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革命前后赣西南、闽西的社会经济状况
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即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和广大劳苦群众在赣西南（包括赣东南部分地区）和闽西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创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维埃区域（也称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大革命前后，赣西南、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政治状况和革命运动状况决定了中央苏区在此成立的必然性，也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和革命的前进奠定了基础。
一 赣西南、闽西的自然地理环境
赣西南与闽西地区夹杂在江西、湖南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中段和江西、福建两省之交的武夷山脉南段之间。这一地区面积广阔，横跨赣、闽、湘、粤四省边界；地形复杂，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又密布着众多小块盆地，沟壑纵横，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这里险峻、优越的山川地貌为中央苏区的建立提供了天然屏障。
赣西南、闽西地区水系发达，河流是重要的交通渠道。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的赣江水系和闽西的汀江水系。赣西南方面，赣江上游由发源于罗霄山脉南端诸广山的章江、发源于武夷山脉南端西麓的贡江两条支流汇合而成。这两条支流流经赣南所辖18个县市中的17个县市，从航运上方便了赣南各县市之间的联系。章、贡两条支流形成赣江，奔腾北流，经赣西吉安和赣北南昌、九江，入长江，归东海，沟通了偏僻闭塞的赣南、赣西与外部世界间的联系。自古以来，赣江便是江西乃至江南地区重要的水利交通。唐朝宰相张九龄凿通大庾岭梅关驿道，打通了赣粤之间的陆路交通，使航运至赣南的章江后可转赣粤边界大庾县城的大庾岭梅关驿道，打造出一条中原地区连接南粤的重要通道，赣州也因此成为这一通道中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闽西方面，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段东麓的长汀县西北，经上杭、永定二县向南流入广东大埔县韩江，归东海。而且，赣江水系与汀江水系并不是两两相隔的，汀江和韩江可通木船至长汀县城，而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隔。赣西南、闽西地区便利的水运交通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及生存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赣西南、闽西地区还有适宜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这里属中亚热带南缘，崇山连绵，林木茂盛，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境内物产丰富，盛产稻谷、甘蔗、烟叶、白莲、木竹、茶油、香菇、土纸等产品，地表下还蕴藏有丰富的钨、锡、煤、铁、稀土、石灰石等百余种矿藏。尤其是赣南的钨，蕴藏量极为丰富，有“世界钨都”之称，自20世纪初即已大规模开采，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这一地区较强的自供自给的经济力，无疑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济给养和物质保证。
二 赣西南、闽西的经济文化状况
尽管赣西南、闽西地区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一直处于封建统治下封闭、半封闭状态，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迟缓。
（一）农业方面，落后的生产力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
这里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严重滞后，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作物产量低，尤其是偏僻山区，生产条件更加恶劣，甚至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农业时代。而且，这里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十分牢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
赣西南地区，据毛泽东1930年5月和10月先后对寻乌和兴国的调查统计，在寻乌，地主所有土地占30%，公田（实为地主、富农所把持）占40%，农民所有土地只占30%；而地主、富农仅占该县农村人口总数的7.445%，中农和贫农却占该县农村人口总数的88.255%。就是说占人口总数88%以上的贫农中农只占有全县30%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7.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70%的土地。
在兴国第十区（今永丰区），只占人口总数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区80%的土地（其中地主占有40%，公堂占有10%，富农占有30%，公堂占有的土地实为地主、富农所共有）；而占人口总数80%的中农、贫农，只占有全区20%的土地。
闽西地区，土地高度亦是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记载：“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85%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15%。”另据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闽西特委的报告称：“全闽西的人口统计有二百五十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百分之十几是做工的。”闽西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地主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公堂的，农民所有的不过占有全土地的百分之十”。大量农民严重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地，必然被迫向地主、豪绅和公堂租地耕种，从而遭受地主地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
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农民遭受的地租剥削，包括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实物地租分为“分租制”和“定租制”（又称“量租制”）。“分租制”（俗称“见面分割”），就是禾熟时农民和地主同往禾田，农民打下谷子，按比例与地主当场对分，地主所得部分由农民送至其家。如果农民所种是肥田，在分割之前，有些地方的地主还会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实际就是级差地租的体现。“分租制”中的比例有四六分（农民四、地主六，下同）、三七分，甚至二八分。这种“分租制”多实行于赣南各县，闽西各县较少见。“定租制”就是按田亩面积固定租额，一般是五六成，有的高过七八成，“田租各县最低60%，长汀70%，连城南乡高至80%”。不少地方的租额是“铁租”，即使在遭灾歉收年景也不能少。为多收租，地主往往虚报田亩面积出租，用大斗大秤、风车来收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将土地耕种肥了后，无论是“分租制”还是“定租制”，地主就会将土地收回再租给别人（名曰“起耕”），以获取更多的地租。
面对如此沉重的实物地租，毛泽东以“禾头根下毛饭吃”一句形象描述了当时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他说：“‘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呼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除实物地租外，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农民还要承担劳役地租，就是无偿地帮地主做工。每逢地主家有红白喜事，农民都要主动前去帮工，即使到农忙季节，农民也得放下自家的农活为地主无偿干活。
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农民遭受的另一种苛刻剥削是高利贷。高利贷名目繁多，以钱利、谷利、典当利为主。钱利以普通利三分起码，占70%，加四利占10%，加五利占20%。“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谷利是最普遍的高利贷形式，其剥削程度比钱利重得多。每年的3月和12月是农民借谷利的高峰期，12月借谷是为了过年，3月借谷是为了莳田耕种。无论3月借还是12月借，都要在6月收割时归还谷子，利息都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50%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如果农民还不起借的谷子，就要利加利，利滚利。赣南流传的民谣形象描述了谷利的厉害程度：“一担谷子借九年，九十九担到堂前。”“好汉难欠三担谷，过了十年一百六。”就是说借1担谷子，过9年就要还99担谷子；借3担谷子，过10年就要还160担谷子。宁都县眉村农民黄银清，因病借地主1担谷（75%的利率），7年半后连本带利，利上滚利，得还76担谷。他不得不变卖家中所有财产，又卖了一个儿子，也未还清债务。吉安县敖城农民刘会章向地主刘达卿借1担谷，5年后连本带利，得还13担谷，而这13担谷是刘会章给地主做了8年长工才能还清的。
（二）工商业方面，“三座大山”的沉重剥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和外国商品的输入，一方面破坏了赣西南、闽西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少传统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有些甚至被迫破产，“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卷烟打倒了条烟”；另一方面又促使这一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地萌芽。境内一些较大的城镇如赣州、吉安、龙岩、汀州等地，也办起了一些机器生产的小工厂，如碾米厂、纺织厂、发电厂等。赣南大余的西华山、仁风山、丰田等地钨矿，也大量开采。但由于缺乏资本、技术等，各地的工厂、作坊规模都很小，机器设备也较为落后。
随着工厂和作坊的出现，赣西南、闽西地区的雇佣工人和手工业作坊工人逐渐增多。据1926年底赣州总工会统计，仅赣州城内及郊区，雇佣工人和手工业者（含店员在内）就达18000余人。赣南几个钨矿采矿的民工总计约达万人。由于资本少、技术滞后、规模小、设备简单等诸多原因，直到20世纪初叶，赣西南、闽西地区仍没有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产业工人。
这些雇佣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要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每天要劳作12小时甚至16小时以上，劳动收入却异常微薄，每月最低时只有30斤大米，最多时也不过1石左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不管哪个行业，工人职业都毫无保障。资本家可任意克扣工人工资，任意辞退工人。有些人被辞退后，生活无着，度日艰难。赣州工人悲叹：“佣值之人：三日无东则吊。”
这些工人中，钨矿矿工的命运更为悲惨。他们在手工开凿，矿洞又低又窄，通风、光照条件极差，经常倒塌的矿井里劳作，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加上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开采出的矿石全靠工人肩挑背驮运出井外，送到选场；到选场后，选矿也是手工淘汰，又累又慢，效率极低。当时的乌矿等矿场都是民窿开采，盘踞矿场的山霸、包工与外国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包棚场、放恶债、收零砂、压砂价等卑劣的手段，残酷剥削工人，榨取工人血汗。
赣西南、闽西地区传统手工业工厂倒闭，工人被迫失业转行当土匪。1930年8月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闽西特委报告说：“烟厂倒闭，刨烟工人失业，他们跑到南洋去，南洋又不是个去路，跑到漳、厦、潮、汕大城市去，而漳、厦、潮、汕又消受不下，他们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去当土匪，所以闽西首先有土匪的就是永定，因为永定产烟最多。”又说：“纸没有销路，纸业工人失业，于是长汀、连城的土匪也出来了。”“在长汀的河田，从前有五百多间商店，现在倒闭得只剩二三十间了，所以影响沿途靠着担夫旅客吃饭的最少也有三万元〔人〕，这些人那〔哪〕里去了，只得又去当土匪。”
农村中也有雇佣工人，就是通常所说的长工。他们专门给地主、富农干活，却一无所有。据统计，1931年底赣南的兴国全县共有雇农2162人；赣县仅7个区统计，就有雇农1027人。南康县的龙回乡，有的大地主一家雇工30余人。他们长年累月为地主干活，吃的是残羹剩饭，过的是牛马般的生活。有首描绘长工生活的民谣写道：“五更起，半夜眠；风雨来，霜雪奔；无粮食，糠充饥；‘豆角衫’，洞满身；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脸巾；睡秆堆，盖蓑衣；水当镜，柴当枕。许多长工穷得一辈子打光棍，没有家室。”
赣西南、闽西的商业，由于资源物产的丰富和水运的便利，在明清时期还算活跃。这个地区输出的主要是农畜产品和竹木产品。大宗的有稻米、烟叶、茶油、茶叶、香菇、土纸、土布、木竹、鸡、鸭、牛、猪等。据毛泽东对寻乌县调查统计，仅米、茶、纸、木、香菇、茶油6种产品，该县每年共约输出429750元，人均约4元。到20世纪初叶，赣南的钨砂也是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年出口量达2000余吨。赣西南的农林产品主要经赣江输入长江中下游城市，一部分经陆路输入闽粤沿海；闽西的农林产品则主要输入沿海。到了清末民初，大量的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仅一个小小的寻乌县城，出售的洋货品种（生活日用品）竟达131种之多。
赣西南、闽西的商品流通，基本上被豪绅地主资本家控制。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控制金融、粮食、布匹、油盐、杂货、药材等主要行业，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夏秋收获季节压价收购农民粮食，来年青黄不接时再高价抛出，牟取暴利。他们还霸占市场，强买强卖，利用各种手段非法聚敛钱财。有些地主从商业剥削中获得暴利后，一部分用于扩大商业资本，一部分用于在农村购置田产。于都县澄江大地主谭光道在于都、宁都、赣州等地开设20家商号，利用各种手段掠夺农民1万余亩土地，拥有百万家财。在闽西，收租土地中城市商业资本所占比例极大，龙岩、连城和永定的丰田区均占到全额土地的50%，长汀占30%，上杭占25%，武平占20%。“商业资本土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城市资本家赚了钱进乡购买土地。龙岩、连城、永定商资土地之多，就是因为除本县商家购买土地外，还有一大批往南洋经商的华侨发了财拿钱回来购买土地。一种是乡村地主的商人化。他们一面在乡村是地主，一面却把剥来的孽钱投入城市经商”。
赣西南、闽西地区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严重阻碍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除田赋（包括地丁、米折、屯粮、芦课、湖课、余租等6种）、契税、营业税、厘金、船捐、烟酒牌照捐、牙当捐、屠宰捐、盐附捐等多种正税外，各县还有自治捐、户籍捐、积谷捐、教育捐、产烟税、烟苗税、印花税、人口税等数十种附加税，附加税要超过正税几倍。闽西龙岩县“捐税有四十多种，每人的负担要二十八元”。这些捐税种，层层剥皮的厘金税尤为厉害，整个赣西南、闽西地区，到处税卡林立。如会昌县从筠门岭到西江180里路，就设有9道厘金卡，每道关卡均要抽税。此道是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与闽粤沿海通商的主要通道，过往商贩受尽关卡盘剥之苦。有些豪绅地主还私设关卡，暗立名目，刮民自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得百姓负担沉重，生活贫困，百业萧条，民怨沸腾。
（三）文化方面，教育落后，民智未开
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如此凋敝衰败，文化教育之落后可想而知。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大革命前仅办有两所中学、两所师范学堂，在校学生不足千人。曾长期作为南安府治所在的大余县，仅有一所中学，共148名学生，其中地主、富农子弟91名，资本家子弟48名，工农子弟仅9名。大多数县城甚至连一所中学也没有，只有几所小学校，如瑞金全县至1920年只办有10余所小学校，学生不满千人。整体而言，吉安的教育比赣州发达，但也只有1所师范学校和4所中学。无论赣西南还是闽西，90%以上的民众都是文盲。民众连普通的文字都不识，至于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更无从谈起。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还是德国传教士邬礼亨于1882年率先在大余县西华山发现的。直到邬礼亨非法盗采大量钨砂运回德国后，当地人士才知道，这种蕴藏丰富的乌黑“石头”竟是值钱的宝贝。
三 赣西南、闽西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组织
赣西南、闽西虽地处偏僻，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五千年前便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以后，这块神奇、秀丽的土地才逐渐开发。自秦开始，先后在赣南设南
县，在赣西设庐陵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赣南的南县又分设为南（后改为“南野”）、雩都、赣县三县。此后，赣南、赣西便成为历朝统治者治理的重要区域之一。闽西的开发虽然比赣西南晚，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汀在汉代始置县，唐代即已成为州治所。
（一）客家人的宗族势力及组织
古时生活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是少数土著居民。赣南最早的土著居民是春秋战国前期的“赣巨人”。秦始皇统一南越后，派军在赣南梅关筑城戍守，这些戍守将士及后人永居赣南。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又派出大批人员前来赣西南砍伐良木，不少伐木客留居下来，成为开发赣西南的先锋。
从公元5世纪前后到唐末、五代十国、南宋的这四段时期内，中原战乱频繁，黄河流域大批居民不断举家南徙，其中许多人渡过长江，经鄱阳湖，顺赣江溯江而上，南迁至赣南，辟荒定居，建立家园，繁衍后代。这些来自中原的南迁者，不论是秦汉时期的军卒、木客，还是后来为避战乱而南迁入赣者，通通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定居赣南后，因后代繁衍不息，人口日渐增多，又继续南迁，经过赣南石城和福建宁化等地向东南发展，到闽粤沿海、粤东北各地寻辟新的家园。明清时期，受沿海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影响，大批居住在闽粤沿海的客家人又纷纷北返，回迁至赣南及闽、粤、赣边境地区。这样一来，赣南（包括赣西部分地区）、闽西和粤东北（以梅州地区为主）这一广阔地区就成了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这里80%以上的居民是客家民系。
大批南迁的中原客家居民入赣后，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带到赣西南、闽西和粤东北，与这里丰富的资源和适宜的气候结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客家人在避乱南迁、开辟家园的过程中，不仅要战胜、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解决好和赣、闽、粤土著居民的关系。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一般都聚族而居，保持着较为紧密的族群关系。在与大自然和当地恶劣环境的长期斗争中，磨砺和形成了客家人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和认同宗亲、团结对外的文化传统。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又使客家人较好地保留和发扬了中原祖先注重文化教育、崇尚尊老爱幼、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等传统，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文化生活习俗，诸如客家民居文化、客家饮食文化、客家服饰文化，等等。
保留优秀传统的同时，客家人还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种种绳索的束缚。由于客家人惯于聚族而居，宗族姓氏观念强烈，封建宗族统治尤为厉害。族长权力很大，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族权和严厉的族规族法，严密地控制和盘剥本村本乡的同姓同胞。到处可见的飞檐翘角、威严壮观的宗族祠堂，是宗族权力的象征。而能充任族长、掌握族权的，基本都是有钱有势的豪绅地主和封建官僚。这就使封建政权与封建族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多事情，封建政权机关必须利用族权的威严才能办到。这也就形成了这一地区各县往往由各大姓豪绅操纵本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的奇特现象。如宁都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就分别操纵在当地的温、李、蔡、卢四姓豪绅手里。各姓豪绅表面上是代表本姓本族共同利益，实质上是代表他们本阶级即豪绅地主阶级的利益。各姓豪绅之间既钩心斗角又勾结利用，共同欺压劳动人民。瑞金县的大小豪绅，就组织了“廉义社”，社里有“三虎、六豹、十二狼”，掌握着全县的公产、税收、诉讼，控制着全县政治、经济，压迫勒索人民。
由于宗族观念严重，各姓豪绅地主为维护自己利益，经常制造姓氏、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挑起械斗。械斗结果，无一不是豪绅地主从中得利，而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都是普通百姓。各姓氏豪绅地主为准备械斗和对付打劫的土匪，不仅购买武器，组织民团，还组织修建大小不一但却比较坚固的土围、山寨。这些土围、山寨和民团，后来都被土豪劣绅所利用，成为对付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据点和工具。
（二）传教士的外国势力及组织
在封建主义统治下，赣西南和闽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这种情况随着清初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开始发生变化。
赣南地区，清顺治七年（1650）法国天主教士刘迪我最先来到赣州，获得当地官员赠送的一块土地，建起一座天主堂。此后，西方文化侵略开始在赣南广泛扩展。至清康熙二年（1663），赣州天主教徒发展到2000余人。1700年，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赣州，建起两处教堂。19世纪，法国、德国传教士亦先后来到赣南，建立教堂，发展教徒。1904年，为培养天主教传教人才，在赣州建立修道院一所。后来，美国神父和若望于1921年在赣县的大湖江、沙地、江口等处建立教堂。至此，赣南18个县城和主要圩镇，都建有教堂，天主教和基督教势力渗透到赣南城乡各地。
赣西地区，外国传教士也于19世纪80年代在吉安城和泰和县的冠朝、万安县良口、永新县埠前、遂川县的县城及草林、大汾、新干县城等地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至1920年，教会势力渗入赣西各县，每个县都有两三千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
闽西地区，外国教会势力侵入闽西的时间也是在19世纪中下叶。长汀、上杭、龙岩等重要城镇，都建有教堂。据资料记载，截至1919年，福建全省共有教堂400所；有外国传教士464名、中国传教士3027名；有基督教徒29917人、天主教徒61712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教堂和教徒分布在闽西各县，仅上杭县就建有教堂10余座。这些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和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育婴堂、养老院等所谓慈善事业为幌子，大量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其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服务。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人民的反抗，包揽诉讼，干预行政，倾销鸦片。不少教堂还霸占土地，收租纳粮，剥削当地百姓。
（三）北洋军阀势力及组织
自从1913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李烈钧湖口讨袁失败后，北洋军阀势力乘机控制了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此后，江西、福建等省被北洋军阀统治了14年之久。
赣西南和闽西同样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北洋军阀与江西、福建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对当地百姓实行野蛮统治。他们在赣南、赣西和闽省设立道署，在各县设立知事衙门进行统治。为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还在各县建有警察队、保卫局、别动队等反动组织。县以下农村基本保留清代建制，设坊、乡、都、图，由豪绅地主轮流担任各坊、乡、都、图、堡等头目。由此，军阀与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张严密的统治网。
军阀统治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穷兵黩武、兵燹不绝。1918年4月，北洋军阀江西都督陈光远率第二、第九混成旅兵犯广东，赣南大余县为北洋军队必经之地。北兵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抓夫拉差，大余县城十室九空，一片衰败惨景。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设立大本营，率广东军政府所属粤军、滇军和赣军大举北伐，攻占赣南南部7县。北洋军阀陈光远第九混成旅败退时纵火焚烧南康县城，200余间店铺顷刻变成焦土，南康城居民损失1000万元以上。1924年11月间，北洋军阀驻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与蔡成勋军在赣西吉安等地大战，蔡部不支，方本仁夺取江西统治大权。方本仁曾密与广东国民政府联系，先以待其驱蔡成功后即助广东北伐军取道赣西入湘。但方达到目的后，立即翻脸不认账，拒绝广东北伐军入赣。广东军政府代理大元帅谭延
愤而命北伐军再次进入赣南，攻下赣州、吉安，并命孔绍尧为赣南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总理赣南民政事宜。方本仁不甘丢失赣南、赣西地盘，率部反攻，与北伐军大战赣西三曲滩。是时适逢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作乱，入赣北伐军奉命回师广东平叛，方本仁部遂得以乘机再占赣州、吉安。这几次战事，给赣西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其祸根皆在北洋军阀，故赣南人民称北洋兵为“瘟兵”。
闽西人民同样深受军阀之害。辛亥革命后，自1913年冬起，北洋军阀中的皖系李厚基部霸占福建地盘。到1923年4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又取代皖系统治福建。这期间，无论在闽的皖系或是直系，在互相倾轧的同时，为了巩固各自的地盘和统治，不断地收编杂牌军和民团势力，使福建长期形成官匪合一、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盘踞闽西汀属8县的主要是李凤翔部福建陆军第三师。该师镇压民众之狠毒残忍、搜刮民财之苛刻为全省各部之冠。从1925年至1926年上半年，该部向所属8县征收的苛捐杂税达230余万元。1926年冬，该部被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军打败，收编为北伐军第十七军，移驻上杭县城，在长汀另成立闽西保安司令部。不久，武平土匪武装蓝田玉部袭占长汀城，打败保安司令部，取而代之。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东进入闽，进占长汀。蓝田玉部逃遁。起义军离汀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率部驻守长汀。郭部统辖3个团，约3000人马，是一支由土匪改编而成的土著军阀部队，占据长汀、上杭等县地盘。盘踞龙岩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及其所部，也同郭部一样，原属土匪武装，1927年初才摇身一变成为福建省防军。除郭凤鸣、陈国辉外，武平县的蓝田玉、上杭县的孔域、龙岩县的林尚轩、永定县的“五虎将”都是当地称王称霸的土匪武装。在这些劣迹斑斑的土著小军阀和土匪武装割据下，闽西百姓岂有安宁之日！
（四）绿林、帮会势力及组织
赣西南、闽西地区社会黑暗、政治混乱的另一特征是绿林、帮会组织众多。影响较大的是洪门（三点会）。该组织起源于清初台湾和福建沿海，其宗旨初始是反清复明，政治色彩浓厚。后来，该组织发展到长江流域各省及海外，并分化为“清”“洪”“理”三支，在闽、粤、赣边地区仍称洪门或称三点会。清末民初，这一组织不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已演变为以“杀富济贫”“互帮互助”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绿林组织，经济和互助色彩浓厚。该组织在闽粤赣边地区散布有多股。每股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各股三点会之间无隶属关系，但有密语、暗号内部联络。不管何股的三点会会员，只要能用密语、暗号对答无误，则视为兄弟，热情帮照。
兴国、于都、永丰、瑞金、会昌、安远及闽西各县都有这种三点会组织。其中，较著名的有永丰的段月泉（段起凤），兴国、于都边境的曾老四等。这些三点会组织成员后来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引导和红军的帮助下，都成为土地革命初期各地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马刀会，也是专门杀富济贫，与土豪劣绅作对的农民绿林武装。
除以上四种政治势力及组织并存于赣西南、闽西地区外，这一地区社会黑暗腐败的又一表现是烟赌盛行，娼妓招摇。寻乌县城仅2700人，娼妓多达162人，竟占全城人口的6%。大余县城烟馆达140多间、赌场50所、娼妓300多人。其他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四 赣西南、闽西工农革命运动的初兴
中央苏区能扎根赣西南、闽西地区的重要原因是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组织、革命群众运动和工农革命思想在这里有很好的基础。这些基础条件促使了赣西南、闽西地区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兴盛。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是由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拉开帷幕的。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南昌、福州等省会城市以及赣州、吉安、长汀及至各县城后，各地的爱国师生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赣西南、闽西这些偏僻的山乡之地，响彻爱国学子们的正义吼声，随后反帝爱国斗争又在该地区得到持续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宣传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接踵而至。在江西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是袁玉冰。袁玉冰在1921年发起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并创办了《新江西》杂志。袁玉冰被公推为改造社主席，并任《新江西》主编。他在为《新江西》创刊号撰写的《本刊宣言》中阐明，改造社的宗旨是改造社会，目的是“使这个‘黑暗的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1922年8月，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京读书期间，袁玉冰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新江西》杂志成为向江西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在江西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方志敏、赵醒侬等人。方志敏于1919年秋考入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秋又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在九江学习期间，他有机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5月他离开九江赴上海与赵醒侬结识，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回到南昌开办文化书社，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该书社逐渐成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赵醒侬是江西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青年。五四运动后他在上海打工谋生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与方志敏共同筹办南昌文化书社，之后受党组织委派，在江西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革命组织活动。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赣西、赣南也迅速兴起。在吉安，自1919年冬起，《向导》《新青年》《新俄游记》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广泛传播。万安县的进步学生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秋到1924年春，吉安的进步学生罗石冰、刘九峰、曾延生先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是一所由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主开办的大学，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这里任教。罗石冰等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教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寄回吉安，供同学和亲朋好友阅读，使吉安七师的宋大勋等一批进步学生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1924年春，宋大勋等倡导成立了吉安青年学会等团体，创办了《吉光》《吉安青年》等刊物，还开办了吉光书店和平民夜校。
在赣州，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使广大青年增长了知识、活跃了思想。许多青年不满足于在本地求学，纷纷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地，有些还设法赴外国留学。这些外出求学的青年，在外地很快接受了先进思想，不少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兴国县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陈奇涵、胡灿、鄢日新、肖以佐等，于都县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丘倜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李英，赣县在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学习的谢学琅，寻乌县在北京、上海、广东梅州等地学习的刘维锷、邝才诚、古柏等。他们在外地求学期间，踊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纷纷将马克思主义书刊寄回家乡，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寻乌的刘维锷等人还在北京创办《寻乌》杂志，针砭时弊，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腐败。宁都县的连政公等人在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回县创办《孤灯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宁都山区吹响反帝反封建的号角。
较早在赣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邓子恢。他是福建龙岩县人，曾到日本留学一年半，因家境不济，辍学回国，1918年冬来到崇义县杰坝其堂兄开设的庆昌和商号当店员学徒。他后来回忆说：“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我看了《新思潮》《新青年》，思想才逐步前进……一直到1920年底1921年初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我感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行，这就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他用自己的工钱买回《响导》等许多革命书籍，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积极介绍给其他青年阅读。庆昌和商号就像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不断吸引先进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2年他曾给陈独秀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得回音。但他并未因此失去信心，而是更加认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26年12月，他终于在崇义县经陈赞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闽西自1921年春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这个地区传播。当时在江西崇义县杰坝庆昌和商号当店员的邓子恢将所购的《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从崇义带回家乡龙岩，与陈明等人在龙岩县白土成立奇山书社，发展200多名进步师生为成员。书社还出版《岩声》月刊以宣传革命思想，月刊发行六七百份，遍及闽、赣、粤边35个县。1925年9月至同年冬，上杭县进步知识青年罗大准、郭尚屏、雷三明、邱天锦等人在上杭城关组织读书会；1926年3月，在广州求学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武平青年谢秉琼、长汀青年胡轶寰（胡轶环）和吴炳若等人筹建汀雷社，出版《汀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在此时期，进步青年卢肇西、陈正、曾牧春编辑的《钟声》，陈国华、张旭高、谢宝萱等创办的《到民间去》《新龙岩季刊》，谢鸣珂主编的《曙汀》，黄亚光等人创办的《长汀月刊》，李修森、罗玉章编辑的《莲钟月刊》，上杭县出版的《突击》《虹痕》《奋斗》《上杭评论》，永定县出版的《雷鸣》《赤花》，龙岩县出版的《改进》等刊物，都为马克思主义在闽西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一些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的进步学生利用暑假回乡机会，在家乡举办平民学校，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等也在家乡创办平民学校，这些平民学校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赣、闽两省一批进步青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为赣西南、闽西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2年11月，原先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赵醒侬受党、团中央委派回到南昌，负责建团、建党工作。他与先期回到南昌的方志敏一起，以文化书社为据点，宣传马克思主义，联络进步青年学生，于1923年1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同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赵醒侬任委员长。1924年5月，中共南昌支部成立，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南昌支部成立时，成立南昌小组为支部下属组织。1925年7月和1926年1月，又先后在九江、吉安成立党小组。至1926年4月，先后在南昌、九江、吉安、新干、永修、德安、武宁、都昌、铜鼓、清江、景德镇、弋阳等12个县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为中共江西地委，赵醒侬任书记。
赣西最早的共产党员有吉安青年知识分子罗石冰、刘九峰和曾延生。他们是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4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派万安县籍团员曾弘毅回吉安，发展团员，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同年5月正式成立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1926年1月，青年团员已发展到56人，主要是吉安七师等学校学生。其中团的骨干分子宋大勋、郭化非、刘承休、谌光重等人已于1925年由中共南昌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1926年1月，罗石冰奉中央指示回江西工作，于1月26日帮助成立中共吉安小组。1926年3月，成立中共吉安特支，隶属中共江西地委，郭化非任书记。特支成立后，组织党员分赴赣西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同年9月下旬北伐军攻克吉安城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1927年1月初，整个赣西共在吉安、永丰、万安、泰和、莲花、永新、吉水、安福、分宜、新干、宁冈、遂川等12个县建立起中共组织，其中支部23个、特支2个、小组5个。这些党组织中，除中共新干支部和中共宁冈支部隶属中共江西地委直接领导外，其余均隶属中共吉安特支领导。
赣南至1926年夏已有40余名青年学生在外地读书（或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为迎接北伐军进入江西，中共江西地委派南康县籍党员朱由铿和万安县籍党员曾天宇到赣州，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他们到赣州后，即深入各学校秘密活动，物色建党对象。半个月后，不料事泄，曾天宇被盘踞赣南的滇军第一师师长兼赣南镇守使杨池生逮捕入狱。朱由铿逃回家乡南康，设法营救出曾天宇后，便前往广东南雄县，与共产党员、时任南雄县总工会委员长的陈赞贤会合。陈赞贤经请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同意，于1926年8月与朱由铿一起返回赣州。是时，在上海工业专科学校读书并已加入共产党的赣县籍青年学生谢学琅，也奉组织指示从上海回到了赣州。他们3人会合，在赣州大新开路黄家祠成立中共赣州支部，朱由铿任支部书记，陈赞贤、谢学琅分任支部组织、宣传干事。赣州支部成立后，很快发展朱如红、谢家禧等人入党。同年9月6日，北伐军第十四军进占赣州。在此北伐军中工作的兴国县籍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肖以佐等及赣县籍共产党员钟友仟，吉安县籍共产党员肖韶等14名共产党员随军抵达赣州。他们与朱由铿、陈赞贤等会合，共同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共产党组织，很快就建立中共兴国支部和中共南康支部。1926年10月，中共赣州支部升为中共赣州特支，陈赞贤任特支书记。同月，在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学习结业回赣工作的江西籍共产党员丘倜、舒国藩、谢汉昌等23人抵达赣州。中共赣州特支书记陈赞贤将他们留下分派到赣南各县，发展共产党员，帮助建立各县共产党组织。至1926年12月，赣南的于都、大余、上犹、南康、兴国、信丰、崇义等7县都建立了中共支部；宁都、安远两县建立了中共小组；龙南县也有党的活动。
随着北伐军在江西的胜利进军，江西共产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1926年12月，全省有党组织的县增至50余个，党员人数发展到八九百人。1927年1月，中共江西地委升为中共江西区委，书记为罗石冰。其所辖的中共吉安特支和中共赣州特支也分别升为中共吉安地委和中共赣州地委。1927年5月，中共江西区委又改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为罗亦农。
福建省也是先建立共青团组织，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1925年3月，共青团中央派马念一到福州、仙游等地调查、指导建团工作。在他帮助下，福建青年社中有10位成员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1日成立共青团福州支部。到7月上旬，团支部发展到3个，团员发展到30余人。7月19日，成立共青团福州地委。与此同时，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帮助下，厦门地区也于1925年6月中旬建立共青团组织。莆田、漳州等地也先后建立团组织。在此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福州有17名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4月正式成立中共福州地委。同月，厦门也有4个团支部转为中共支部，并成立了中共厦门干事会。
1926年下半年，闽西各地开始建立中共组织。当年夏初，阮山、林心尧等从厦门返回家乡永定县湖雷乡，在湖雷乡羊头村的万源楼，与赖实秋等一起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又称中共湖雷支部）。同年11月，从厦门集美学校返乡的陈正等人，与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回乡的胡永东等一起，建立中共永定县金丰支部。1926年12月，上杭、平和两县也分别建立了中共支部。龙岩县于1926年11月成立党小组，1927年1月成立党支部。长汀、武平、连城等县到1927年冬才建立党组织。闽西各县党组织建立后，都隶属于中共闽南特委（1927年1月成立）。
（三）工农革命运动的初兴
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中共组织都是在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一建立就肩负起了动员广大群众迎接和支援北伐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重任。
赣南党组织建立后，着力发动和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商民，重点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和商民协会等革命团体。中共赣州特支在深入宣传发动的基础上，于1926年10月12日召集赣州城内外各业“神社”首事与学生、农民代表40多人，在八境台召开筹组工会会议，协商成立了赣州总工会筹备处。10月下旬，建立赣南第一个工会组织——赣南纺织工会。至1926年底，赣州及附近郊区、圩镇先后成立了56个基层工会支部，工会会员达18000余人。1926年11月初，在中共赣州特支领导下，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赣州西街（今西津路）豆豉坳广东会馆隆重召开。大会选举成立赣州总工会，陈赞贤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钟友钎、肖韶为总工会副委员长。同时宣布成立赣州工人纠察总队，肖韶任总队长。总工会成立后，领导各行业工会和基层工会组织，与资本家和资方老板进行和平协商谈判，签订符合工人经济权益的劳资合同。但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遭到以商会会长刘甲第为首的资本家的阻挠。赣州总工会决定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资本家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面对罢工一片恐慌。他们采用威胁、利诱、请客送礼、软硬兼施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工人队伍，破坏罢工。他们的阴谋诡计一一被陈赞贤等工会领导人识破。总工会领导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支持资本家、破坏工人罢工的国民党右派、赣县县长徐鉴惧于工人斗争声威，逃离赣州。徐鉴逃赣后，经各团体协商，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组成的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推举陈铁（国民党赣县县党部筹备主任）、陈赞贤、张俊宰等为常务委员。临时政务委员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会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接着，各行业工会不失时机地带领工人与资方谈判，通过和平谈判，多数行业的劳资双方都签订了合同。赣州工人经过数次斗争，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在赣州工人斗争胜利鼓舞下，赣南各县也纷纷建立工会组织，开展斗争。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同时，中共赣州特支还十分重视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9月北伐军进占赣州不久，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周冕受命来到赣州，指导成立赣南农民运动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赣州特支决定成立赣南农民运动委员会，每县推举一名委员参加，选举陈赞贤、朱由铿、钟友钎、肖韶、周冕5人为常务委员，负责领导赣南各县农工运动。从1926年11月起，赣南的赣县、南康、于都、瑞金、上犹、大余、兴国、宁都、龙南、定南、全南、会昌等县先后成立县农民协会（或农民协会筹备处），大力开展以“二五减租”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要求地主、富农减免贫苦农民的租债。于都县农协成立了童子团，赣县、信丰县农协组织了农民自卫军。
赣南的青年学生运动，除各中等学校都成立了学生会和赣州学生联合会外，还成立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赣州青年干社，发展成员600余人。赣州城和各县县城小商小贩为保护自身利益，也组织成立了商民协会。赣州和兴国、信丰等县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
赣西各县的工农革命运动在中共吉安特支和各县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也蓬勃开展起来。吉安城的工人早在1925年8月就秘密成立了米业、染布业、纸业、烟业等4个行业工会。1925年9月20日，秘密成立吉安总工会，由共青团吉安特支书记郭化非任总工会委员长。到1926年1月，总工会下辖8个行业工会，会员达7000余人。1926年9月24日北伐军占领吉安后，吉安总工会公开活动，下辖的行业工会组织随即发展到10余个，工会会员越来越多，发展到1万余人。除吉安外，其他赣西各县也先后成立了总工会。为提高工人地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吉安总工会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提出“反对做夜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获得了胜利。各县县城工人在工会带领下，也纷纷向资方老板提出一些合理要求，举行罢工、示威，斗争无不获胜。
吉安的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秋冬间。是年12月24日，共青团吉安特支领导成立吉安城郊青华观菜园农民协会，有会员约200人。至1926年春，农民协会发展到4个，农协会员发展到700余人，创办农民夜校13所。1926年9月，中共吉安特支秘密成立吉安农民协会筹备处。北伐军攻占吉安后，农协筹备处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1926年10月29日至31日和1927年1月16日，先后两次召开吉安全县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3月召开全县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吉安县农民协会。泰和、万安、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安福、新干、峡江、吉水、永丰等县农民协会，先后相继成立。其中，万安县农民协会辖有300余个乡农民协会，有会员49200余人。遂川、宁冈、莲花等县农协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均有自己的枪支，其中遂川县有枪110余支、宁冈县有枪60余支、莲花县有枪60余支、安福县有枪200余支。吉安、安福、吉水、莲花等县农民组织清算委员会或财产清理委员会，对土豪劣绅把持的公共财产进行清算，追缴被他们贪污侵吞的公共财产。有些县的农民还组织平粜所，按农协规定统一粮价，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保护农民利益。
闽西的工农运动是在北伐军入闽后开展起来的。1926年10月15日北伐军东路军进占龙岩后，东路军政治部便在龙岩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福建汀漳办事处（龙）岩、（漳）平、宁（洋）分处，将广州农讲所毕业的闽西籍学员郭滴人等分派到闽西各县从事国民党党务或政治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同年12月，在共产党员推动下，又在龙岩城设立岩平宁政治监察署，成立了长（汀）（上）杭武（平）永（定）政治监察署。长杭武永政治监察署于1927年2月18日改组，扩充为汀属政治监察署，负责领导原汀属八县（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宁化、清流、归化）社会运动。在中共闽西地方组织推动下，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于1927年2月中旬在龙岩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2月26日至3月1日，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四县党部及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也在上杭县城召开。这两个会议都决定要迅速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为培养工农运动骨干，两个会议都根据中共闽南临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别做出在龙岩、上杭开办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和汀属8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的决议。这两个养成所为当时的闽西各县培养出180余名工农运动骨干人员。
在培训骨干的同时，先行回到闽西的广州农讲所学员们，已经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1927年2月初，龙岩县农民协会在龙岩文庙成立。接着成立龙岩县考塘乡农民协会，3月成立湖洋乡农民协会。上杭县于1927年初成立县临时农民协会。武平县有8个乡建立农民协会，10个乡着手筹备。永定县农民运动发展更快，至1927年初已有40余乡建立农民协会，县农协筹备处也已建立。长汀县的新桥、屈凹、江头、李屋等地，也已建立农协小组。各县农民协会成立后，都开展了以“二五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反对豪绅地主剥削农民的斗争。与此同时，闽西各县的工人运动也开展起来。1927年初，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已分别成立了县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
赣西南和闽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使这一地区开始发生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