教的传播；③现行的国家教育和科举制度阻碍人们接受不同的思想和宗教；④中国众多的复杂的地方语言。此外，文章中也列举了一些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条件：①海上的交通和交流；②中国对阅读的兴趣使得读物的散发非常有效；③中国人不是特别迷信，虽然也有这种情结；④中国人对待外国人和外国传教士很友好；⑤外国差会对在华传教的兴趣日益增长等。因此，尽管传教过程困难重重，但仍然要坚持下去。

在锲而不舍进行传教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尽管遇到种种困难，但主张应当根据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即中国人关心自己的利益胜于对精神和智力的关心，采取一些适合于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特性的传教方式和方法，以及采取一些建立和扩大传教机构的措施和方法，比如讲述福音、开办学校、出版书籍、创办社会慈善事业等。有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即开办教会医院，将医疗和传教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在解除他们肉体痛苦的同时，激起他们对精神追求的兴趣，被救治的病人受到医生精神的影响，慢慢开始接受他们的道德观和宗教观。感化中国人的前提是首先赢得他们的信任，在华的医生除了医术精湛外还必须具备3种素质才能胜任工作：有宗教信仰、精力充沛、有奉献精神。因此，最好能够在华成立一个医务传教会，将医院的救死扶伤和教会的传教工作结合起来，而且这一提议应当受到所有基督教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因为这有助于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对话关系，更有利于教育和宗教的传播。反复论证了中国国民中传播基督教的充足的理由和必要性。

这一时期，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医院和诊所有：马礼逊在澳门开办中医诊所，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开办澳门眼科医院，传教医生伯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院，中华医疗传教会开办的医院、澳门医院、舟山医院、鼓浪屿诊所、香港医院、宁波医院、上海中国医院、惠爱医院、海员医院等。

英美新教传教士通过在华施医赠药，传播西医术，笔者认为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开始消除了中国人盲目的排外意识，逐步取得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信任。这在《中国丛报》的记载中有多处反映。如伯驾在决定于广州开设眼科医院时，就曾认为中国人对此会表示欢迎，他说：“受到在新加坡为华人开设的诊所（从1835年1月至8月，有一千余人入院）成功的鼓舞，在返回广州后，我决定在此开设同样的机构。由皮尔逊医生、郭雷枢医生和其他人在广州和澳门取得的成功经验毫无疑问地使人感觉到中国人将欢迎诸如此类的尝试。”

不但一般中国百姓开始接受它，而且一些清政府的官员亦来求医。如伯驾说：“下列的详情显示出医院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那些对它最不友善的人们的注意。政府官员数次以个人身份入院求医，给予了医院帮助，这鼓励了下层社会的人们涌来医院。10位官员及超过这个数量两倍的仆从（私人秘书、政府办公室的职员）作为病人来到医院。有一次有5名官员同时坐在我的周围；同时还有75至100名病人围着屋子坐着。”据伯驾称：“……在过去的8个礼拜日，宗教活动在医院里进行。平均参加的中国人人数超过了100人。那些动脉瘤被治好了、视力得到恢复、肿瘤被切除、结石被取出者比其他人的态度更虔诚和真诚。……在礼拜过程中，各类书籍、《圣经》的油印本、一些宗教宣传品被分发给听众；同样在每个星期的其他日子，派发给不分职位和社会地位的所有病人，以至于成千的书籍、数量极大的《圣经》抽印散页和宗教出版物通过医院，传播到了许多村庄、成百的家庭、远方不同的省份。”

从《中国丛报》的文章也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态度的逐步转变，并重点介绍和分析了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改变了其持续一百二十余年的传统禁教政策，这一时期主要对基督教实行有限弛禁政策，当时负责主持外交事务的耆英对清政府基督教弛禁起了推动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时势所迫；二是与当时负责对外交涉的钦差大臣耆英对基督教的态度及认识有关。耆英于1843年5月30日以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在此有了更多的与基督教及其传教士了解和接触的机会。1843年11月，美国新教传教士医生伯驾医好了耆英二十多年的皮肤顽疾。其间，耆英还饶有兴趣地向伯驾询问了有关西医及其信教的情形。这是耆英接触西方传教士医生并留下了颇佳印象的较早记载。1844年，伯驾在来华的美国使团中担任秘书和机要顾问，《望厦条约》中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自行建造礼拜堂的条款，部分原因就是伯驾等美国新教传教士极力争取并得到耆英同意的结果。据《北华捷报》载：耆英1843年访问香港，签订修订后的中英条约的时候，友好地接受了美国传教士送其的一本英文《圣经》和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并且回信感谢，这被认为是耆英“降尊”屈就向洋教示好的一个标志。《中国丛报》以非常欣喜的口吻观察到了这一点，报道了1844年12月28日道光皇帝在耆英的奏折上所做的朱批，开始弛禁基督教，公布了进一步弛禁基督教的圣谕，并且归还全部中国基督教徒的不动产，记载了两广总督耆英对基督教真理的承认以及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要求弛禁罗马天主教的一封信；钦差大臣耆英关于宣布弛禁基督教而向美国领事的致函。《徐光启替基督教传教士辩护》文章中记录了明万历四十四年徐光启（文定）替基督教传教士辩护的奏折。

此外，在传教这一领域还有其他文章和报道。比如《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墓》这篇文章，讲述了在海南岛发现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墓，其中的拉丁文和汉文碑志简要记载了圣佛朗西斯教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康熙年间来到中国传教的事件。还有一些文章对在华天主教概况，传教士及信徒的数字，全国的教区划分等进行了记载。同时，记录了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厦门的历史以及厦门和附近岛屿的介绍，四川天主教会活动情况以及在中国传教士的总揽表，包括各人来华时间、所属教会、居住地区。《中国丛报》还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上海基督教会的情况，如英国伦敦会、英国圣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安息日浸礼会、美国南浸信传道会、美以美会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士、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此外，对于上海教区牧师和基督教徒的数量；教区牧师、主教和教士的称呼，江南教区的主教；新教堂的地点；小教堂；宗教设施；其他场所；徐家汇；从所办刊物看其传教的方式、方法；效果；体制的特点；代理人的情况。基督教差会；传教士已故伟烈亚力（Wylie）夫人，索思韦尔（South well）先生，斯波尔丁（Spalding）先生；各个差会的介绍；施舍；圣三一教堂的牧师；水手礼拜堂的旗帜；中文版本的《新约全书》;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单及他们现在的传教地点，《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中文版的出版，新教传教士在各口岸及其代表们在上海为此而进行的工作等。有关《圣经》中译本的文件：美国圣书公会关于“God”一词的译法的报告；伦敦通过的决议；修改《旧约》的进展。《论中国人的宗教和宗教观》记录了他们对未知世界和西方宗教的淡漠；关于上帝的概念；在中国人中传播基督教的种种努力。《中国人的宗教》没有圣坛、圣堂、牧师或任何表达“true God”的适当名称。《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宗教著述的介绍》是一部介绍有关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宗教，以及5～18世纪中国人关于印度旅行的著述。《“玄天上帝”的记载》讲述了关于“玄天上帝”的神话和中国人对上帝的崇拜。

《中国丛报》还记录了他国基督教的传教情况：中亚在基督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神仙通鉴》中关于基督的记载。1835年8月17日于锡兰对所有派别的基督教牧师的一次讲话。威尔逊（John Wilson）牧师1835年11月8日代表孟买苏格兰基督教会作的布道。东京（安南北部一地区）的天主教传播情况；朝鲜的天主教传播的状况；暹罗的传教工作，包括了曼谷眼科医院，曼谷学校及教会现状；缅甸的基督教传教简况，其范围、分布、工作、人员、信徒、书籍、学校，以及1807年后基督教在缅甸的传播情况和用缅甸文出版的基督教书籍；槟榔屿的人口、基督教差会及其立足、进展和现状；伊斯兰教在东亚和西亚的情况；呼吁马来亚反对伊斯兰教以保护基督教书籍；早期的西方人来华游记和耶稣会士们关于东方犹太人的记载；《基督教徒移民东亚》记载了此种移民的特点及目的；移民对社会、知识和道德将产生的影响及他们所处的地位的评论，《俄罗斯的基督教》记载了东正教会的特点和活动等。《佛教史》记载了耶鲁大学阿拉伯文和梵文教授索尔兹伯里1844年5月28日在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上所作的讲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发现于西安府公元718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圣经》中译本：修订的必要；需要特别注意的词汇；召集代表会议的建议。《佛手译文》一段关于千手、千眼、大慈、大悲陀罗尼佛的佛书译文。《开封犹太教徒集会所见闻》记载了伦敦会教士到开封观察犹太教徒集会所见闻。《宗教消息》中按照地名分别叙述各地的宗教情况，如缅甸、暹罗、马六甲、孟买、好望角、马达加斯加。随后还收录了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的日记节选。还介绍了关于印度教徒以及特拉凡哥尔、尼乌尔、凯拉、孟买、马德里斯、加尔各答各地的宗教进展情况；马六甲、中文学校、马来学校、客林学校、印葡学校、英华书院、布道、书籍的发行；福建、爪哇、马六甲、印度群岛、西伯利亚、美国扩大了广州的商贸和传播数量；槟榔屿、桑威奇群岛（夏威夷群岛）、孟买。

在传教工作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慈善活动进行的，在《慈善团体》一文中介绍了在中国的慈善团体有医务传道会、马礼逊教育会、实用知识传播会、新加坡书院和英华书院等，它们主要都是由在华的外国人资助的，而这些外国人在过去两年的中外冲突中备受困扰。目前这些团体的活动由于战事几乎都停顿了，在和平到来之时，这些团体的活动将会获得新的活力和生机。《香港的宗教和慈善机构》中介绍了教堂、水手礼拜堂、学校、大学、医院等状况。《上海育婴堂》介绍了上海育婴堂及其发布的报告。《仁爱会》介绍了慈善机构仁爱会救济寡妇、老人以及提供棺木、墓地的规则。

（三）中外关系

《中国丛报》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板块，撰稿人主要关注了中外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英关系，《中国丛报》办刊时间，也是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西方打开国门的时间，中英关系是那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外关系，《中国丛报》的作者在办刊期间一直关注着中英关系的变化，中英关系的恶化开始于中英贸易的中止，《在华英国当局》这一篇就将中英关系恶化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包括了下列事实：对于中英贸易中止这一事件的回顾；用官方文书的翻译作为了解事件的窗口；1831年1月广东总督声明英国政府应该派人来管理英国商务官员；委员会到达广州即致函总督；总督的布告；停止贸易；对华声明；商馆雇员被逐；英国海军开抵广州；军舰进入虎门；呈交皇帝的奏折；虎门之战；军事行动；二上皇帝的奏折和朱批；律劳卑之病；军舰离开黄埔和委员会进驻澳门；三次提交皇帝的奏折和第二次朱批；有关律劳卑之死；上谕等。此外，还有在华英国官员情况及商人致英王的请愿书；英国在华官员的情况和委员会的态度和观点；关于海员和一家海员医院的规定；营救被俘的“阿盖尔号”水手的努力；从1834年9月至今，广东没有英王特使驻留，其余的人都在澳门等待英国的指示；广东省总督奏请皇帝批准英国的新特使来华代理贸易事务。《出使中国》一文记载了英王派遣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目的、计划和准备；清廷对其使命的限制；使团失败的原因探讨：从使馆的酝酿至到达白河口；在广东的领事馆；建立新型的领事权等内容。《舟山纪事》一文指出了东印度公司1700年曾在舟山设立办事处，但1703年放弃了；两封由公司医生在此期间写的信披露了这一时期的中英交往的具体细节。

《中国丛报》很多文章对于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观点，同时还有对中英未来关系建议的评论。比如，如果英国政府和英国人能够了解他们国家的代表在中国所遵循的政策和立场，那么中英关系就会改善；《出使中国》一文作者认为西方各国与中国交往错误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国，特别是在中英关系上；英国政府有极大必要性来同中国建立商务和政府直接关系；安于现状对外国政府来说是不明智而又危险的；在没有条约存在的情况下英中关系破裂可能将招致严重后果。在《英国对华贸易》一文中，作者认为尽管英国对华贸易超出了其他国家，至1837年6月30日为止，已经有超过150艘英国船只到达中国，而且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也离中国边境越来越近。然而英国政府在中文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却最少，除了马礼逊的英汉、汉英词典外，英国在这方面什么贡献也没有。马礼逊个人的图书捐赠和英华书院都是个人行为，并未引起政府的注意。马礼逊的朋友在他死后继续努力推动英国的汉语学习，也在英国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认为，英国政府应当在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和介绍学习中文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在1840年1月的标题为《新年》文章中，发现了很多中英关系逐步复杂、恶化的迹象，并且预示着中英可能爆发战争。观察家注意到中国钦差和省督已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而此时还有四五十条满载货物的合法商船等待着；广东的外国商馆已经没有国旗飘扬；义律继续与钦差大人和省督交涉；由于鸦片价格上涨，从事鸦片走私的船可能更多；现行的禁烟措施和打击力度很大，皇帝决心禁止这一邪恶的东西；战争成为谈论的话题，而外国人认为现代科技使西方士兵无坚不摧。《中国与基督教徒的自由交往》一文，从几位长期在华西方人士撰写的文章和著作中，摘录其中反映中英关系的不同观点；《中英官方通信》载有义律与林钦差和邓总督的通信节录。

《中国丛报》对于中英开战过程一直进行着跟踪报道：对华战争全面开始；4月4日提交给国会的议案；5月国会议员对该议案的主要论点；战争进展；通讯员和官方的文告显示虎门及珠江沿岸各炮台被摧毁；双方同意停战和重开贸易；（炮轰广州）英国司令卧乌古（Huge Gough）1841年5月25日炮轰广州的前后经过；英军攻占广州附近高地和炮台经过的简述；琦善及其同僚向皇帝报告英军占领广州附近高地及炮台的奏折；1840—1841年英军占领舟山群岛的回忆；安斯特拉尔船长在定海被俘的经过及中国人对待外国战俘的方式；英国远征军第二次从广州到厦门及占领厦门的详细经过；广东战事之后英军大事记；香港瘟疫流行；7月21日及26日的台风；厦门、舟山与宁波的陷落和相关通信和文告；1841年10月27日浙江巡抚刘和同僚关于宁波陷落和浙江防务急报皇上的奏折；英国陆军司令卧乌古和英国驻香港舰队司令巴克（Parker）关于攻陷厦门的报告；约翰·昆西·亚当斯1841年12月在麻省历史学会所做的关于中英战争的演讲，这一演讲内容摘自一份美国报纸，讨论了4个问题：①双方谁是正义的，②前景以及什么时候结束，③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益如何受到影响，④美国政府、人民应如何采取措施。《对中国事态的争论》记载了《季刊》和《布莱克伍德杂志》登载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长文，两者的观点和态度截然不同；国会对中国事态的争论和主要成员的发言；《关于英军占领舟山的奏章和皇帝圣旨》记录了任命钦差大臣在广州与英国官方举行谈判的命令。

此外，还包括英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的中英军队的位置；从王庭兰来信中得知当时广东军队糟糕的状态；讲述英军坎贝尔中士被捕以及在杭州的状况；根据中国政府文件得知皇帝和官员们在中国军队重新夺取宁波后的言行；英军卧乌古和巴克关于在慈溪击退中国军队的报告；一群中国绑架者在舟山被英军抓获；攻占察埔后卧乌古给斯坦利勋爵的信；攻占吴淞和上海后巴克致海军大臣的信；卧乌古给斯坦利勋爵的信中谈到上海和镇江被攻下；巴克来自镇江的报告及卧乌古来自南京的报告谈及镇江被攻下以及在南京的战斗；英国洛赫舰的《在华战事的尾声》，介绍了扬子江之战与《南京条约》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导致这场战争的种种原因和关于避免敌对冲突的方式方法的意见等。《与中国之战》文章中记载了英国国会主要成员关于中国事务的发言汇集成蓝皮书及其内容和评论。

《中国丛报》还分析了涉及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比如在《中俄冲突》这一文章中讲述了中俄冲突的经过；俄军入侵中国境内并建筑堡垒，任命全权大使谈判；永久和平同盟条约的达成与批准等；在《中法关系》一文中指出了中法关系始于300多年前号称“国王的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1776年第一个在中国的法国领事的任命；十三行的法国政府代表机构；法国“航海者号”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通信。《阿瓦朝廷与北京的使臣往来》一文中，前驻阿瓦的伯尼（Burney）中校选译自《缅甸编年史》的中缅战争报道，并讲述了两国的使团往来经过，并附使团行程表。中缅战争：马可·波罗及缅甸史学家记录的中缅战争；1765～1769年中缅战争记事。《世界和平》一文，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各自民族性的不同特点，以及两国政府间的障碍以及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中美关系》一文介绍了1798年驻中国的美国领事接到任命，但由代理机构履行职责；转载了1785年5月写给美国纽约的信，汇报美国船队出师中国的过程。《在东亚设立领事馆》一文记载了发挥美国领事的作用以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修改美国在东亚设立领事馆的计划摘要，根据英国和美国的法律规定，领事馆只负责商务往来，受理本国人的投诉，地产及跨国投资，发放许可证等。领事馆没有司法权，只是维护商务利益的机构。美国逐渐更改相关的法律，例如领事也有固定的薪金并且不允许他们从事贸易活动。《美国在东西的影响》记载了美国与东亚的外交；政治、商业、其他事务的问题等；此外，还有文章公布了从马礼逊日记中节选的关于中国和外国关系部分，以及一位中国人译自《大清会典》的到过北京的外国使团来华的路线、驻京时间及成员等。《致皇帝的奏请》记载了顺天府尹曾望颜奏请皇帝停止除葡萄牙以外一切外国与中国的贸易，他把这归咎于外国人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当代中国介绍》记载了外国贸易对中国的影响；与欧洲诸国及与邻国的商业往来；中国西部边境的回教地区、区域、人口；土耳其斯坦以张格尔为首的回族叛乱，叛乱的原因，平叛的进展等；以张格尔为首的叛乱的续记，平叛的进展，首领被擒，对其审讯和斩首，叛乱的平息。该文的内容来自当地人和其他联络人提供的信息，比中国方面的报道更为准确和真实。《中国官方公告》记载了中国官方1839年8月31日发布的公告，认为外国人并没有完全撤离中国，而且可能上岸抢劫物资，号召沿海的人们武装起来，注意他们的动向和信息，如果他们上岸扰民，中国人可以开火、驱逐或关押他们。

（四）外国

《中国丛报》还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中国之外一些国家状况，比如，苏门答腊的人口、居民；小笠原群岛的地理位置、物产；巴厘岛：位置、区域、湖泊、人口、手工制品、商业、农业、政府、语言、教育和宗教；婆罗洲群岛：阿萨姆；中亚的乌兹别克和土耳其斯坦的地理概貌、山川、物产、矿藏、植物等；吉尔吉斯、可汗、伯克哈拉的范围、地貌、气候、人口等；奥克苏流域、基发的坎特、布哈拉乌、拉河和里海之间、南至霍拉桑沙漠的地区和民族介绍。菲律宾群岛；爪哇地理。《菲律宾群岛》一文记载了菲律宾群岛的海军上将兼总督对该岛居民的讲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衰》记载了当时该国政府改革的迹象，它对外国人和外国风俗、礼节和习惯的政策。《新加坡机构》记载了新加坡的刑事法庭陪审团；秘密会社；土地的占有；农业和园艺社。《缅甸》记载了在靠近阿萨姆和中国边境处的旅行；皇宫中发生的政变；如果发生内战将会波及中国云南。《巴达克介绍》介绍巴达克的宗教、地方制度、刑罚、婚俗和葬礼。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国际关系的文章。比如《美国与交趾支那的关系》一文中就记载了东西方国家直接建交的很少，即使有也并不友好，充满了欺诈和摩擦，美国与交趾支那的外交关系也不例外，除非以后有新的交往方式出现，记述了1832年美国“孔雀号”到交趾支那的一次外交过程和结果。《约翰·泰勒致中国皇帝的信》记载了美国总统1843年7月12日致中国皇帝的信。《土耳其人》记载了土耳其人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他们的迁徙和改信伊斯兰教；侵略波斯、印度斯坦和希腊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蒙古人》记载了成吉思汗联合各部落及扩大他的统治；儿子们承继父业；忽必烈征服中原；忽拉加把波斯并入版图；布都进军欧洲，征服波兰；铁木儿登基，巩固他的帝国；获取德里和击败巴雅赛特；蒙古帝国的崩溃。《葡萄牙、西班牙对日交往历史概略》记载了从1542年他们交往开始至1640年他们被逐。《荷兰与日本的交往》记载了从1600年起至今荷兰与日本交往的历史述要。《日本人出使罗马》对1582年日本3位亲王遣使进行了介绍。《英国与尼泊尔的战争》记载了中英官方当时的来往照会；穿鼻海战：目击穿鼻海战；穿鼻战役中两方的人数、行动、经过及结果。《英属殖民地内的本土居民》记载了英国众议院1837年6月的一份报告提出如何对待英属殖民地内的本土居民，因为他们与未开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回顾并捍卫英国在亚洲、非洲和美国开拓殖民地时屠杀当地人、给他们带去“文明”的行为。此外，《外国驻华机构》记载了李太郭就增强外国驻华机构的权利和性质的文章；还有美国对亚洲外马来地区命运的影响、英国与日本两国交往的历史、通过连载的形式大篇幅地进行暹罗史有关大事的记述。《与日本交往》记载了美国戈登船长率领的“兄弟号”、“埃克里斯号”和“塞浦路斯号”访问日本的状况。《婆罗洲的英国当局》记载了英国迫近文莱、攻克文莱城堡的状况以及英国政策的完全成功。《京报》报道土耳其斯坦的叛乱引起清帝国的警觉，他们担心境内穆斯林和外国穆斯林联合起来在边陲闹事，因而非常重视边境穆斯林的叛乱。福建沿海、广东沿海以及内河的海盗；清朝的水师；宗族械斗；北部、中部和南部诸省的盗匪；黄埔、香山和澳门的盗匪。

《中国丛报》还有其他重要栏目，比如《时事报道》记载了自1832年5月起的《中国丛报》第一卷的第1期一直到1851年12月的第二十卷第12期，每一期都有一个“Journal of Occurrences”（时事报道），主要报道当前月份发生在中国的较为重要的事件。在“书评”这一栏目中介绍了很多书籍及其精英们对其的评价，主要是从跨文化的视角记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比如，李明哲（Le Mingche Tsinglae）绘《大清万年一统经纬舆图》（Review: Ta Tsing Wan-neen Yih-Tung Kingwei Yu-too）。该书自1820年初版以来已经扩充到5卷本，目前见到的大约是1825年或者1826年出版的地图，中国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地域范围。该书概述了中国的地域和地貌。分别介绍清帝国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地貌和范围。介绍中国周围的属国。《伊斯兰教徒在中国》为两个在9世纪时到过中国和印度的伊斯兰教徒旅行者对这两个国家的记述，由已故学者雷诺多译自阿拉伯文并加以评注。该书评探讨并试图回答伊斯兰教徒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了中国，有哪些资料可以提供证明。追溯最早到达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此外还有犹太人及中国早期的基督教情况。“讣告”这一栏目主要记载了在华传教士逝世的人的情况。由于篇幅的原因，本书仅仅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了归类总结，还有很多重要栏目的内容，在这里就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