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村落(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周礼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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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一 本书的研究方法

2017年距离岐山县率先在陕西开始民俗旅游的1997年整整过去了20年,对岐山县最早开展民俗旅游的周礼村落的农村旅游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性再调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问卷调查法

课题组最初的调查对象选在岐山县周礼北村,随着我们课题组调查的深入,我们又扩展到相邻的周礼南村。这两个村在1997年都是岐山县开展民俗旅游起步较早的村子。课题组于2015年11月和2016年1月先后在周礼北村进行了实证调查。为了全面了解村庄的实际情况,我们对全村395户农户进行了全样本入户问卷调查,由于外出打工家中无人、拒绝调查等原因,最终发放问卷275份,回收273份,其中有效问卷243份。最终问卷的统计分布如下:从性别看,男为54.9%,女为45.1%;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占80.3%,未婚为5.0%,丧偶及其他为14.7%;从文化程度看,文盲占3.8%,小学占22.6%,中学占66.8%,大学及以上占6.8%;从家庭年均收入来看,收入为1万元及以下的为26.5%, 1万~2万元的为38.5%, 2万~3万元的占14.8%, 3万元及以上的占20.2%;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占95.4%,非农户口占4.6%;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占9.7%,共青团员为4.9%,一般群众最多,为85.4%;从家庭背景来看,村干部占2.3%,一般家庭占91.3%,其他占6.5%。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专门设计了两个问题:


11.你认为村里的名人都有谁?

12.你认为能成为北郭村名人应具备的条件是:

(1)有文化的人

(2)当干部的人

(3)有钱的人

(4)社会关系广的人

(5)家庭背景硬的人

(6)勤奋努力的人

(7)德行最高的人

(8)对当地历史和文化最了解的人

第一条件:

第二条件:

第三条件:


通过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测度一下当今村民的价值取向,通过回收的问卷我们发现村民推荐的本村名人非常分散,只有一名村干部最高得票20票,一户最初开展民俗旅游家庭的户主得票13票,其他均在10票以下。得票非常分散体现了村民认知的不统一,乡贤或权威的缺失。但对村级名人应具备条件的认知是相当统一的,具备名人条件的情况依次是:(1)德行最高的人选择频率占70.9%; (2)有文化的人占64.4%; (3)勤奋努力的人占40.5%; (4)社会关系广的人占34.6%; (5)对当地历史和文化最了解的人占33.6%; (6)村干部占30.8%; (7)有钱人占22.7%; (8)家庭背景硬的人占10.9%。由此可见,今日村民的价值取向仍然秉承周人崇德尚文、勤劳重礼的价值观。

(二)深度访谈法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随后对周礼村落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度访谈。通过深度访谈,我们发现,除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之外,随着乡村居民社会需求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建设出现了一些亟须解决和有待改进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书各个章节有不同侧面的深入研究。

由于多数的访谈对象具有主观性、矛盾性等多面性,加之时过境迁、档案缺失、记忆差错等原因,因而访谈收集的信息往往是矛盾的、不相闭合的。这就需要访谈的技巧性,核实旁证并加以多方印证。事实的真相往往是从不同的访谈对象多渠道的说法或者从提供多元的佐证资料中相互印证而获得。例如:最初开展民俗旅游的10户臊子面接待户是谁?最初臊子面接待的价格和标准是谁确定的?本课题组在对岐山周礼北村的深入调查过程中,发现了1997年起初发展民俗旅游的历史真相,事实上原北郭乡政府和县文化广播旅游局最初在周礼北村和周礼南村同时动员群众搞臊子面接待户。

二 本书的研究视角

(一)人类文化学的视角

人类文化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进化的过程,通过分析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物质生产、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异同,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文化功能学派认为,文化形式的变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的效用及功能。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手段,人类的目的在生活,“文化乃是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的手段”。〔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2页。本书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周文化。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辩证地看待周文化、周礼与周易三者的关系。周文化以周礼为要义,周礼乃周公思想的核心。周公思想以周易为根本。周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崇德尚礼、礼法相依、明德慎罚。周礼通过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统一让人达到“德”,强调人的自律。法律作为最后约束人们的底线,周礼并非排斥法治,只不过更加强调“明德”教化的功能。历史学家夏曾佑言:“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仍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华书局,2015。周公制礼作乐。秦汉至明清历朝历代,礼仪制度形式虽有变动,但周礼的精神依然代代相传。周礼在民间的传承多体现在冠、婚、丧、祭四个方面。时至今日,在西岐周原大地上,我们观察村落社会里日常的婚、丧、嫁、娶等民间礼仪形式的基本环节虽与时俱进有所变化,但礼仪形式还是与3000年前的周礼大同小异,更重要的是礼仪的教化功能和作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课题组并不拘泥于周礼如何与时俱进的变迁过程,而更多地关注以周礼为要义的周文化今日的功能和效用。

典型化、代表性的村落——周礼北村和周礼南村“点”的深入剖析给我们展现了周礼村落社会的基本面貌。田野调查的独特方法和社会学的“深描手法”是我们惯用的描述分析乡土村落社会的办法。参与式观摩、观察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周文化、体验周文化。这种“点”状的剖析和“深描手法”虽然对文化的分析细致入微,但缺乏宏大叙事及整体的社会变迁观念,难免就会有微观精细、宏观粗糙之嫌。

(二)本书的四维(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分析框架

村落社会的理论研究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1.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

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有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有: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的框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社会制衡国家”的框架,黑格尔哲学里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框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以及当代的哈贝马斯从“市民社会”理论中提炼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在村落研究中有很强的解释力。村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村民自治和村民的政治行为等方面,而许多学者关注的是“国家治理的触角到底抵达何处”的问题。以此为问题切入的村落研究通常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下进行的,也就是探讨国家权力的末端到达何处,国家权力如何到达村落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反过来村落又是如何执行、变通国家政策并将村民的意愿上传给国家的。

2.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

一般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基础制度。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社会治理应用方面得到了深入发展。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一是塔克(Albert Tucker)等人的“囚徒困境”,二是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三是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这些理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始终陷入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的困境。奥斯特罗姆指出了公共资源和公共事务并非仅仅依靠国家和市场来解决,可以通过人类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治的新途径来管理。

3.本书四位一体(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分析框架

本书的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政府、市场和社会、文化的作用是互补的,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四维犹如四根擎天巨柱,相互协调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制度安排,如制定法律规则、建立监管体系等,市场、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公平、合理、合法地运作和发展。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可以带来效率却不能主动解决包容和公平问题,如贫困、收入不平等问题。社会组织如合作社、协会、NGO可以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祠堂的存在可以使农村鳏寡孤独者生活得到救济和改善,有些社会团体可以使穷人的福利得到直接、便捷的改善。文化的功能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关中的传统村落宗族意识和民俗仪式的复活,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和价值的回归,表明现代化并不能完全摈弃传统文化,相反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能够为现代化提供相当的正能量。政府的制度安排往往具有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强势的政府可能干扰了市场的高效运转和侵扰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并产生挤出效应。弱势的政府又有可能使社会组织被不良或邪恶势力控制或挟持。目前农村“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现象比较突出,当务之急应该补齐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政策的短板。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政策以及社会保护体系的不完善已经影响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而应当是一种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如卫生、教育、就业公平、村民自治等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社会学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法

社会学是以结构-变迁分析见长的,是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视角。村落是农业文化的载体。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70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锐减为260万个。10年内减少11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300个村子。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面临现代化加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村落形态的改变,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村民行动逻辑和互动方式的多样化,乡村社会矛盾剧增等新情况不断出现,这些都是我们农村社会学不得不面临的重大课题。庄孔韶认为:在村落研究领域,社会学家长于大面积覆盖的“蝗虫”法,而人类学家长于小点深描的“鼹鼠”法。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社会学家为何关注社会变迁的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结构性的变迁?“强调结构性变迁的原因可能在于,它比其他类型变迁更常导致社会的变迁,而不仅仅是社会内部的变迁。社会结构构成的框架,是社会及其运作的基础。当它改变时,其他一切也都会随之改变。”〔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7页。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双重时空里,只有按照社会学的结构-变迁的研究思路,注重对周礼村落的社会结构和村庄结构的解析,对于村落社会进行研究方有可能以开阔的视野来思考村落未来发展的方向。

传统村落是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是村民生产和生活实践共同的基础,保存着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扮演着身份认同的重要角色。村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就村落而言,单一学科和视角的研究与观察,显然是有管中窥豹之嫌,必须要有多学科的交叉互补的研究。本课题组发挥了多学科跨专业的优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文化学的相关专家学者,对村落的形态、村庄土地制度、村民就业、村民收入、乡村正义等展开了交叉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和把握周礼村落社会起到了很好的互补作用。多学科跨专业只不过是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理路方法略有差异,但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时空和要回答的问题是相同或相通的。在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和学者组成团队,利用非常有限的时间,聚焦具体的村落,以及使用其他相关村落的资料予以佐证。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往往是相互借鉴、交叉利用一切认为有用的研究方法、视角、理路,并将之整合应用到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当中去,来丰富、完善和检验自身专业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