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革命前后湘赣边界的社会经济状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路线。位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建立与湘赣边界独特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大革命前后,湘赣边界独有的地理优势、丰富的物产、坚实的党群基础和敌人薄弱的统治决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大地上率先成立。
一 湘赣边界的优越地势与丰富物产
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是偶然的。不是历史独钟于井冈山,而是湘赣边界有着建立革命根据地坚实的客观基础。毛泽东历来在注重军事的同时,非常注重武装割据的条件。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具备了进行长期武装割据斗争的条件。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阐述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它以宁冈为中心,涵盖江西西部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东部的茶陵、酃县等6个县,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50余万。
罗霄山脉北起湖北通城县、崇阳县、通山县,南至广东南雄县、始兴县,沿着湘赣之交,南北绵延数百公里。整座山脉可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而且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南段地势虽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对湖南、江西两省的影响也小些。相比之下,中段有着得天独厚的革命优势:①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②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③有一支十分难得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④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⑤政治上能影响湘赣两省及两省的下游地区。但中段也有缺点,那就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尤其是现金问题比较大。在走过整个罗霄山脉后,毛泽东最后决定“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罗霄山脉中段山峦叠嶂,连绵不断。高山和丘陵占全境总面积的85%,其中遂川、宁冈、莲花地区比例达90%以上。逶迤的山岭又以其独特的走向形成一座座雄伟的山脉,如宁冈的万洋山,永新的天龙山、万年山,莲花的武功山,遂川的江西坳等山脉的海拔均在1000~1500米,其中坐落在湖南酃县境内并与江西交界的酃峰甚至高达2115米。森林茂密,植物品种丰富,多达3800余种,苍松翠柏四季常青,茂林修竹漫山遍野。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多地险地势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地表资源,更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天然屏障。
除险要的地势外,罗霄山脉中段还有丰富的物产。由于地处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充沛的雨水和绵绵不绝的山脉又形成了无数的小溪小河,如永新的禾水、莲花的琴水、宁冈的龙江、遂川的泉江、酃县和茶陵的米江等河流,组成一张丰富、宽广的水系网。而且此地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在得天独厚的气候、雨水、土壤条件下,罗霄山脉中段农耕发达,其中,尤以宁冈为长,古县志上记载可“一年耕而三年食”。除了粮食、茶油、竹木盛产外,花生、大豆、烟叶等农作物也均有相当高的产量。药材遍山皆是,山果四季不断,地下矿产也品种多样,储量很高。罗霄山脉中段丰富的物产为工农红军割据湘赣边界提供了充足的经济给养力。
然而,由于地处偏隅,交通闭塞,此处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力低下,耕作技术还是传统的人力拉犁,有的地方甚至停留在“杵臼时代”;没有近代工业,仅有一些榨油之类的小作坊。罗霄山脉境内百姓过的是一种刀耕火种、松火油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加上土豪劣绅横行,土地高度集中,这些弊端都给工农武装割据造成了一定困难。
二 湘赣边界坚实的党群基础
尽管地理位置偏僻,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同样冲刷着湘赣边界的每一块土地。经过革命的洗礼,湘赣边界创造出基础坚实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
大革命前夕,湘赣边界走出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如永新的欧阳洛、王怀、刘真、刘作述,宁冈的龙超清、刘辉霄、刘克犹,莲花的朱亦岳、朱绳武、陈竞进,遂川的陈正人,酃县的刘寅生、何国安、周里,茶陵的杨孔万、李炳荣、谭民觉等。这些学生前往南昌、吉安、长沙、北京等地求学,经过五四运动及大革命的洗礼,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他们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回到家乡,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踊跃组织各种形式的研究会,在湘赣边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北伐军进军江西、湖南时,他们接受党的派遣再次回乡,建立党组织和农民协会,以从事革命活动。在青年学生的领导下,湘赣边界各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学生、妇女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农民武装力量逐渐壮大。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湘赣边界的群众掀起了一阵革命高潮。在永新,欧阳洛等共产党员领导组建了10余所农民夜校,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1926年7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后,创办永新县农会,组建了永新县农民自卫队。在宁冈,龙超清、刘辉霄等共产党员为对抗反动的“新民社”,创办了进步团体“文明社”,团结培育了一大批革命志士。
北伐军进入湖南、江西后,边界六县的群众革命运动再一次高涨。1926年北伐军攻克酃县、茶陵等六县时,为支持北伐军,各地共产党员积极行动,组织领导群众革命运动。在茶陵,党组织首先在小车地区成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清算大豪绅统管的公堂公产、义仓;之后于8月成立中共茶陵特别支部,直接受中共湖南区委领导;10月又成立茶陵县农民协会。在酃县,共产党员刘寅生、朱子和等乘北伐军攻克县城之机,成立县农民协会,组建农民武装。在莲花,北伐军于9月攻克莲花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莲花县政府,取代土豪劣绅掌握的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并成立莲花县农民协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在永新,永新农民自卫队配合北伐军攻克了永新城,并于10月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永新县行政委员会和农民协会。在遂川,各区乡都建立了农会组织,入会农民达2万户;遂川革命农民还捣毁了反动土豪肖家璧的老巢,清算了反动官绅罗普权、谢际可、李应策、张万安这遂川“四大金刚”的罪行,遂川人民为之一振。在宁冈,龙超清与袁文才于1926年领导全县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北洋军阀的县政权,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和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时期,边界六县群众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目标集中于推翻地主豪绅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和武装力量。所以,在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助推下,在革命派的领导下,边界六县先后推翻当地豪绅政权,纷纷成立革命政权,掌握全县。宁冈、永新、莲花还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其中宁冈县的革命政权是以龙超清为代表的土籍革命派和以袁文才为代表的客籍革命派联合建立的,掌握全县政权达一年之久。
湘赣边界广大革命农民的革命斗争,不仅动摇了“三座大山”在湘赣边界的统治基础,而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些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及革命政权为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开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雄厚的党群基础。
这种坚实的党群基础即使在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实行血腥镇压后也没有完全被削弱。“马日事变”后,湘赣边界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各县党组织大部分塌台,各地农会均遭破坏,枪支被敌人缴去,农民武装力量遭瓦解。但是,边界人民并没有屈服,仍坚持斗争。他们一方面拿起武器,转入地下,保存武装力量,保存了宁冈袁文才、遂川王佐各60条枪,遂川6支枪及莲花1支枪。另一方面积极营救被捕革命干部及群众,恢复组织。如1927年7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举行武装暴动,先后救出数名被捕的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永兴县党组织则退入宁冈的茅坪一带坚持斗争。又如7月20日,安福、宁冈、遂川、莲花等县农民自卫军,在王兴亚、袁文才、王佐等率领下攻克永新城,救出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重新组建赣西农民自卫军,王兴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后来强敌进攻,农民自卫军主动撤离,分散行动,一部分随王兴亚转入安福、萍乡,参加了后来的秋收起义。
三 湘赣边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曾称湘赣边界是“地利人和之边界”。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这里有罗霄山脉作屏障,崇山峻岭,易于藏兵,可进可退;物产丰饶;党和群众有相当基础;地处偏隅,为湘赣两省接合部,与其他地区比较,国民党统治力量极为薄弱。
湘赣边界的国民党驻军极少,基本上是地方保安武装,而这些地方保安武装实力并不为惧。1926年至1927年10月间,永新只有陈修爵部,后被北伐军朱耀华部赶跑;茶陵、酃县一带有战斗力的反动力量是罗定的湘东保安团;宁冈豪绅为“清剿”袁文才部,曾请来八师二十四团和二十三团王秉清营,旋即因无功而返;遂川亦只靠坐镇赣州的刘士毅独立七师远远窥视。及至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虽然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但国民党在湘、赣两省边界的兵力部署依然极不平衡,湘敌偏强,赣敌则偏弱。
湖南方面,据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统计,湖南全省敌军共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第三十五军共七个军,合计20个师又2个教导团。但在兵力分布上,各地极不平衡。湘赣边的茶陵、酃县、攸县只有第八军的两个师,而在湘南地区则集中了第七、第十三军和独立第三师共5个师的兵力。因此,湘赣边界仍是湘敌在湖南统治中较弱的一环。
江西方面,滇系军阀朱培德统治下的江西,军事力量则远比湖南薄弱。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载:“反动势力已脆弱到万分,西南四五十县仅驻二十七师和七师两师人,且战斗力均甚弱,尤其是最近兵士的动摇,更为他们的致命伤。现二十七师以七十九团守永新,八十一团守遂川,八十团守泰和,万安、吉安仅有师部直属军队五六百人。”下则1928年6月19日《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除印证上引两个材料外,同时也披露了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目前湘赣二次“会剿”,正在积极准备中。湘南二十县为清乡第三区。重要部队如八军(吴尚)及二十一军(向成杰)与独立第三师(许克祥),实际兵力仅一军。衡山有十三军、第七军各一师,实际为五团。据说第十八军、二军均抽部队加入作战,确否待证。总之,湘南会剿部队,最多不过二军。程潜与湘、桂两系的冲突甚烈,牵制二军与其他部队不能迁动。湘南资兴、郴州、永兴的暴动又起来,急电纷纷到省,可以牵制八军及其他部队不能用全力“会剿”。桂系军队与八军亦有冲突(李朝芳藉口拒绝吴尚入衡州),以保护湘、桂交通线为主,全部参加“会剿”亦困难。但就全国形势来看,因北伐结束更引起军阀的冲突。湖南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新的混战亦在准备中。敌人虽一致想消灭朱毛,但实际上又互相牵制,不能一致也。赣西方面,据报载兵力于下:七师二十一团驻萍乡(一营及团部设安源,余驻县城);独立第七师有四营开遂川,永新一带助战;二十九师的教导队在樟树、吉安一带,与第七师联系,维持赣河交通;九师留南昌的二十七团与所有浦口开回之二十六团均开赣西。
由此可见,江西敌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分布战线长,与湖南的军事力量相比差距很大。正因为敌人在湘赣边界统治力量薄弱,才为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可乘之机。也正因为湘赣两省敌军的力量强弱不均,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才可采取不同的策略,各个击破,使根据地的扩大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再则,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削弱了边界反动统治的力量。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可知,湘赣两省军阀各据一方,拥兵自重,互相猜忌,钩心斗角,完全只顾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只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湘系军阀虽然力量较强,但因割据区域六县中湘省只有两县,对其威胁不大,因此对“会剿”往往不感兴趣而消极保全。由于井冈山割据区域主要在江西,江西敌人虽企图“努力进剿”,但力量薄弱,难以取胜。这样,两省敌人虽多次高唱“会剿”,结果往往出现“会而不剿”或“剿而难会”的局面。
同时,湘赣两省军阀与边界豪绅地主之间也充满了矛盾,边界各县豪绅内部之间亦有矛盾。随着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白色政权之间出现分裂和战争。所以,毛泽东根据形势,深刻指出了井冈山割据存在的原因:“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