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档案的经济价值理应纳入档案学研究视野

1.1.1.1 档案理论发展脉络显示档案的经济价值更加凸显

李晓辉在阐述信息权利即将成为继信息经济学、信息哲学之后信息时代又一个法学关注的理论焦点时，引用经典——“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认为“信息问题凝聚了难以抗拒的时代魅力和理论潜能”，使得一种理论研究或是一门学科学问难以对信息时代的信息问题视而不见，然而法律研究却较少回应实践性很强的信息权利问题，从而促使她以一个时代的全新视野进入一个理论的全新研究。

20世纪初期是我国史料发现的新时代。随着甲骨档案、敦煌遗书、清朝大内档案以及居延汉简等的重大发现接连问世，档案史料价值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使得历史学科内部逐步形成了档案学的分支学科——档案编纂学、档案鉴辨学、历史档案学等，当时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多聚焦于这些“故纸堆”上，时至今日，历史档案仍然被历史学家奉为圭臬，也是源于其历史研究价值。

20世纪30年代末，民国政府机关兴起了“文书整理”运动。在这样一个机关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档案在机关业务运转、公文办理、职能运作等方面的凭证价值日益凸显。此时诞生了在县、省机关文书工作中提炼出的档案管理经验、办法、理论，并由此诞生了早期的档案学家单士魁、张德泽、傅振伦等，使得档案学的早期研究视野主要集中于档案管理学、文书学等以业务凭证价值为代表的分支学科。时至今日，档案学界关于档案价值的认知以“原始记录性”为根本，部分源于其业务凭证价值。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在来源概念基础上，创立了“体系化的全宗理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全宗理论体系。该时期的时代背景是现代机关职能活动更加丰富、产生档案的业务门类急剧增加、档案管理技术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仍然占据时代主导地位，档案对于其形成单位、相关单位、利用单位等来说，主要是查考凭据价值，这一时期档案学的研究视野已经扩展至档案利用学、档案馆学、档案事业管理等。

20世纪40年代西方档案学者在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实践背景下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此时正处于工业革命时代，形成档案的业务门类、职能种类、流程步骤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档案学者对于产生于此的档案的凭证价值研究更加深入和细化，逐步延长至文件的全生命周期，尤其是根据凭证价值在其周期的变化规律逐步提出社会价值概念，这在当时属于挑战时代的观念。正是因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对凭证价值观察得“无微不至”，并诞生了社会价值观念；21世纪电子文件的逐步兴起，中外档案学者正视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并逐步进行了修正，形成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连续体理论、后保管理论等，尤其是国际档案界主张档案部门应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阶段进行干预和行动，并提出嵌入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设计的必要功能，也就意味着在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的凭证价值如何保障以及后期的档案社会价值如何发挥，已经被纳入档案学理论研究视野。

21世纪初期，公共档案馆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作为拥有公共档案资源的公共管理事业机构，公共档案馆本身肩负着更好地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使命，加上其典型的时代特征，如“扁平化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盛行，推展开来，档案机构确有必要从传统的行政管制型机构转变为现代的公共服务型单位。以倡导“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这一时代特征，正是源于档案的社会价值逐步被政府、学者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发现，民生档案、家庭档案等概念的提出无不是因为档案与普通公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社会价值的开发利用，至此，档案的社会价值也被全面纳入档案学理论研究视野。

梳理上述时代变迁对档案学理论研究视野的影响历程，意在证明档案学理论如同法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一样，面对打上时代烙印的重大变化，以应用型实践性为标志的档案学科不应选择沉默。2014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全文公报，延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重大举措，并对“市场作用”提法进行了升级，尤其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全会公告）。一直以来，市场经济和经济价值并不是档案学界关注的对象，也几乎从来没有被当作档案价值实现、档案事业实现服务社会功能的可行途径来认识。直到21世纪初，作为档案学的上位学科“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研究才有了打破坚冰的尝试，开始将产业化作为本学科一个独立的认识进行研究，并开始关注信息产业、信息资源产业甚至是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等以往学科的真空研究地带。在国际学术界，鉴于国家档案管理体制的不同，对档案、文件等专业名词的称谓之间的差异，诸如以公共信息资源、档案公共产品与服务等为主题的研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尽管如此，档案学理论甚至是信息管理学理论对于市场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作用的研究仍然呈现基础理论薄弱、应用理论与方法上营养不足的积弱状态。什么是信息资源？什么是内容资源？什么是档案资源？既然是资源，作为时代烙印的“市场”，能否对档案、信息、内容等进行配置？现行的档案管理体制又如何实现这种配置？在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改革背景下，档案经济价值及其实现的研究恰逢其时，但需寻找恰当的方法。

1.1.1.2 档案经济价值的实现及理论发展需借助经济学方法论

目前档案学以及信息资源管理对于市场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在理论层次上缺乏一般性认识。稍显稚嫩的理论研究使得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学科面对复杂多变的资源难题踌躇不前，以至于形成了档案学对档案信息资源在市场经济时代配置上的因循守旧，例如，十八大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资源与我们所关心的档案资源、信息资源以及内容资源有何关联？市场如何为档案资源、信息资源的作用发挥和价值体现与升华服务？公共档案资源以及公共档案馆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环境中又该如何与市场发展相得益彰？非公共档案资源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环境中又该如何借助市场实现价值最大化？与上述问题相伴生的是，档案资源及其服务停留在是否收费的争议与困惑中，档案编纂出版仍然面临着知识产权、档案所有权、档案公布权、档案利用权等产权不明的纠纷与阻扰，人事档案管理领域依旧是人事档案大量沉睡、人才绿色通道与弃档现象频出等乱象丛生。档案人受困于档案资源与市场体制之间，而这两者究竟是要在其中画上一道平行线而老死不相往来，还是在不久的将来有个交叉点，以互联共通的档案学、经济学、管理学认识和系统的制度设计来解决上述问题？

结合市场经济对资源要素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改革背景，对档案经济价值进行经济学意义的理论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然而经济价值属性在传统的档案学经典著作的表述中一般为档案以发挥社会价值为主，发挥经济效益为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主一辅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信息有偿服务工作的开展，档案部门单纯的社会效益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一元化目标向二元化目标转变”，从“追求社会效益为主隐蔽地实现经济效益目标向要求追求显现经济效益目标转变”，且该属性在现行的档案管理体制中——以公共档案馆和公共档案服务为公众主要接触对象，普通老百姓和档案利用者看不见、摸不着，至于公共档案馆服务的缺位以及应该由市场方式补上的资源流动以及供应，大家更是无从感知。因此，研究档案经济价值及其实现，需要寻找恰当的方法和切入点。笔者认为，将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档案理论的分析框架具有启发意义，该框架包括视角、参照和分析工具。运用该研究方法的逻辑思路至少可以明确一点：档案价值抑或档案经济价值本身不是问题，而只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事实。事实本身无法解释事实，只存在如何描述的问题，不存在理论解释，体制解决的提法更是荒谬，因此需要在档案学理论、信息管理学理论的“资源”中寻找可行且必要的视角、参照和分析工具。如前面的时代烙印梳理分析所说，档案的经济价值已经必然地进入档案学理论研究视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以何种视角来观察、描述甚至解决档案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并以何种参照和分析工具来分解、剖析和提出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