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常阅读

如前所述，除了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在外语（尤其是1905～1911年）、法科讲义（尤其是1909～1912年）上之外，黄尊三日常阅读何书？根据日记，笔者整理如表2-1所示。

表2-1 黄尊三日常阅读目录

注：表中类别仅是为便于分析而采取的简单分类，未必恰当周全，例如，将黄尊三阅读书籍分为古书与新书，事实上很难如此截然两分，晚清士人孙宝瑄就说：“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526页）

由表2-1可知，除了外语与法科讲义之外，黄尊三日常阅读书籍，大体可分为古书与新书两类，二者数量相当，但黄阅读古书时流露出来的认同感超乎新书。古书主要有两部分——文史类、修身类，这也从侧面说明黄是一位感情细腻又注重养性之人，方志记载黄“生性沉静，不谙政治，喜读书吟诗，国学素养高深”。

文史类书籍，以小说居多，如《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聊斋》等，日记中显示黄多次阅读，大多属“消遣”性阅读。关于《红楼梦》，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六日，尚在赴日途中的黄指出：世人对此书有不少批评，或称为言情小说，或称为家庭小说，或批为“诲淫”，但黄认为：“红楼实可谓一部醒世小说，以佛之真理，揭人之妄情，始于至情，终于无情。”一年后，黄还认为：“人以红楼为言情，吾则作哲学观。”（1907年2月23日）《水浒传》，黄也甚是喜读，认为此书“笔墨非常简洁老当，梁山泊上英雄，非甘心作盗，实朝廷用人不当，有以激成，故国家行政，欲求弭盗，贵在得人”（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聊斋》,“虽文章小品，而典丽风华，叙事亦简洁老到，寓劝惩于风月，诚小说中之不可多得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对《西厢记》则赞美曰：“西厢之词，真千古传奇妙笔。”（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日）《桃花扇》,“该书以词曲妙品，传儿女私情，然处处寓意国家兴亡，痛山河之变迁，作渔樵之佳话。一部伤心史”（1908年7月14日）。当然，黄所读文学作品，并非均为其喜欢之作，如《花月痕》，该书为清人魏子安所作小说，是继《红楼梦》后又一部长篇言情小说，为后来鸳蝶派之滥觞。黄虽也多次翻阅该书，但“觉命意不高，多文人牢骚语，穿凿亦其简单，不耐思味”（1909年4月3日）。事实上，这些文学作品，在晚清民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与黄尊三差不多同时留日的宋教仁、朱希祖、钱玄同等人，在日记中也多次记载阅读这些作品。

除文史书籍外，黄尊三阅读修身书籍也很多，其中，黄费时最多者当属王阳明与曾国藩之文字。与朱熹等“圣人”型传统人物相比，王、曾则属“豪杰”型之楷模，在内忧外患、追求富强的近代中国，更易于为士人所宗。因1905年11月“取缔规则”事件，黄曾回国数月，再次赴日后，注意研读阳明之学。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记，“灯下静坐，念此次重来，一切外物及幻想，当根本铲除，专心向学，求学必先立志，志行不高，学来亦无用处”，黄认定“阳明良知之说，乃为学之根本”，据其在日本的观察，阳明学说，“日本学者，多提倡之，且用为改造人心之具”，国人不采，殊为可惜，黄自觉“吾人求学海外，固杂得新知识，而本国固有文明，更当注意”。月余后，黄购买《王阳明学案》,“于灯下读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说，而尤重在行，以知而不行，同于不知，则非真知，唯真知为良知，良知则必能行”；由于黄对理学“素欠工夫”，故阅读此书，不能十分了解，自想“以后当细心研究之”。再次对阳明学说“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国人不讲求的状况感慨：“闻日本东乡，及乃木大将，均笃信阳明学说，东乡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日本汉学之士，信之尤笃，并以之为国粹，采入教科书，我中国人，反不讲求，殊可愧也。”（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数日后，“读阳明学案，觉津津有味，放心为之顿收”（五月二十一日）。实际上，阳明学说在近代士人中影响广泛。与黄颇有往来的湖南同乡宋教仁也经常阅读阳明之书，宋在日记中记载：“吾思阳明先生之书共二十余册，其间精要者，皆散见各帙，余以前读时或随录之于日记，拉杂无次弟，难得要领，遂拟以后当用另册择要录之，将来要随时体验时，亦免散乱也。”由此可见，宋教仁经常阅读阳明之书，甚是喜欢，颇有体悟。

1908年4月5日，黄读《曾文正公集》，认为曾“一生学问，得力于恒字、平字居多”。数月后，黄购买《曾文正公全集》,“于灯下细阅，觉趣味横生，与吾志意甚相契合，猛然醒悟，立誓重新为人，除去一切邪念、妄念、怠念、利禄念”。当阅读曾氏家书时，觉其“骨肉手足之情，笃厚逾常”（1908年8月4日）。此时，黄为功课学业所累，内心烦闷，转而拜读湘乡之书，求助于心性之学。次日，黄赓续阅读曾集，甚是服膺曾氏读书之道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读，读经以研究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书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读史莫妙于设身处地。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则无学矣。”由此，黄认同曾氏读书之道——“读书唯专一而后有成”，以及曾氏修养“主敬、存诚”，志学“专一、有恒”。数日后，黄在读完曾日记二卷后，对照自我，觉己之心病有三：好名、好利、情执（8月8日）。近一年之后，在郁闷之时，黄再次阅读曾日记，顿感“心中旷达多多，因举二条以自儆：慎思、慎言”（1909年6月26日）。

综观日记，黄存一习惯，即心情郁闷时，往往读修身之书以养性。除王阳明、曾国藩文字外，其他一些古书也具这种功效。1909年11月15日，“看报，心中闷闷不快。看《吕语集粹》，心中大快”；黄云，“《左传》为吾幼时熟读之书，现趁暑中无事，拟温习一次”（1908年7月15日），两年多后，再读《左传》，黄依然认为该书“文理事实兼备，为余生平所最喜读之书”（1911年1月5日）。

黄所读新书中，相当一部分是译书，内容为西方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日，黄读严复译《天演论》，认为“文笔甚古，说生存竞争之理甚透，足起玩懦”。七月二十一日，读《泰西学案》，此书为王兰、周流合辑，述古希腊至近代西方重要学者的思想观念之书；读后，黄将其与中国多部学案做了比较，认为“此书叙欧美历代学者之学说及思潮，如中国宋明儒学案，但宋明儒学案，多偏重理学，此则包罗哲学科学各方面”。年余后，黄再读《泰西学案》“以静养”（1908年2月4日），修身养性亦可借鉴域外经验。1909年4月12日，黄阅读美国人《布兰克集》，摘录其修养法：一摄生、二沉默、三规律、四决断、五节俭、六勤勉、七正直、八正义、九中和、十清洁、十一静逸、十二节操、十三谦逊。黄云：“按布兰克氏之修养法，与中国古圣贤之说，若合一致，谓中西道德观念不同，吾未之信。”同日，黄还阅读日人所著《成功论》，认为命运开拓之条件有七：一卫生、二知足、三人望、四正直、五同情、六勇气、七忍耐。黄也认为这七条件“与孔孟之说，大略相同”，原因是“日本之精神学问，完全得之中国，如日本伟人西乡南州，东乡大将，尤服膺王学”。其实，在中国近代士人修身之中，不仅具有本土传统资源，也注意吸收外来资源。与黄同时留日的宋教仁，也多方购阅中外书籍，谨慎行事，提倡道德，修身养性。1906年2月13日，宋氏从友人处借得颜元《习斋记余》《存学编》，李塨《恕谷后集》，黄宗羲《明儒学案》；另购《华盛顿》《拿破仑》《比斯麦》《格兰斯顿》《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道德进化论》等书；当晚“观《王阳明年谱》”。次日，致函友人，劝以“谨慎作事”，且“须极力提倡道德”，认为：“凡古昔圣贤之学说，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如王阳明（守仁）之致知，刘蕺山（宗周）之慎独，程明道（颢）之主敬，以及华盛顿之克己自治，拿破仑之刻苦精励，玛志尼之至诚，西乡隆盛之不欺，皆吾人所当服膺者也。”中外兼采，一目了然。

黄尊三也不时阅国外书籍中的文学作品。当他读莎士比亚《汉姆莱特传》（今译作《哈姆雷特》）后，“深为同情。吾人要以汉姆莱特之心为心”（1909年8月15日）。但黄认为多半外国书不如同类的中国书。1909年7月4日，黄购得日本小说《白鸟集》《不如归》,“拟借此消夏”，阅读后感觉作为日本最流行小说的《不如归》,“书命意尚佳，其构造之精密，则远不如中国小说”（1909年7月16日）。总体而言，在黄所读的文史作品中，基本观感是：新书不如古书，外国书不如中国书。这也许是当时很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较为“温情”态度的读书人的普遍观感，清末有人就撰文指出：“今试问，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红楼梦》册数之众者乎？曰：无有也。”

报刊也是黄尊三日常阅读的大宗。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八日，黄读《新民丛报》，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及该报，黄认为其“文字流畅，议论闳通，诚佳品也”。且知晓该报为梁启超等人主办，但黄未必认同梁氏观点。在此前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由此提出各种侵略东北理论，这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主张以满洲为永久中立地，分藩而治”, 观点颇为天真，六月二十八日，黄在《新民丛报》上阅读及此，很不为然：“余意满洲属吾国完全领土，虽旅大为外人租借，然岂可举全境放弃，殊不以梁言为然”。约半年后，十一月三日，黄开始阅读《民报》，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及《民报》。黄亦知晓该报为宋教仁、汪精卫等所办，是革命党之机关报，“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而且特别指出该报“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黄至书店买《民报》《复报》各一册，认为：“二书俱为革党机关报，专鼓吹革命，但《复报》为小品，不如《民报》材料之丰富，其价值亦远逊之”。可见，在黄认知中，《民报》是革命类报刊中最具价值者。从整个留日生涯来看，黄阅读最多的报纸是《民报》，由此可见，革命言论对当时留日青年颇具吸引力。

除中文报刊外，黄也常常阅读外文报刊。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黄订阅《朝日新闻》，认为该报“议论平正，材料丰富，闻每日发行四五万份。为日本新闻中最有价值者”，由此既能了解资讯，亦有助于提高日文。1909年8月5日，日本友人以日人在北京所办之《燕尘》杂志见示黄尊三，黄即感觉其“载中国事颇详”，遂借来十册，阅读过程中黄察觉由此“足见日人对于我国无所不用其经营也”。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黄致函上海友人，请代订《时报》，四个月后，黄收阅该报，“于灯下看之，颇足消遣”（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这说明清末中日报刊的互通，虽然耗时较长，但交流尚属通畅。值得注意的是，几天之后，黄将阅读过的《时报》，又寄送给湖南泸溪的友人，因为“泸邑交通阻塞，无报可看也”（八月二十七日）。这样，一份报纸可以在国内外辗转多地，信息流亦借此形成，但存时间差，并不同步。

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是东京，尤其是东京神田。日本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留学生齐集东京，以神田区为中心，逐渐分散于牛込、本乡、麹町、赤坂、四谷、小石川等地区；中国留学生的中心地神田，堪称留学城；留日学生总部——清国留学生会馆，就在本区骏河台铃木町；本区尚有各省同学会、各种学会，以及图书杂志发行所；又有以中国人为对象而开设的书店，例如在南神保町的古今图书局、里神保町的中国书林、小川町的大华书局及启文书局等。留学生在此购买中国书籍，非常便利。换言之，报刊传播，在日本与国内存在时间差，不大同步；就书籍而言，留日学生与国内沿海口岸地区（如上海）应无大差别。黄尊三经常光顾神田书店，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四日记：“日本神田市，书铺林立，学生多藉为临时图书馆，随意翻阅，店主亦不之禁，穷学生无钱买书，有每晚至书店抄阅者。其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足见其文化之进步”；八月八日记：至神田书店为家人“买教科书六部”，委托友人“便带至家，因我邑风气不开，地方无书可买，并寄送石源铎《教育学》二部”。十月十四日，黄再赴神田买书，“赠送泸溪小学堂，以作教员学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