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习法科

从职业而言，黄尊三可谓“法律人”。但黄氏走上法科之路，则是包括黄本人在内未曾预料的，其中包含很多无奈。早在赴日之初，黄就想过将来所学之专业，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六日记：“伏枕思维，将来普通毕业，究学何科，考何校，工业固佳，似近于机械，与本性不宜，他科一时又不能决定，反复筹思，不觉睡去。”黄留日第一年在宏文学院、正则学校，几乎全部时间精力都花在外语上；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普通预科；年余后，1907年9月进入特别预科；半年后，1908年3月升入高等预科；又经过一年多学习后，在1909年6月进入大学部考试中，可惜未通过：“今日发榜，余不及格。”（1909年6月28日）接下来怎么办？

当日，友人建议黄“另考明治大学法科”，但黄认为“余于法律素不嗜好”，碍于情面，黄只能“姑应之”。接下来一个月时间里，黄内心非常痛苦，7月17日记：“此一月内，无事不想，无时不忧，身虽坐明窗净几中，而心如在阿鼻地狱……是日炎热极，午睡醒来，无端抑郁。”7月23日，友人来访，又言及学校事，黄曰：“立教大学文科，与余性相近，拟试考；若不取，再考明治大学。”此时，黄还无法下决心，次日，他还至独乙语（即德语，引者注）学校及音乐学校取章程。就在这时，友人罗百仓劝黄不可入立教大学，理由是“该校专为传教而设，以进明治为上”，又劝黄“不必定学文科，以文科之效迟而狭，不如法科之效速而且广”，且言“法律乃现世一门大学问。坐而唱学说，起而办国事，皆无不可”。黄觉得罗氏所言有理，周围的多数友朋也认为入读明治大学为妥。黄乃处事犹豫之人，多数友朋意见对促成其应考明治大学法科应有很大作用。应考早大落榜，明大法科又非所愿，自然影响此时黄的心境，27日黄至“料理馆，沽酒一瓶。且饮且看桌上时报，无一快人意事”，心情不佳也勾想起了许多家国往事：“自戊戌变政，至今十有余年，所办之事，无一可观，正如我自游学以来，无一成就。岁月已逝，国事日非。”

接下来，报考明治大学法科较为顺利。1909年9月1日，黄询问明大试验事，4日报名，8日试验。13日黄至明大看榜，未得结果，顺便拜访了当初建议自己报考明大的友人罗百仓，罗言：“求学之道，年愈久则学自愈深，多读几年书，较回国混事，其佳固不待言。四年光阴，转瞬间耳，后日归国，欲再求学，不可得也。”黄认为罗氏所言“有至理，开余心胸不少。余当时决计照办”。17日，黄得知明大考试结果发布——自己被录取了。23日，黄办理明大入学手续。一桩心事终于了却，故24日记：“学校定局，心中亦稍安”。25日，明治大学开课。换言之，在赴日四年多之后，黄终于开始学习专业知识。

1909年9月28日，黄读《印度法》，这是日记中第一次记载阅读法律书籍。数日后，又阅《法学通论》（10月3日）。在学校、专业确定的情况下，黄之日常生活也在“课事如恒”中度过。在理性认识上，黄明白“法律为改良社会，维持风俗之要素”，是国家所需的学问（1910年1月1日）。但学习法律，对黄而言，并非兴趣，也不合性情，是不得已的选择，故学习过程中不免纠结与痛苦。1911年1月18日记：“每看法学书，觉苦于干燥”；次日记：“本日读法律书，初觉讨厌，久之亦觉有味”; 2月13日记：“是日忽思由法科改政科，以法科大半为法律，与自性不甚相宜，故研究亦少进步，转念入法科已二学年，今又改动，殊非所宜，遂作罢。”可见黄的纠结与痛苦。当然，也谈不上排斥，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也勉强可以接受，似乎有点“先结婚，后恋爱”的感觉。

在广博的学问与专精的法科之间，学问的有用与无用之间，黄亦不时纠结。1910年11月8日记：“学问一途，浩如渊海，虽举毕生之力，无有举世间之一切学问，尽行穷究。若不量自己之才能，审当今之时事，就其中选择一二，为将来应用之地，则如是泛泛研究，恐卒业而归，无一门稍有把握，所失莫大焉。今姑就余平日学校所习者，选择数种，精以研之。”在黄看来，最为重要者，以下三门——国际公法、宪法、经济学，必须精研。月余后，黄又琢磨此事，“转瞬卒业，将何以贡献祖国？”“吾人之志愿，不外欲举所学，归而见诸施行，然古今东西之学问无穷，吾人之才能有限，既不能尽学，自必选择数种，于吾性之相近，及祖国之所急需者学之。今日第一急务，要为宪法；次行政法；次国际法。”黄认为这三门学问“乃救国之要具，不可不特别注意及之也”（12月11日）。显而易见，在学习过程中，黄不断思考习法之用何在，且认为所学应当以“吾性之相近”与“祖国之所急需者”为出发点。需特别注意的是，黄前后开列的两份重要学科名单，除经济学外，就法科之中，如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全部属于公法。可见，在研习法科一段时间后，黄对国家结构与组织、权力分配与运行、公共领域、国家之间关系的关注。

学习法律，尤其侧重公法，为黄对自己国家与国际问题提供了知识背景与解释力。1910年底至1911年初，黄在研读宪法，日记显示他几乎天天“看宪法”。1910年12月14日，黄与（已被日本吞并的）韩国人李德奎交谈后，感觉“李君乃一青年志士，其言颇有亡国之痛，惜其知识缺乏，昧于世界大势耳”。易言之，缺乏现代知识不足以救国。在黄研读宪法期间， 1911年1月6日记：“余对上杉之主权解释，殊不为然。日本宪法，固君主国宪法，而上杉又官僚之学者，勿怪其然。”此处所言“上杉”，即上杉慎吉（1878～1929）, 为日本一位推崇军国主义的宪法学者，曾留学德国，他不满西方民主宪法，对《大日本帝国宪法》进行绝对主义解释，强调天皇神的地位，主张“天皇主权说”; 这与日本另一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之间形成激烈交锋，不过学界与舆论界大多数是支持美浓部达吉一方的。宪法之后，黄开始研读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公法）, 1911年2月7日记：“日来读国际法，于主权二字，颇有领会。”这自然而然联系到自己国家主权现状：“我国名为完全主权国，实则一不完全主权之国家，任人保护，任人租借，任人协调，所幸对内主权，尚未完全落外人之手，若再并此而失之，虽不瓜分，亦不国也。”由此可见，国际法乃有用之学。24日，黄写道：“读国际法，能养成国家观念，知主权之不可丧，而领土之不可侵。余读是法，竟于中国之领土主权，生无限悲观，因中国之领土主权，皆不完全故也。只可谓之不完全主权国。”显而易见，学习了这套现代法科知识后（尤其是公法），黄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更生悲愤。从这点看，黄有别于前述那位“知识缺乏，昧于世界大势”的韩国人李德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