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戚学民

章学诚在20世纪获得高度重视，其生平与学术获得学界高度评价，并得到持久深入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章学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章氏学术观点与成就的分析，对章氏思想在其身后的影响研究较少，显示章氏思想之学术史的研究尚有较大开掘空间。在章氏学术的影响方面，存在一种甚为流行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中所说的，章学诚的生平事迹与学说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多年。胡氏《章实斋先生年谱》对章氏学说的表彰之功无法抹煞，但他所述章氏思想在晚清的境遇与实况有相当程度的出入。胡适此说，一直遭到学界的质疑。但这个争议背后有问题，即章氏思想在晚清的遭遇究竟如何？大体上，学界同意，章氏学说在晚清时期并未被忽略，其生平更没有被埋没。相反，其学说在晚清传播较广，并获得了高度评价。但章氏思想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获得了怎样的评价，尽管有前述各位的重要成果，但仍然有讨论的空间。

晚清时期章氏学说的接受史内容非常丰富，相较于学界目前的讨论，尚有很多可供开掘的余地。比如，就章氏影响的广度而言，前述各方所讨论者仅是晚清有关章氏思想影响的部分例证，还有更多的、相当重要的意见可供搜集评断。另外，就章氏影响的层级而言，研究者所论及的主要是民间、学者的评价，没有涉及清廷方面对章氏思想的评价。而实际上，清廷高层对章氏学说的评价是其在晚清境遇的一个重要方面。清廷国史的记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官方对士人的评价和认可。章学诚在清国史中并未缺席，在国史列传中数次获得立传，颇显朝廷表彰之意，可以反映章氏身后境遇之一般，但这些档案学界尚未关注。有鉴于此，小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传包传稿，浅析清廷国史对章学诚记载的变化过程。

一

章学诚的思想和学术，在其身后一直得到国内公私方面的承认。在私人层面，学界已经注意到章学诚对龚自珍、魏源、李慈铭、谭献、郑观应、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但章氏的影响并不限于这些人。比如朱筠之子朱锡庚在给章学诚长子章杼思的信中，就给予章氏高度评价，称其为“乾隆年间三大绝学”之一，并感慨即使是阮元也没有真正认识到章氏的价值。“锡庚尝谓，乾隆年间积学之士与嘉庆年间所学似出两途，以阮制军为当代龙门，尚不能深知尊大人之底蕴，他人不待言矣。前拟撰《文史通义书后》，祇以尊大人之学当世罕有知者，唯锡庚尚能窥其旨趣。弟其事重大，未敢轻易下笔。近复拟作乾隆年间三绝学传……一为尊大人实斋先生。原夫周秦以上，但有史官，而无私学，其诗书礼乐以及典章象数皆史官职守。故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韩宣聘鲁，观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俱指史官而言也。自刘向区六艺为九，汉唐以降，经史各立专家，言史者祖马班，言经者尊贾郑，从是史家者流，或考其事迹同异为勘误之书，或订其疆域沿革为地理之学，其于著述之旨趣，体例之要删，鲜有讲明其故者。唐刘子元、宋郑渔仲，间有著论，第驳而未醇，偏而未全。且株守史氏之一家，隔阂六经之条理。实斋先生以毕生所读之书，自成一家之学，勘辨同异，抉择是非，合而知要，离而能通。著《文史通义》内外篇若干卷，盖上穷官礼之遗意，下溯中垒之校雠，合经史为一者也。不知者见其详论史裁，近于刘郑两家之绪余。是犹目考古音者谓出于吴棫韵谱，岂其然乎。其为绝学，知之者希，空前绝后鼎立为三矣。”朱锡庚对章学诚此番评价，长期未曾为人所知。朱锡庚曾是章学诚学生，所言未见得客观公正，但他对章学诚的学说有深切的理解，言章氏合经史为一，颇中肯綮。朱锡庚更把章学诚视为“乾隆年间三大绝学”之一，是对章氏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至今也是罕见的奇论。而在晚清时期，章学诚思想对于其他人物的影响并不少见，比如以史学著称的李元度在文中数次称引章氏。总之，晚清时期，章学诚的思想曾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官方记载层面，章学诚也不曾被遗忘，在清廷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中他都曾多次被记载。清廷从乾隆年间开始大规模修纂国史，而在嘉庆时期，《儒林传》《文苑传》等国史类传的编纂工作集中展开。阮元是促成章学诚进入国史的重要人物。他在1810～1812年，即清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纂成《儒林传稿》，其中即有对章氏学的初步记载，尽管阮氏没有将章学诚列入《儒林传》，也没有正式记载其生平。在《儒林传稿·邵晋涵传》中，章氏大名及其代表著作《文史通义》和主要学术观点“浙东学术”都被载入。阮元肯定了章学诚是邵晋涵的密友，采用了《文史通义》的相关文字来记述邵晋涵的生平与学术，实际上采信了章氏的“浙东学术”说，将邵氏纳入浙东学人谱系。

阮元能如此做，是因为他曾任职浙江巡抚，并且知晓章学诚其人，并对其学术有相当程度的认知。章学诚曾经请朱珪关说阮元，为自己提供工作便利，并曾直接致信阮氏，介绍浙东学术。不过阮元力主考据，对章氏学术不甚欣赏，这一点章学诚也是知晓的。当然，阮元未将章学诚列入《儒林传》，未必尽出偏见。《儒林传》的人物以经学为主，章学诚确实不以经学见长。此外，国史《儒林传》初纂，阮元态度谨慎，从顺治到嘉庆初年，立正传者仅仅44人，立附传者55人。章学诚属于提及但不列目者，也可见得国史《儒林传》对章氏的定位。

尽管《儒林传》中仅有简略的记载，但这是章氏其人与学术进入国史的初始。

二

继阮元之后，缪荃孙为奠定章学诚在清廷国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初年，清廷对《儒林传》《文苑传》等类传进行了两次集中修纂。其中第一次修纂工作在1882～1888年进行。这次修纂工作中，缪荃孙负责总辑《儒林传》、《文苑传》和《循吏传》，其中的《文苑传》为第四次稿。在缪氏安排下，章学诚在《文苑传》中获立为正传。

《章学诚传（章宗源叶维庚吴兰庭）》内容如下：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经世文编》《目录》）。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文史通义》识语）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阉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文献徵存录》）。自游朱筠之门，筠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文史通义》识语）。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廷丞甚敬礼之（《文献徵存录》）。震论修志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非所急务。阳湖洪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以布政司分隶厅州县。学诚均著论相诤（《文史通义》），夷然不屑（《粤雅堂丛书跋》）。著有《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其中倡言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之原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文史通义》识语）大兴方恮嗜其书，以为窥六艺之精微，群言之奥旨，比于刘向郑樵而得其精（《顺天府志》）。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是非斟酌（《文史通义》外篇），亦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粤雅堂丛书跋》）。所自著有《实斋文集》（《经世文编目录》）。

光绪初年这一次修纂工作中，《文苑传》共立正传119人，较《文苑传》第三次稿即道光进呈本的44个正传有大幅增加。进呈本《清史文苑传》的记载截止于逝世于乾隆朝的姚鼐。《文苑传》第四次稿在姚鼐之后，增加了从乾隆至同治朝的赵一清等数十人，截止于1870年逝世的吴士迈。《文苑传》第四次稿的汇稿本析为四卷，《章学诚传》居于第三卷第十二位。

《章学诚传》尽管正文只有四百余字，但内容丰富。传文记载条理清晰，甚有章法，依次介绍了传主的科甲出身、治学特点、学术渊源、主要交游、学术观点、学术成就及其评价、主要著作。传文在记载章学诚姓名、籍贯后，首先记载其科甲出身。在《文苑传》第三次稿中，入选人物的原则是基于政治正确，以有科甲出身为主，并按照科甲年月为序安排传记先后。《文苑传》第四稿也遵照这个原则。随后记载章氏治学特点为专研史学，并且不为章句之学。这一特点记载揭示非常确切，晚近学界都普遍同意章氏以史学见长。而章氏的师承来自浙东刘宗周、黄宗羲一路，其学术特重明末与浙东南明史事，这也是章氏引以为豪，并得到后人承认的方面。

在学术交游方面，传文重点记载章氏曾游朱筠之门，并与当时的考证学领袖戴震相颉颃。对于修方志的体例，章氏与戴震、洪亮吉有不同观点，并发生了争论。章氏以文史校雠与戴震等人的汉学考据相抗衡。这一记载别有深意，因为总辑缪荃孙是坚定的主汉学者，其学术渊源于考证学，且主持辑纂的《儒林传》以汉学为主流。他记载章学诚与戴震、洪亮吉等考证学者的学术差异和争论，确实是章氏所遇到的重大学术挑战，但记载这一与考证学者的冲突也是对章氏学术地位的认可。后来从钱穆到余英时对章氏与戴震等的关系都特加注意，并有论述，影响巨大。《章学诚传》对传主的文史校雠之学的性质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来源于官礼之学，可溯源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长于学术源流的考订和鉴别，可与史学家郑樵相比。其地方志的代表作，体现了才学识三长。本传也指出章学诚的主要著作是《文史通义》，并从该书中截取了相当的文字。

缪荃孙的《章学诚传》意义非凡，在国史中确立了章氏的正传地位，奠定了章氏记载的基本格局，且其记载的基本观点与20世纪以来的研究相合。

十几年后，清廷自1902年起，又进行了一次国史的集中修纂。此次修纂，陈伯陶担任总辑，负责辑纂《儒林传》和《文苑传》，并形成了《文苑传》的第五次稿。第五次稿在很多方面继承了缪荃孙主持的第四次稿的记载。我们在《章学诚传》的稿本中看到，在记载章氏学术宗旨的“辄能条别而得其宗”句下有陈伯陶签条，其文曰：“自谓卑论仲任，俯视子元，未免过诩，然亦夹漈之伯仲也。（《两浙轩录》）此条拟增在得其宗旨下伯陶”。

经过修订后的传记文本《章学诚传（章宗源叶维庚吴兰庭）》如下：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阉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自游朱筠之门，筠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廷丞甚敬礼之。震论修志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非所急务。阳湖洪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以布政司分隶厅州县。学诚均著论相诤。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论者谓，是非斟酌，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所自著有《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其中倡言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之原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自谓卑论仲任，俯视子元，未免过诩，然亦夹漈之伯仲也。又著有《实斋文集》。

我们看到陈伯陶主持辑纂的稿本基本沿用了第四次稿的文字，但也进行了微调。主要的改动就是如签条所示，改变了对章学诚学术的评价，不再是一味地称赞，而是进行了适度的批评，认为章氏未免自视过高。陈伯陶是陈澧弟子，主汉宋调和，反对门户之见。他所反对的不仅是主汉学者和主宋学者的门户之见，而且对非汉宋学者的学术也有持平之见。对章学诚传的修改正体现了抑制门户之见的风格。

这个版本的文字即是《清史列传·文苑传》中的《章学诚传》的样貌，根据稿本，可见史馆辑纂工作的样貌。

三

陈伯陶主持的《文苑传》第五次稿，并非章学诚在国史中的最后呈现。进入民国，清史馆成立，对各种类传进行了重新安排。缪荃孙再度担任总辑，负责辑纂《文苑传》，其工作成果为《文苑传》第六次稿。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传包传稿中，看到了《文苑传》的第六次稿的一个抄本。根据封面题字，我们可知该稿的工作时间是“乙卯四月廿日办，十月成缪荃孙”。《章学诚传》在《文苑（学）传三》中。

该传文字如下：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阉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自游朱筠之门，筠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廷丞甚敬礼之。震论修志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非所急务。阳湖洪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以布政司分隶厅州县。学诚均著论相诤。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论者谓，是非斟酌，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所自著有《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其中倡言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之原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

与以前的传文相较可知，缪荃孙沿用了自己在光绪初年辑纂的文字，但是该稿本有圈点，删去了所有的注解，最后一句“所修《和州》、 《亳州》、《永清》县诸志，是非斟酌（《文史通义》外篇），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予以保留。删去了“所自著有《实斋文集》（《经世文编目录》）”。

此后我们看到有总题为《清史稿》的《文苑传二》中《章学诚传》稿本。此《章学诚传》居第十九位，在《宋大樽列传》后，《祁韵士列传》之前。此传文字与以前的稿子略有差异。此稿曾有这样的话：“学诚好辩论，勇于自信，有《实斋文集》，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然亦未臻深古，要之无离叛之言，其所长也。”此一修改，不知出于谁手。且此段话的最后一句“然亦未臻深古，要之无离叛之言，其所长也”，亦被删去，此一删改之人亦待考。

此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清史稿·章学诚传》。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从清廷初次修纂《儒林传》，章学诚的学说便被采纳。而从《文苑传》第四次稿开始，章学诚在国史中获立为正传，此后保持了稳固的地位。《文苑传》虽然看似地位低于《儒林传》，但仍然是国史，能立为正传者也不过一百多人。章学诚获得在国史中立为正传的荣誉，而将他列入国史的人士，正是主张汉学的阮元和缪荃孙。缪荃孙记载了章学诚的学术宗旨、主要成就等，并暗示他和汉学高峰戴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抗衡。这一记载格局为此后的清国史系统的各种稿本所继承，尽管在具体文字上有所调整，但国史《章学诚传》的格局从此确定。

从清廷国史中的《章学诚传》可知，自晚清到民国初年章氏不仅在民间学界一直发生影响，其在清廷国史中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从附见到立为正传，章学诚的影响持续存在，他的学术地位在逐渐提升。胡适作文时，大概对清代国史档案尚未能寓目，而《清史稿》和《清史列传》尚未出版，所以胡适对上述清廷国史应未见及，所以他遂有章氏的生平与学术被埋没的看法。但如今情况已经不同，学界可知，章学诚思想学术在晚清的际遇与胡适所说相去较远。本文所讨论的清国史馆档案中的《章学诚传》属于小节，但也许说明对章氏学说的命运的讨论，仍是一个有相当空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