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有没有变，中国的革命性质有没有变，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指出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乡村豪绅与城市买办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为党在战略转变时期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一 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社会矛盾的加深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镇压中国革命，对外实行卖国的投降政策。1927年3月24日，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扼杀中国革命，悍然炮轰南京军民，制造了“南京惨案”。1928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出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就“南京惨案”进行了卑躬屈膝、完全听任美英帝国主义摆布的谈判。

黄郛公然无耻地宣称：“现在共产党……之恶势力，业已消灭，国民政府深信此后保护外人，自必较易为力，……决不致再有同样暴行及鼓动……”通过谈判，国民党政府于3月16日下了一道可耻的命令，指出对南京事件，国民党政府已枪决了士兵19名及当地居民33人，并通缉了“宁案要犯”共产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注），以此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忠诚。

1928年，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市，截断津浦铁路。5月3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对中国军民实施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济南惨案”。10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代表芳泽谦吉进行正式谈判，并于1929年3月28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协议。规定中日两国所受损害，由中日双方任命同数委员，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中国政府负责保护“在中国之日本国臣民之生命及财产之安全”。这个协议，不仅把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军民数千人、掠夺无数财产损失的罪责一笔勾销，还反过来保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生命财产。最后双方更无耻地发表声明说：“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鉴于全国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压力，就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帝国主义虽在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但对中国的控制却丝毫未放松。7月25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缔结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陆续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同样的条约。按照这些条约的规定，中国对外国货物所课之最高税率，依然不能超过1925年关税会议规定的差等税率，即中国政府只能依照各种货物的品类性质，除原定的值百抽五外，不得征收超过5%～30%的附加税。

这种所谓“关税自主”，换来的只是“互惠”的空名。实际上，凭借不平等条约，来华设厂的外商反而逐渐增多。

蒋介石在1931年5月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称：“自今年关税自主以后，外商复转移其投资方法，来华添设工厂，自二月至今（五月），由外商增设者，多至六百所左右。”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外实行投降卖国政策，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在蒋介石政权建立后，特别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大量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加紧经济侵略（见表1-1）。

从表3可以看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出口贸易尚有略增的趋势，出口货值都在13亿元至15亿元之间，超过了1926年的数量，入超亦有明显降低。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倾销，进口贸易激增，从1926年的17亿多元增加到1930年的20亿元以上。相反地，出口大大减少了，由1929年的15亿多元降到1932年的7亿多元，入超增加到8亿多元，比1926年增加了114.1%，这样的外贸逆差创造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新纪录。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除商业贸易外，帝国主义还继续操纵我国的工业，掠夺我国的工业资源，完全垄断中国的重工业。在煤矿方面，1916年帝国主义控制的煤产量约7606906吨，1930年增至15060998吨。“九一八以后，外资经常占新法采煤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中国两个最大的煤矿抚顺和开滦分别为日本及英国所掌握。在钢铁业方面，中国的钢铁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东北的鞍山、本溪等地，向来为日本所控制。汉冶萍公司所产的矿砂几乎全部运往日本。“中国铁矿总产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为日本所控制，中国的生铁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以上也被日本等帝国主义所垄断。”在石油开采方面，当时中国石油产量极少，且全部被外资控制。在电力工业方面，中国工厂以供应电灯为主，外资工厂以供应电力为主。“1928年美资控制了原属上海工部局的上海电力公司，到1936年其发电量超过446家中国电厂的总和”，垄断了上海民族工业所需的动力。

同时，帝国主义还垄断了中国的轻工业。棉纺织业中的外资纱厂所占纱锭的比重，1920年是39.5%，到1936年上升为48.2%。卷烟业生产几乎为英商颐中烟公司一家所垄断，1932年颐中各厂生产的卷烟，占关内卷烟总产量的51.3%，中国一百多家烟厂所生产的卷烟，仅占45.9%。到1935年颐中各厂产量占59.4%，中国烟厂产量只占39.2%。

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工业的发展亦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出现衰退现象，表现在新设厂数的逐年减少和工厂规模的不断缩小（见表1-2）。

另外，民族工业停工歇业的情况也严重存在。如1930年“上海丝厂106家中，年终时停业者约达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约40家；广东丝厂之情形，亦复相类”。1931年不仅上海的丝厂开工者不多，“其他苏、镇、杭、嘉、湖各厂十之八九，均已停闭”。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由于大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停工减产，失业工人增加。1935年上海失业工人比1934年增加一倍，达到50万人，“平均每六人中有一人失业”。中外资本家为了维持高额利润，对在业工人的剥削异常残酷，1935年7月天津法商电力公司的剩余价值率达到548.9%。民族工业以申新一、八两厂为例，1934～1936年间，剩余价值率平均为223.7%；1923～1927年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剩余价值率约为113%；1928～1936年则提高到152%～208%。加强剥削的手段，一是大量使用童工、女工以代替男工，使用新工人以代替老工人。如无锡县纺织工人，过去男工占46%，女工占54%，到1934年女工占80%，男工只占20%。1929年天津六大纱厂共雇用童工2350人，占全体工人的13.9%，且最小的女童工只有八九岁。二是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降低工资。以纱厂为例，一般劳动时间都在十二小时左右，有时长达十四小时。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外工厂在“实行科学管理”的幌子下，不断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上海华商纱厂每个工人看锭能力，以1932年为100，逐年提高，到1936年达到155.73。工人工资不断下降，以申新一、八两厂为例，工人平均工资指数以1932年为100，逐年下降，到1936年只有88.8。

除了资本家的剥削，压在工人头上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封建把头、包工头、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等，工人们受尽了压榨和欺凌，毫无政治权利。

广大农民遭受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压榨，也过着异常悲惨的生活。

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统治下，土地渐趋集中，中国土地分配极不合理的状况更为严重了。在有地农户中，贫雇农户在各地农民的总户数中所占的比重很高，而且普遍显示了中农户数下降和贫雇农户数上升的趋势。1928～1933年，陕西省渭南县中农户数由占农民总户数的32.9%下降为26.3%，贫雇农由55.9%上升到62.7%。江苏省常熟县，中农户数由28.1%下降为25.3%，贫雇农由60.1%上升为65.6%。

随着土地的集中，地租剥削也日益加重。如“四川资中近年因物价增高，遂亦提高租价，每石田由四五十串涨至百三四十串，最低亦须八九十串”。山西在1933年前后，普通田租额增加了250%，棉田更达400%。残酷的地租剥削，不但侵占农民剩余劳动量的大部或全部，而且往往侵占农民必要劳动量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据1933年调查材料显示，郁林佃农所交的地租，不仅占去全部剩余劳动，还占去了必要劳动量的26.7%。在此期间，押租金额也有所增加，江苏省宝山县8个乡镇，1923～1932年，每亩押金由11.5元增至23.5元。广东省灵山县1928～1933年，交租谷一石的田，押金由4000文增至7200文。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田赋附加税，往往超过正税数倍，有的甚至几十倍。“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越过正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者则普通皆是。”兹将临武、奉节、齐东三县赋税情况列表如下（见表1-3）。

这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广大农村变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河南农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铤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

河北农民：“初则尚得草根树皮谷糠充饥，后以该项食物吃尽逐至完全断炊……结果，卖儿鬻女，到处可见。”

青海农民：“草根树皮，搜刮无余……不宁惟是，人肉已成为人类的常用品，其有不得，虽亲属骨肉，且将不免。”

安徽农民：“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革命根据地建立前的赣南、闽西，同全国一样，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农村经济严重破产，人民生活异常贫困，“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栗板呀、蕃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方法”。

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冲击下，城镇商业衰落。“从前时候，寻邬城的生意，比现在寻邬城要大得一倍。……寻邬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只有2800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他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的热闹几小时。”

由于帝国主义商品侵入，闽西农村的手工业产品，如纸张、条丝烟、茶叶等，受洋货的排斥，日形停滞，尤其是烟、茶两项，有一落千丈之势。木排因为连年战争，也减少输出，因此，工人失业者日多，农民没有副业，也日益穷困，结果只得出卖土地，大部分土地遂日益集中于地主阶级手里（据去年调查闽西土地地主占70%，公田其名，豪绅霸占其实的福会尝田占20%，农民所有只占10%），农民失了土地，已穷困益深，地主阶级又复凭借官厅豪绅势力，剥夺其土地使用权，逐步增加地租至60%以上。

农民受了这样繁重的剥削，往往劳力耕田，所得却不够生活，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便向地主借谷借粮，于是更受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普通利率在二分以上，有的竟多至一倍者）。此外，商业资本（这商业资本一样由土地剥削而来）“赊货缴本则吃贵货，蚀称斗，更受意外的吃亏，益促农民破产的加速”。

上述情况表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迫切需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并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消灭乡村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摧残，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国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

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期间，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对革命力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在全国各地布满了刑庭和牢狱，以枪杀、活埋等残酷的手段，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农群众和革命人民展开了血腥大屠杀。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3.7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

“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

到1932年以前，被国民党屠杀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100万人以上。中华民族无数的优秀儿女，在这一大屠杀中英勇牺牲；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慷慨就义的。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里，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只剩下1万人左右，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也只有7万人左右。

由于大革命失败，革命统一战线破裂了，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

由于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力量暂时超过了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处于暂时的低潮。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决议案明确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

这时革命处于低潮的特点之一是工农群众斗争形势的转变。“农民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向前发展……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底战斗力削弱”。城市工人运动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

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

三 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到来

中国革命尽管处于在一个低潮时期，但革命的高潮仍然会到来，因为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仍在向前发展，“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各反动统治者之间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军阀混战、赋税加重，这样就会使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从而激化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赋税的加重等情况必然会加深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由于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被迫走上破产的道路；由于反动政府在粮饷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士兵和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由于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及战祸的日广一日，全国性的灾荒和匪祸频频发生，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求生不得；由于无钱入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由于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中国革命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和进行白色恐怖而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反革命的屠杀政策。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组织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担任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张太雷、陈乔年、罗迈（即李维汉）、罗亦农、蔡和森、瞿秋白，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以及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军委、地方党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等。会议反省了中共中央过去工作中的错误，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认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会议还确定了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决定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制订了新时期党的策略路线，扭转了党内的混乱状况，整顿了党和革命队伍，对领导人民坚持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毛泽东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并亲任书记。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此，党应当用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而后，毛泽东又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事项，把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湘东、赣西一带武装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任卢德铭为总指挥。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了起义部队进军的路线，计划取浏阳直攻长沙。1927年9月9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为了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1927年11月26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务委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发动广州市的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起义总指挥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总指挥，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周文雍为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聂荣臻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同时，又制订了起义的行动大纲。12月11日发动广州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广州公社。但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反扑下，起义部队经三天三夜的激战，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但是，使这个起义最终取得成功并作为人民武装革命胜利伟大起点的是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

如前所述，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后，各路起义部队遭受了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各路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到达文家市里仁小学的前敌委员会讨论了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占领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把革命工作的重心转向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农村去。9月20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进军。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举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

与此同时，在党的八七会议指导下，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底，各地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主要有：

1927年10月，冯白驹等领导的海南岛农民起义；

1927年10月，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河南确山农民起义；

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领导的陕西清涧起义；

1927年11月，吴光浩、潘忠汝、曹学楷等领导的湖北黄麻起义；

1928年1月，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

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边武装起义；

1928年3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闽西起义；

1928年4月，谢子长、刘志丹、唐澍领导的渭华起义；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

这些起义，有的遭受挫折，有的经过较长过程的英勇斗争后，逐渐认识到应从流动游击发展为固定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形成群雄并起、百川汇流之势，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工农大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共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