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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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难过语言关

留学需过语言关。对很多留学者而言,最难过的也是语言关。赴日之前,黄尊三就读的湖南高等学堂,原为湖南时务学堂,赵尔巽抚湘时,改名为高等学堂,招各县高才生数百人,课程设置方面“注重理化、算学、英日文”(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日)。文中所引黄尊三日记,时间一般是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凡在正文中已经说明时间的,不再另注;若正文未说明,则在文后用括号注出。黄尊三留学日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之前以农历纪年,此后用阳历,本书与此一致,不做统一处理。可见,赴日前,黄已有一定的外语基础;相对而言,自费生外语基础不及官费生,光绪三十年自费赴日留学的谢健,“日语毫无基础”。谢健:《谢铸陈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22页。赴日途中,仍不断“练习日语”,且有不少心得:“看日本文,初看似易,仔细研究则甚难。”所用教材为梁启超编著《东文入门》二册,黄认为该教材“最便初学”,在高等学堂时就曾加以研究,其中“不了解者甚多,拟至东京后,加工学习”(五月十日)。抵日后,黄首入宏文学院,地处日本北丰岛郡之巢鸭,完全为一乡村地区,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具有普通中学之性质,注重日语与普通学科,为将来考入高等大学之预备,“因中国学生,大抵缺乏普通科学,非补习之,不能求高等专门学问。普通中学外,另有师范班,为年长之留学生,及中国官吏短期学习而设”(五月二十四、二十七日)。开课第一天,“教日本字母二十五个”(五月二十九日)。接下来黄日常生活安排基本是“上午习日语,下午阅报”。环顾此时留日学生,绝大多数是在类似的注重语言学习、具有预科或速成性质的学校中就读,据1905年《朝日新闻》报道:中国留日学生共2731人,其中弘(宏)文学院1100人,振武学校305人,法政大学速成科295人(正科仅1人),成城学校151人,同文学校148人,经纬学堂139人,进入日本著名高等学府者寥寥无几,东京帝国大学5人,京都帝国大学2人。《朝日新闻》明治38年8月7日,转引自《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第216~218页。

除日语外,当时日本很多学校对英文也有要求,列为考试科目。初抵日本,黄对是否学习英文,尚有疑虑。同学们打算开设英文夜班,邀黄参加,黄认为自己“东文尚未成,若再习此,恐无一得”,遂婉拒之(八月二日)。十月、十一月,因为“取缔规则”事件(详下文),很多留日学生回国,黄也归国。次年三月,黄再赴日,即入正则英语学校,该校为“日本唯一之英文补习学校”(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显然,黄意识到学习英文之重要性,“欲强中国,在输入东西文化,然文化多从书籍输入,非熟习外国文,无从看东西新书,故进正则学英文,即为看东西书籍之预备,为输入文化之先声”(三月二十四日)。其实,这也是很多留日学生的共识,入正则学校学习者“人山人海”(三月三十日),可以为证。

除课堂学习外,黄意识到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外语水平,如参加演讲会、聘请日人教授补习、阅读翻译报刊书籍等。赴日不久,黄就认识到:“以后凡有演说,必当去听,盖借此可以增长见识,并练习日语。”(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次年闰四月三日起,黄聘请一日人“每晚教日文日语一点钟”,因为“余之日语文,程度不足,非补习不能考学校”。月余后,即五月十三日,黄“定《朝日新闻》一份”,一方面是因为该报“议论平正,材料丰富,闻每日发行四五万份。为日本新闻中最有价值者”;另一方面是想通过阅报,提升自己日文水平。五月十九日,黄开始“转译日本历史”,原因是“余学日文,将近一年,稍有所得,故取此学译之”。虽然学习日语近一年,但程度并不够,七月二十三日黄参加一讲演会,尚不能听讲,故遗憾曰:“余虽学日语一年,然程度颇低,不能听讲,以后非力学不可。”

这时,黄已办理了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预科手续,按学校课程设定,一年卒业,升入特别预科;半年毕业,升入高等预科。这条途径是可以免考的,但时日较长。一些程度较好的同学,就直接报考高等预科,这也让黄甚感郁闷,“因入学校学普通,空掷一年半光阴,颇为懊悔,然已履行入学手续,不便退学,只有忍耐而已”,同学中有二人在正则英语学校补习,“拟考高等,余对考试,亦无把握,为免考试计,不能不牺牲一年半光阴”,只能以“随遇而安”安慰自己。七月二十四日,早稻田大学普通预科开学。但黄并不死心,在用功准备半年后,还是参加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考试,科目为“英文翻译、英文法、作文、日文、历史、算术,而尤注重英文”。黄自估“余英文答案最下,料无录取希望”(1907年4月3日)。果不其然,五天后,考试成绩发布,黄因为“英文不及格”,不获取录,仍在普通班。显而易见,黄的英文程度不够,尚需补习,故其计划暑期“仍入正则,补习英文”(7月5日)。

对日语、英语的学习,贯穿于黄氏留学生涯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在紧张备考时期,亦是如此。1907年3月18日,黄正准备应考,还特别在日记中记述:“伟人格言,必按日译录,不可间断。”4月2日记:“日来一面上课,一面预备高等预科,故甚忙,除每晚译一二格言外,不作别事。”黄氏留学日记也是一部修身日记,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抄录伟人格言事迹,并将其翻译成英文、日文,由此,黄将学习外语与修身养性结合起来。1908年2月1日,为旧历除夕,黄记述:“伟人日记格言,于昨日完成,其中除孔孟之格言外,欧西伟人之言为多。为得全意故,不计文之修美,参照英日文,字字译释。其中错误,固所难免,然大体或者不差,区区百余条,补益于我之身心实多矣。”学习外语、修身、日常生活统合为一。1908年7月5日,黄“上午看英文,《莎翁文集》《鲁滨逊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次日起,“每日写英文日记,即先成中文,再译成英文”。学习外语,如此日复一日,贯穿黄之整个留日生涯。

因个人天赋有别,学习外语成效差别很大。对黄而言,虽投入极大精力学习外语,但效果未必佳。黄在赴日将满四年之际,1909年4月7日记述:“虽日夜忙忙,仍是预备时期,尚未入学问门径。每日为日英文,占去时间不少,而语言学重记忆,与余性颇不相宜,余性喜思考与情绪,视机械学如仇敌,故虽日日用工,而成绩不见。然亦只好忍耐而已。”两个月后,黄又感叹:“每日白日上课,晚上温习,耗精力于外国文字者大半,无暇看中国书。虽心所不欲,然为入大学计,不得不由此经过,英文字典,翻破两本,可见日在机械中讨生活也。”(1909年6月8日)不难看出,黄本不喜亦不擅长学习外语,仅为“入大学计”而硬着头皮学习,这样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深感痛苦。次年12月11日,黄还自叹:“出洋留学以来,日为语言文字所困。”在语言方面如此费时费力且效果不佳,自然影响了黄在其他方面的求学。幸好,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六七年的勤学苦练,到1911年前后,黄的外语水平有较大提高。1911年2月5日日记中,黄罗列了各种学科功课表后,自道:“欲求科学上专门学问,非外国文字成功,多看外国书不可。日本科学书颇少,一专科不过二三种书,两月工夫,就无书可看了。读书要能供献于社会,方有实用,以后拟选择一二名著译之,以为供献之初步。”这时,黄已经可以主动地翻译外文书籍了(此前多为被动翻译)。有此语言基础,为其学习专门之学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