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苗族与晚清地方政府的长期磨合

“生苗”区被纳入清王朝版图后，设立保甲制度，筑城设堡，实施“义学”的“向化”训导等措施来保障“王法”的有效运作。为了加大对苗疆的监控力度，到乾隆二年（1737），续建凯里、鸡讲、柳罗、朗洞等讯，绿营军增到一万五千名，又建屯堡一百零九座，安置屯军八千九百三十九户，连同家属四万余人，在新疆六厅占田五十三万六千三百四十石。这还不计六厅之外的苗区，如果计算占田数将会更大。而且“屯田皆膏腴”，“其田之上者，尽属屯军”。清政府以防新疆失控，直到鸦片战争时，仍然在黔东南遍布驻兵筑碉，共计43营，22000人，占贵州驻防绿营军力的86%。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曾令苗民改装，编户口时令所谓“熟苗”填报汉籍，“生苗”改汉姓。在有的地区实行“汉三苗一”的编户比例，目的是“以汉制苗”，“以汉化苗”，鼓励苗汉通婚，但又害怕“苗以民为耳目，民以苗为巢窟”，忽又禁止苗汉通婚。“永不加赋”不过是王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到了乾隆中后期，逐渐出现了“赋外加赋”“差外加差”的情况。赋差的不断增加成了苗族地区的沉重负担。在苗区建立严格的行政组织控制，编户口、设保甲：以十户为一牌，立一牌头；十牌为一甲，立以甲长；十甲为一保，立一保正；有的地方是十户立一头人，十头人立一寨长。实行“联保联坐”，“逐村清理，逐户稽查”,“一家被盗，全村干连，保甲长不能觉察，左邻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罚，无所逃罪”。保甲制度的建立，试图从根本上破坏苗族原有的村寨、鼓社与合榔（合款）组织，使之不再起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管理作用。此外，在苗疆设立一些书院、学馆、义学，但不久数量减少，而且大多设在汉民聚居的城镇里，仅有少数苗族富家子弟才能进学。“向化”的效果一直甚微，一直到1949年，99%以上的苗族还是汉文盲。

在历史上，面对强大的武装镇压，苗族的武装反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开辟苗疆遭遇的反抗尤为激烈，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规定“若苗与苗非聚众而自相杀伤偷盗，苗人愿照苗例完结者，免其相验解审”,“一切自相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治以官法”（《清高宗实录》卷139）。清朝的法律更加明确地规定：“苗人与苗人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之以官法，以滋扰累”（《大清律例》卷37）,“苗夷犯死罪，按律定拟题结，不准以牛马银两抵偿，其自相诉讼之事，照苗例断结，不必绳之以官法”（《大清会典》卷53）。此外，还“宣布永免‘新设六厅’粮赋；禁止官兵进入苗寨苛扰，不准擅派民夫；并限制奸商剥削和‘严禁贩卖苗人子女’”。这些措施一度缓解了苗族社会与官府的矛盾。

苗族与清廷的协商与磨合，并不总是血与火的方式，还有其他的巧妙方法。嘉庆年间，地处清水江边现属施秉县的六合，不仅是水运通道的一个重要关口，同时也是重要的陆路驿站之一。执行公务的人员对沿途百姓的敲诈勒索已经成了“驿站积弊”，清政府担忧苗民借此再次起事，不得不下达一些通告约束胡作非为的公务人员。然而通告往往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实，苗民就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反抗贪官污吏。如地方头人刘再贵等商议把文告勒于石上，置于庙旁，昭示路人作为抵制各种滥索乱派的依据。类似的如光绪年间现属剑河县的翁座、老寨、大平的寨民，难以忍受苛捐杂税，把贵州巡抚曾壁光的《善后十三条》刻石立于翁座寨侧，取名《例定千秋》碑。如此，一方面让官方看看他们自己怎样说，又是怎样做的，苗民利用官方颁发条例与道德的力量去约束官员；另一方面苗民还利用这些条例作为上访的依据，据理抗争，争取合法利益。然而由于官僚体制越来越腐败，合法的斗争已经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台拱厅的革一苗民在其领袖保禾领导下率先反抗官府违反乾隆“永不加赋”的训谕开征粮赋，结果镇远知府胡林翼杀戮苗民千余人，保禾被监押，在贵阳就义。类似事件的多次发生，导致苗疆与朝廷的正常对话受到阻碍，迫使苗民不得不采取更加激烈的表达方式，最终爆发了1855年张秀眉领导的持续二十余年的震撼全国的武装运动，迫使国家权力对该地区的长期悬置。

历史上的官僚与文人，总是把“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作为苗族的本性来描述，这种“反叛规律”显然只是根据历史上的“苗反”事件的时间间隔归纳出来，缺乏深入的内在原因分析。事实上，这种“反叛”与朝廷的官僚制度的周期性腐败不无关系。帝国之初往往轻徭薄赋，而一旦认为江山稳固，便开始作威作福，大肆盘剥，置百姓死活于不顾。于是官民之间的对话渠道被切断，民间成了积怨的社区，只要点燃星星之火，便可成为燎原之势。如张秀眉的起事由许多民族共同参与，并非只有“苗性”使然的苗族。可见王朝周期性的制度腐败是其内在原因，而苗族“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只是外表特征而已。

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苗疆与国家的多重对话过程中，苗疆的自我整合能力在不断地减弱，乃至于有的事件按“苗例”也难以执行，转而依靠政府来处理。也就是说，地方政权逐步得到苗族社会的认可，政府也在处理类似事件之中渐渐树立了权威。

清水江畔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住在山里的苗人有一次狩猎，打伤了一头几百斤的大野猪，他们追了好几天。最后一天，他们追逐这只野猪来到了清水江边，人与猪都已经筋疲力尽。江岸上是拿着武器的一群猎人，野猪陆路逃遁已无可能，为了活命只有冒险渡江。而高山的猎人不习水性，只能站在岸边急得直跺脚、干吆喝。他们的行为引起了江边苗人的注意，便过来看个究竟。高山人指着江面把追赶猎物的事急急地说了一番。几个江边人立刻跃入清水江去捉拿野猪。只见他们箭一般地靠近野猪，野猪也拼命泅渡，速度也非常快。也许这几天猪太累了，最后还是被江边人抓住了脚，死劲往江底拉。人与猪的拼搏，吸引了岸边围观的人们呐喊、喝彩。野猪闭气呛水过多而死，那几个“水上高手”带着胜利的喜悦，推拉着野猪上了岸。“战利品”是得到了，然而它属于谁的，如何瓜分，高山人与江边人发生了争执。

江边人：这野猪是我们在水里抓住的，我们要抬走。

高山人：野猪是我们在山上打伤的，我们要抬走。

江边人：没有我们，你们是抓不住野猪的。

高山人：没有我们，你们也是抓不住野猪的。野猪是山里的，我们打伤它，追赶它，它才跑到水里。

江边人：山上的野猪是你们的，水里的野猪是我们的。

高山人：水里生猪？不信。你们再到水里抓一只野猪给我们看看？

双方争论不休。

双方的寨老、理老都到场说理论辩。按照苗族的习惯法，打猎是见者有份的，甚至是跟着打猎的狗都还要分到一份。看来谁要独占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边都出了力，余下的就是如何分了。

江边人：要分就平均分，连猪头也得平均分。

高山人：猪头是我们的，余下平均分。

现在问题集中在猪头的分配，是平均分，还是归一方所有。

动物的头在苗族文化里，具有象征的意义。在宴席上鸡头是属于老人的，尽管他可以不吃，但必须敬奉给他。而猎物的头属于首功者所有，是谁先射杀猎物致死，谁就应该得到猎物的头。谁得到猎物的头，谁在社区里就有了更好的声誉和地位，并且猎物的头还象征着吉祥，意味着以后打猎时还会有所收获，并且武器只会打着猎物，不会误伤自己与围猎的同伴。这就是双方非要分野猪头的原因。问题出在猎物的获得不是由一批人，而是由不同社区的两批人共同捕获。这些寨老、理老出于维护各自的社区荣誉，虽然都根据习惯法评理，但各执一词，很难有统一意见。在过去有跨社区的大理老，但是此事发生在清代晚期，跨社区的大理老不复存在，因此双方协议给官府裁断。结果官府还是按照“苗例”执行，高山人得到了野猪头，其余部分平分。但从此高山人、江边人之间的怨愤增多，高山人认为江边人霸道、狡诈，江边人认为高山人粗鲁、不讲道理，双方互相瞧不起。

故事的本意在于表述江边人与高山人的差异与关系，却透露出地方政府权力在苗族社会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过程，就是按“苗例”执行，也得要政府认可。政府在苗族不同社区之间已经是最高、最终的裁决者，取代了苗族原有的最高审判——跨社区的方老、理老裁决及其神判，即政府取代了苗族社会跨地区的权力及其司法终审之神——神判的位置。但一些小地方或几个村寨，寨老的权威、理老的权力、习惯法的执行仍然维护着社会的秩序与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清水江流域的苗区从无政府管制到政府的强行介入，从乾隆时期的“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异，嗣后苗众一切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到苗族内部无法处理的跨地区事件要求“绳以官法”。事实上，地方政府成了该地区的最大、最权威的“方老”和“理老”，执掌着最终、最高的裁判与制裁的权力。

但还必须看到，清廷虽然以武力开辟了黔东南苗疆，因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皆不同于内地，单靠流官来对苗族进行有效的统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清廷不得已“以苗制治苗”，遴选熟悉苗疆事务，征苗有功的人员，以及地方的权威人士，担任土弁等职务，乃至较为高级的官员，以维护和巩固对苗疆的统治。这些进入统治阶层的人员，自然有不少的苗人。代表性人物如台拱厅、八寨厅的马登科、潘老马、张文魁等，都拥有自己的地方武装。

无论如何，清廷的官僚体制接纳了一批苗族的精英分子，共同管理苗族地区，造就了一个基层权力阶层。清廷与苗族社会之间互相磨合，清廷地方政府进入了苗族社会，苗族社会的部分精英也由此进入了地方一定范围的管理阶层，他们结成了一个不能分割的社会有机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