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倡导民族政治与性别政治复合框架下的“反思妇女史”

用性别与民族的复合框架重构“慰安妇”的历史，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慰安妇”问题上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多种的相嵌组合关系。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从“反思的妇女史”（reflexive women's history）角度提出反思妇女史要超越国民史，才能对战胜国的战争责任和战争中的女性协力问题提出质疑；并从国民史的角度，批判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拒绝“慰安妇”历史进入历史教材之目的，是为国民国家背书，是从“恢复国民自尊心”的角度撰写“值得自豪的历史”，只是诱导和强迫“作为国民一员的我”与国家认同的合一。她从解构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反思女性国民化的问题，提出要从超越民族国家的人权角度来理解“慰安妇”问题，提出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国族主义，才能建立起女性的连带性。上野千鹤子对于民族国家的反思无疑是尖锐、深刻和值得注意的。但是，正如韩国女性主义学者任佑卿从韩国被殖民者女性的角度对上野批评的回应，认为上野的批评是把日本女性的经验普世化，无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妇女之间的差异和裂缝。她分析了殖民地时期韩国知识女性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三种连接方式。本文不讨论女性的身份认同，而是要讨论中国“慰安妇”问题的制造根源与运作机制。正如任佑卿指出的“即使同意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国族主义的正当性，它也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个生存的现实基础”。笔者更要强调的是不能非历史化地、抽象地讨论民族/国家机制和民族主义。“慰安妇”在战时与战后遭遇到的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机制。前者是来自外部强权的民族压迫，后者是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民族/国家机制。战时中国的“慰安妇”问题首先是民族压迫的问题，这不同于日本国内的“慰安妇”问题，日本国的“慰安妇”问题可以溯源于民族国家体制、性别压迫体制，甚至阶级压迫体制。战时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关涉性别压迫，但首先是作为民族压迫的问题存在。对于受害国的“慰安妇”，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是解除压迫的第一步，只是民族压迫并不是“慰安妇”苦难的唯一来源，“慰安妇”的苦难也没有因民族压迫的解除而自然地消失。“慰安妇”问题是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编织和嵌套在一起，共同起作用。战时的“慰安妇”问题，民族压迫机制是首要的压迫机制，“村庄的道理”显示的是父权制在民族压迫的强权下被收编的协作机制。另外，战时的强奸、强征“慰安妇”、女战俘经历的性酷刑是以性别压迫之形式展示民族压迫之实质，是以性政治展现民族之间权力的较量。性/性别是民族权力斗争的场域，日军通过性侵略占领国的女人宣示自己的权力，唤起自己的征伐意志。我们无法超越民族压迫机制来认识这种性别压迫机制。战后“慰安妇”所面临的歧视与排挤，父权制是首要的压迫机制。在民族内部的男权制文化/性别机制得到清理之前，民族主义既可能对幸存“慰安妇”制造压迫，如政治运动中受到的打压，也可以是帮助“慰安妇”重获尊严、同情和帮助的正面力量。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诉讼，是大娘们自己的历史叙述，明知不可能胜诉，却坚持诉讼，是因为大娘们要诉说自己的历史。诉讼这一行为，翻转了关于“慰安妇”的叙述范式：从“卖春”转向“性暴力”，通过证明“慰安妇”的强迫性，洗清为妓为娼的污名，为她们赢回了尊严。但有意思的是，在媒体报道和绝大多数的“慰安妇”历史书写中，大娘的这份尊严是通过民族主义叙述框架而赋予的，她们作为控诉与指证日军暴行的铁证，“忍辱”勇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是“与日本右派势力斗争”的壮举，而应受到民众和社会的尊重。简言之，一方面民族主义救赎了“慰安妇”在男权文化上的失贞之耻；另一方面，民族内部的男权文化与性别机制仍未被触及和反思。

2015年11月13日，最后一位对日诉讼的张先免大娘离世。伴随大娘们的离世，她们个人承受了一生的苦难终将烟消云散，留下抽象的民族苦难进入历史。但是，当具体的生命故事被抽空为空洞的苦难，并成为民族苦难的注脚和控诉日军暴行的证据时，大娘们的“苦难”被彰显的同时，再次被隐匿了。若我们的民族集体记忆记住的只是抽象与空洞的民族压迫的符号，那么，拨动的只是民族间仇恨的情感记忆，而非对制造苦难机制的理性反思。为了走向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性暴力的未来世界，需要从“女性反思史”的角度——结合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的复合视角，重建“慰安妇”的历史。

（原刊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