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边疆危机应对与边疆观念变化

郭丽萍

清代文献中，人们多用“边”“疆”来指称帝国疆域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区域，笼统而言者，如“边陲” “边地”，具体指代某一区域时常用“滇边”“川边”“藏边”“柳边”“回疆”“蒙疆”“南疆”“苗疆”“滇疆”“新疆”等。清末之后，“边疆”被广泛使用，并随民族危机加重在1930年之后使用频次增高。

中国古代关于边疆的认识在秦代已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一般遵守着内诸夏而外四夷的天下观，其中“四夷”被视为拱卫中央政权的边疆之地，是一个环形分布于华夏周围的地带。关于“四夷”的认识中，既有地理意义上远离中心的空间边远，有文化意义上非主流、不“文明”的文化边缘，也有居民族群的差异，生活在边疆者一般是与汉族不同的族群。从中心到边缘，既是政治影响力的递减，所谓天高皇帝远，也是文野差异的渐变，距离中心越远的族群往往被认为文明程度越低。

清末民初人们的边疆观念仍然沿袭传统认识，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则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一则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但是，这种边疆观念已与古人不同，其变化的大背景是清中叶以来随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而产生的边疆危机。正是在处理边界冲突、边疆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学习国际法则、了解现代国家主权观念，开始依循、接受不同于过往旧制的新原则。这些新原则起初只被少数人所认识，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同，最后新观念由此生成。观念生成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现代边疆观念的成型、成熟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但这些变化的起始点是在清末时期，从那时起，在地理意义、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各层面对边疆的认识都开始发生变化。

一 由王朝疆域观念向现代国家领土观念的过渡

传统的王朝疆域观念以“天下中心”认识为前提，“天下体系”以京城为核心向外扩展即是诸夏，诸夏之外是四夷。起初，靠近四夷的地带即是“边疆”。早在中原人视秦人为戎狄的先秦时期，秦国侵犯晋地被记述为“摇荡我边疆”。唐宋之后，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塑造着中国人的边疆观念。有研究者认为，宋辽两朝之间，中原汉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产生了对等外交，二者之间已经产生了明确的边界。实际上，宋之前的唐代，宋之后的元、明、清，王朝的边境之界都已经扩展到了农业与游牧文化的界限之外，包容着相当广阔的游牧民族活动区域。

在王朝边疆观念中，边疆基本由两条界限圈定。一条是诸夏与四夷之间的“内线”，在中国北方，这一线基本与农业、游牧两种文明的界限一致，相对清晰，而在南方不是这样；另一条是在四夷之外，因游牧民族的迁徙、王朝实力的兴衰而游动，这一“外线”的界限相对模糊，并不固定。偏远的边疆一直是王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通过特别的统治政策如朝贡、屯垦、羁縻等使边地与中央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系。一方面是王朝的怀柔、宽容、恩赐，一方面是边地的臣服、认同、稳定。这种统治方式被拉铁摩尔称为是“静观政策”。就地理意义而言，传统的边疆观念中的边疆是由内而外确定的，边疆与中央的政治联结一定体现于地理定位之中。在缺少准确地理坐标的时代，正史从《史记·地理志》到《大清一统志》，边疆要地的定位从来都是以京师为参照来确定方向与距离的。

这种王朝疆域观念在近代受到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挑战。主权国家概念的核心四要素之一即是固定的领土，这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确定国家固定领土的标识是边界。中国近代的边界观念基本上是在西方殖民者的压力之下形成的，这种压力的首要一种是通过平等或不平等条约来在彼此之间划出较为清晰的国境线。中国历史上，近现代意义上的划界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俄有关黑龙江流域领土划分的两个条约，即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727年的《不连斯奇条约》。乾隆年间，以实测数据为依据的《乾隆内府舆图》问世，图中采用经纬相交的方式大致标明了中国的边疆范围。但遗憾的是，这一地图完成之后一直被密藏于内府，“外间流布绝少”，清人高频度地使用这一地图要到嘉庆道光年以后，因而此图对于人们边界意识的转变产生的作用相对有限。

晚清的边疆危机直接表现为疆土沦丧，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王朝丢了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额尔古纳河以西、伊犁以西帕米尔地区大片领土，中缅交界的高黎贡山以西地区……失去与未失去之间就是国界，比如，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古纳河、高黎贡山，在被迫划界的活动中，中国不得不接受列强主导下的界务条约、疆界规则。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吉（Thongchai Winichakul）研究了1850～1910年间泰国边界定型的复杂过程，结论是，泰国从未被殖民，但到头来它的边界却还是由殖民势力所决定。同样，近现代中国的边界，即边疆的外线也是在“他者”——殖民者的逼迫之下渐渐清晰固定的。这种划界方式与传统定界方式不同，第一，这是一种自外而内的划界，有悖于传统由内而外确定边疆的思维；第二，由外而内的划界方式使得边界线非常确定且不可再向外扩展；第三，这种不考虑文化差异的划界方式冲击着传统中国以文化类型标定华夷的观念。

这种从外部对于中国边界线的挤压，首先切断了王朝时代中国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传统的天下观念、朝贡体制面临瓦解。

1886年曾纪泽主持的中缅边界谈判、后来马建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郑观应在暹罗问题上的意见，都希望维持传统的朝贡体制，但都没有成功，相反，恪守旧观念有铸成大错的危险。甲午之后，朝贡体制在不可行之中慢慢退出。随之，清廷开始经营自己与曾经的藩属国之间的边界，如西南与英缅、与法越之间，东北与日朝之间的边境地区。这种锐意经营，被英国人称为是“帝国边界上的前进政策”，甚至被认为是引起1910年片马事件的原因之一。

随着现代主权观念的接受、民族主义的传播，相关的外交实务、治边实政在清末也会引起报刊的关注，因日俄战争、英兵侵藏，1904年前后表达中国东三省之主权丧失、西藏本为中国所属等观点的文章比比皆是;1910年云南片马事件发生，各报刊又发文，力证片马为我属地。在这些言论中，确定边疆“外线”的依据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具有了现代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则意识。在论述间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时，宋教仁提出了两种国际公认的国家领土取得方式，一为本来取得（acquisition origi-nally），包括增殖、时效、先占三种。另一是传来取得（acquisition deriva-tive），有交换、赠与、割让、买卖、合并等五种途径。他认为，确定国家领土主权行使范围即国境必须考虑三个因素，即领土主权谁先取得、自然地势的便利、疆界条约如何订立。

其次，殖民势力自外而内的渗透威胁着边疆地带与帝国核心区域之间的固有关系，威胁着王朝秩序中唯一中心的传统认识。

传统的边疆观念中，边疆拱卫中原、中原以京师为中心，由中央向外辐射着王朝的影响力，由边疆向内表达着“服事”于唯一政治中心的向心力。这一政治秩序在清末遭遇挑战，国人最早在东三省捕捉到边疆与中央关系有可能被切断的危险，1904年《东方杂志》即有文章称，东北“一切主权已显然移之某国”。继而，在周边国家的铁路修筑风潮中，人们开始担忧边疆“服事”中央的向心方向有可能发生变化。

清末，周边国家的铁路已从四面八方逼近中国的边疆地区，并力图穿越中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主线几乎与中国北部及东北部边界线平行铺设，一条支线延伸到中国境内。朝鲜的京义铁路终点已在鸭绿江畔，滇越铁路也将越南与云南一线贯通。缅甸境内铁路也由仰光向北向伊洛瓦底江畔的密支那延伸，由密支那到云南腾冲距离仅有百余公里，历来有马帮穿行其间，1906年，英缅政府曾与中国筹议在此间修筑腾缅小铁路；印度是最早开通火车的亚洲国家，早在1881年修成大吉岭喜马拉雅山地铁路，这段小铁路的起点西里古里是印度铁路规划中的东北部铁路枢纽，由此处进入亚东已非难事。

铁路修筑增加了边境防御、固守利权的难度，使人们意识到，“一旦有警，风驰飏举，朝发夕至，籓篱尽撤，防不胜防。居今日而言，守土其难什倍于古也”。现代铁路也改变着传统的中央与边疆的空间认识。边疆历来被认为是边远之区，空间距离需要沟通即“凿空”，而空间远近要视时间短长来确定，旧有交通条件之下，三天可以到达的地方一定比一天即能到达的地方更遥远，而现在“由墨斯科东发达伊犁仅三日程，而我国由兰州西援，兼程并进亦须50余日”，以时间长短为标尺，莫斯科似乎比北京距伊犁更近一些。现实中距离莫斯科八九千公里的海参崴已经成为俄国稳固的边疆，观念里人们渐已接受天下实际上是多个中心间的竞争，于是，传统从空间上确认中心与边缘的思维被打破，随之治理边疆的“静观政策”也被迫发生变化，加强边地与内地交通联系、增进边疆对于中央的认同成为必要。清末在边疆修筑铁路的呼声不绝于耳，有清一代因财力技术所限，这些铁路工程多未举办，但这些呼吁开民国初年铁路计划的先声。至于增进边疆对于中央的认同，不仅是现代民族意识复兴的开始，也引发了边疆治理实务策略的改变，由此，文化边疆开始向地域边疆转向。

二 从文化边疆观念到地域边疆观念的转向

古代的观念里，边疆就是四夷之地，是非华夏族群居住的地方。华夷之别，与血缘种族有关系，但更与文化差异相关，所谓文野之别。边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文化边疆，游牧民族的归附即意味着开疆拓土，归附族群的游动带动着王朝疆界的移动，地理边疆从属于文化边疆。即如钱穆先生所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 ‘血统’而是文化。所谓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而中国之’”。钱先生所说的“夷之”与“中国之”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清代尤其如此。以“恩威并施”“因俗而治”为治边大思路，在边疆治理中以族群治理为单位，通过世袭王公、宗教首领实施着间接管理，如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西南边疆常见的土司制度，因而在观念里，边疆是因文化习俗不同而需要采取特殊方式治理的区域。

近代自外而内的边界形成方式使清廷面临新的问题。现代边境划界并不考虑文化族群、文化归属因素，由此同一文化族群常常被分割为不同国家的居民，东北额尔古纳河一带的鄂伦春、新疆西界的哈萨克都遭到过这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边疆不再是距离文化中心非常遥远的地区，而是距离国界线相对较近的地区。文化边疆的观念开始削弱，地域边疆的观念由此增强。

这一观念变化与被迫划界带来的人口管理问题有关。在文化边疆的观念里，生活于边疆地区的个体首先属于某一族群如蒙、回、藏等，进而属于中原王朝。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当国家疆界与族群分界不再重合时，同一族群的个体可能会分属不同国家，或者这一个体可以自主地选择归属于某一国家，况且，疆界变动也会带来居民的身份变动，由此注重居住地区、行政统属的国籍意识产生。同时，与中国“静观政策”、封禁边地迥然不同的邻国边疆经营方式也使中国的边疆管理面临新问题，尤其是俄国政府对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引发了劳动力需求及边界人口争夺。于是，中国不得不在边疆人口管理方面逐渐放弃以族群治理为特点的间接管理。

晚清，随东北、西北大片中国领土被划入俄境，一些原本属于大清的族群成为俄国人。在东北，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乌鲁都、达斡尔、札萨图克等居住在外兴安岭或者额尔古纳河以西者都已隶属俄籍，留在境内者也时有加入外籍的现象，如居住于呼伦贝尔的索伦人在清末已是半入俄籍，多操俄语。这种情况也见于西北新疆，1907～1908年，有一位在伊犁调查的日本人注意到，塔城一带多处村庄由俄籍人担任村正，其中不少是“本地土人慕俄归化者”。也有报纸说，“外蒙古人多有入俄籍者”。

这一现象出现的背景就是俄国开发远东、急需劳力，加之沙俄政府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据说中国人“若入俄籍，则享特别之利”。到1910年，俄国远东的滨海省6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为华人，华人入俄籍现象严重。当人口争夺成为现代国家竞争内容之一时，这些人口流失现象引起中国各界的关注。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人口归属、人口管理常识的边疆地方官们意识到，“鄂伦春人系我属部，且居我境，以属地属人之义言，均不准私入外籍”，为“保边弥患”，建议“如有甘心向外，不肯重隶华籍者，即以俄人论，查明驱逐”。理藩部也曾特别咨请新疆巡抚等“详查蒙民姓名年岁，系何由何年何日归入外籍，及有无产业，并将已放外籍之人数若干，记载清晰，咨报到部，以备核”。

同一时代，边疆冲突中时而纠缠着人口归属问题，勘疆划界也需要清理户口。宣统元年（1909）中印边界东段、中缅边界北段二处遭到英国的进逼，杂瑜（即察隅）一带成为焦点，派赴的清朝官员曾给当地倮罗人下发护照，允以保护。若遇边界争端，邻国政府也会力图争取人口管辖。1910年，英国人对云南片马地区实行武装占领后，随即向当地头人分发证书，宣告其管辖权。清末，这种与领土占领相伴相生的人口管辖问题引发了“间岛”争端。中韩之间向来有越境交涉问题，清廷在交涉之中一般采取怀柔政策，或令其编入华籍，或将其送回韩境。中朝之间原有的宗藩关系在甲午战争之后崩溃，朝鲜即以管辖保护图们江江北越界垦民为名，派军警力量进入中国境内，甚至在这里建立负责所谓“北垦岛”事务的管理机构，1907年日本驻朝殖民政府甚至非法在中国境内建立临时间岛派出所，在法权上对抗中国的延吉厅。“间岛”争端的原因复杂，其焦点一直都是中国境内的韩民管理问题。

原有的通过文化族群间接管理边疆地区的方式也受到一些内部因素的挑战，比如，汉人在边疆的拓殖，这在东北尤其突出。东三省为满人发祥地，一直被视为是封禁之地，康熙朝之后更有“汉人出边者诛”之说。清末，越来越多的汉人迁入吉林、黑龙江地区。史料记载，同光年间，山东人韩边外在吉林东境二道江一带淘采金矿，聚众日繁，甚至设团勇、齐编户、“守望谨密，闾井宴如，向有路不拾遗之谚”, “俨于穷边荒漠中别开世界”。清末现代铁路修筑过程中大量汉人进入东北，先筑工而后转事农业，由流动人口而为常住居民。这些汉族垦民既不属于任何边疆族群，又不受大清户籍法约束，成为没有编入户籍的盲民。

总之，强调文化族际治理的边疆管理方式在清末已显局促，地域管理成为大势。清末，农垦拓殖已经改变了东北的人口分布格局，地方官不得不以内地治理方式增设改治。或者在边境地带增设府州，以“筹备边防”、“收回法权”；或者在边疆腹地口户繁盛的地方，满足“商民亟望设官，以资卫护”的要求添建厅县。清末，内蒙古地区也设立了3道2府10厅13县，并改设了1府2州。疆臣们渐渐意识到“边外军府，不如郡县”。

一改旧有“夷之”或“中国之”的治边思路，西南也有不少地区采用设汉官以治边民的做法，以“事权即专，抚驭较易，内地得资镇（震）慑，边防可臻巩固”。这些做法的实施伴随着改土归流进行。作为传统“驭夷”旧法，清代的改土归流的目的主要是安定边疆，巩固中央集权，正所谓“设民官而后永远底定”。清末虽操持旧法，其间多了一层御外的动机，尤其是那些“僻处边陲，逼近邻壤”的边疆地区，“土司蛮族错居其间，獉狉自封，统驭莫及，争斗角逐，动滋事端。自非一律更张，设官分理，不足以巩固疆圉，弭患无形”。此外，当“筹备宪政、扩充民治”之时，边疆各民族成员也应享有治权的意识产生，随之，土司横暴土民遭到反对进而土司制度也被否定。

这样，清末以边疆人口管理为契机，以改土归流、设府厅州县为手段，边疆治理中渐渐出现了地域治理的新趋势，其中反映了由文化边疆观念开始向地域边疆观念的转变，未来民国政府基本沿袭了这一思路。但因传统边疆观念的时久印深、过往边地族群治理的历史遗存，后来的“边政学”兴起、边疆概念界定时，兼顾文化与地域二因素仍是时人的共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边疆观念再度被强调，民族政策最终等同于边疆政策。

三 从治内边疆观念到治内、御外并重的边疆观念

在天朝中心的观念体系中，边疆是王朝设官施政的边缘性统治区域、是国家置兵设防的军事防御区域，具有政治上归附中原王朝、军事上拱卫内地的双重功能。采取“因俗而治”的原则，内地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地方治事较少干预，但一般不放松军事控制，历代都在边地设置有极具军事色彩的机构，如汉代在西域采取“屯戍合一”制度，清代在东北、西北都实行军府制度，其中，必要物质经营如屯田之类，一般是满足军需，是一种以边养边的策略。

这是一种以治内为目的的边疆观念，其重点是安内而非御外。边疆的功能即是拱卫中原，守边疆是为了守内地，即“不守远必守近”, “外夷不守，防守将移往内地”。所以，清人论塞防之必须：“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因为中原之外有边疆、疆界之外有藩属，龚自珍当年筹划西域置省时，曾建议“控藩部之布鲁特、哈萨克、那木千、受乌罕各国”，因为“布鲁特、哈萨克之人咸侍，是为在朝中外大疆界处”。拥有了作为缓冲的边疆，中原一般不必直接面对敌国。所谓防边、固防，实际上主要是维持边疆地区的内附与稳定，避免边疆部族的背叛和内侵，保证王朝版图一统，现代意义上的抵御外敌侵略出现于17世纪以后与沙俄的冲突。

当宗藩关系瓦解、国界明确划定之后，以治内为导向的边疆观念迅速发生变化。人们意识到，“从前闭关独治之世，形势在内不在外，……今者中外交通，形势在外不在内”。“盖锁国之时代，患在藩属，谋国家者，必重边防。防边云者，防边人之内侵也。交通之时代，患在敌国，谋国家者，必重边防。边防云者，用边人以御外侮也”。实际上，边防从此需要同时完成防内侵、御外侮的双重任务。

由此，清末边疆认识中至少有三点与以往明显不同，即：一国需要“弱”边疆还是“强”边疆？边疆的功能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边疆与内地应是保持隔离还是应加强联系？

仅只防犯边疆部族内侵的理路中，内重外轻是理想格局，中原政权一般不希望周边存在强大的边疆藩部，即“防边人之或内侵，故利用边人之弱，惟用边人以御外侮，故利用边人之强”。清代治蒙政策之一是以盟旗制度将蒙古分而治之，即使在清末新政中，各路王公也是一边在唱响“强蒙”的声音，一边向朝廷告白：蒙古变法自励“不特有裨于自己亦且有益于国家”，蒙古地方不敢“稍有畛域”。当边疆危机、抵御外敌成为时代主题时，中国需要强盛稳固的边疆，为此必须告别“利用边人之弱”的旧看法，转向“利用边人之强”的新观念。

至于如何建设强大边疆，俄国对远东地区的锐意经营给清人带来了较大冲击。中俄多段国境线穿越之地原是中国领土，国界两侧的经营发展起初状况相当，到了20世纪初年，俄境一边日趋繁华。瑷珲道姚某观察到，位于黑龙江北的俄国境内，村屯“密如列星”，而南岸中国属地则“旷邈无人，一望蒿莽惟蹄迹交错”;在俄国与外蒙古交界，俄属境内“耕地渐多，盖由其国保护殖民而分配者也”。邹代钧所撰《中俄交界记》被视为“讲中俄分界者之宝鉴”，其中，对于国界对面俄国人的工厂、市镇、铁路、炮台一一俱列。人们不禁感慨：“山川如故，广漠如故，一入外人之手，则庄严灿烂，黄金宝库顿现于眼前。”

邻国边疆经济发展导致了资源、市场的需求，引发对于中国边疆主权进一步的侵犯。以中俄边界为例，我方是“边荒寥落，防守久疏”，对方则“村屯日密，所产草木又不足”，于是俄人越界取物、跨界谋利成为常见现象。光绪年间，俄人常在布鲁河以北至额尔古纳河口一带越界挖金，清廷不得已，在这里设卡伦五处。庚子年间，俄人又趁乱“焚毁我卡伦，盘踞金矿，安设水磨，垦种荒地”。另外，随着强占铁路经营权，俄国、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实施全方位的殖民掠夺。

到了清末，边疆危机已不限于军事侵略、割占疆土等形式，殖民势力在中国边疆地带的全方位渗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应对危机中，西方的现代主权观念被运用充实于中国人的边疆认识。陈赞鹏在思考西藏危机时运用西方主权概念来分析“主权”说，“西哲之言国家者，皆以主权与土地人民并举，是盖以主权既失，则虽有土地人民，亦既名存而实亡也”。日俄战争期间，报刊载文已经意识到，“东省事权久落于外人之手，喧宾夺主，固天下所同忧”。由此看来，边疆的功能不只是相对单一的军事防御、拱卫内地，边疆已是现代国家的有机组成，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水平本身就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维护边疆的“主权”“事权”“法权”“利权”“矿权”“路权”“交涉权”成为清末筹边之策的形成背景。

现代国际法将“主权”（Sovereignty）界定为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是对内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对外保持处理己身事务的独立意志。在清末人们的观念中，边疆主权与内地主权并无差别，所有外来势力对其展开的侵夺都不合法。徐世昌奏请在东省增改厅县，明确表达其用意之一即在应对“各国领事麇集、交涉益繁”的局面，“以为收回法权”。

传统治边不言利，即“国家筹款营屯，重在实边，原不重言利”，随着主权观念的接受，“利权”成为时人言说边疆的常用词汇。比如，经营边疆应该“主权、利权两无所失，国际邦交均能兼顾”;日俄战后，日本攫取了营口地方饮水、电话、铁路三种事业的经营权，时人将其统称为“三大利权”;1906～1907年，斯文赫定赴西藏考察，时人翻译其考察报告，出版识语中也特别提到各国觊觎“藏地利权”。

维护边疆“利权”实际上就是保障边疆的经济权益。为保证“利权”不失，清末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以国际法则管理边疆的观念，早在东三省铁路初成时，驻俄公使胡惟德就上奏，建议依照当时国际公认的《万国邮政公约》与俄国政府商定边界一带“稽查货税”等事宜，以使“两国得均利益”。清末，中国在边界一带设卡收税，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定税章，开收羊草、牧畜税”，在黑龙江右岸一带设立六卡，征收木税。为抵制外人对于边疆“利权”的侵夺，发展边疆实业成为当时言边者之共识。传统治边不重视边疆经济发展，甚至会实行“禁边”之策，但清末已是“世界大同，各国均有交通之便，其优胜劣败之比例，不在乎边禁之宽严，专在乎边备之疏密与实业之兴废。我诚能完整边备，振兴实业，对于内可为一极善之殖民地，对于外可为一最近之交易场，国界既不至内蹙，主权又不使外溢，于当今时势庶几得之”。与重视边疆“利权”的思路相一致，办工厂、开矿产、建交通、架电线等现代化工业、事业成为清末边疆新政的主要内容。

清末建设强固边疆的认识再次触及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主题。历史上，中原汉地与边疆在族群、文化、制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清代中叶，祁韵士曾以“中外一家逾万里”来颂咏大清开疆拓土的盛业，龚自珍论清代疆域也说“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但边疆部族不过是他们笔下的“回夷”“准夷”，其间可见人们观念中内地与外边之间的殊差。清末边疆新形势使得缩小这些殊差成为可能，使得内地与边疆间联系加强成为事实。比如，大批汉人向外移民改变着边疆的族群结构，民族杂居成为趋势；改土归流、新设厅县，也使边疆的行政机构开始与内地趋同；满蒙大员任职疆事的格局也有所改变，清末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汉籍疆臣，如赵尔丰、赵尔巽、程德全、徐世昌等，历任新疆巡抚中也仅联魁一人非汉籍；同时，现代工矿事业的发展使得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信息沟通更加方便，愈发频繁。反思清代“三百年来蒙汉之膜隔”，人们认识到虽“同戴一尊，同处一国，秦越其肥瘠，楚越其肝胆”，蒙汉不能协同合力的结果是，“今日鹫瞵鹰击，外力内侵，只有束手骈足无可为计”。

这里，已经出现了未来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必须探索解决的系列问题：如何处理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如何整合各民族以建设现代国家。清末，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路才刚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