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新理论的渊源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认识不断深化，创新驱动理论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早在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观点进行了精彩论断，这一论断被经济社会的时代变迁充分证实，并为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可以看作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历史萌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中包括科技，科技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特殊社会生产力。劳动的社会性质、社会分工和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三大主要来源。马克思以科学技术手段来对经济时代进行界定与划分：“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认为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是确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标志性成果，“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由此得出结论：“科技进步是推动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

西方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逐步演变，日益凸显了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作用，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边际贡献也越发明显。从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规范分析代表哈罗德—多马古典增长模型，到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再到罗默—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者在方法上将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动因内生化，并将知识纳入生产函数，引入研发部门作为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来源。归纳上述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的演变进程，不难发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随着经济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而不断嬗变，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因和主要源泉。

一 哈罗德—多马古典增长理论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的出现，代表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意义上的形成。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在其《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应用动态分析方法，基于连续的各个时期来分析维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avid Domar），基于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同时提出了极为相似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该模型旨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现象和原因。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是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个数量化的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意义上的兴起，再次唤醒了主流经济学家自李嘉图之后对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情。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为：。

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C为资本—产出比率（加速系数）。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含义为：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是由实际储蓄率和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决定的，那么基于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只由储蓄率决定，由此可见，哈罗德—多马模型十分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哈罗德还提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GN）的概念，有保证的增长率（Gw）是资本家感到满意并准备继续维持的收入增长率，由实际储蓄率与资本家合意的资本—产出比决定，被认为是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GN）就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情况下所允许的增长率，通常被视为潜在的或最大可能的增长率，是适应于劳动力增长的实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增长率。哈罗德认为，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w），等于自然增长率（GN）。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既要保证资本的生产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又能保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理想的经济增长条件过于严格，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哈罗德—多马的均衡增长模型视为“刃锋”式均衡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储蓄或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储蓄水平、刺激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对科技不发达、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国家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只是用抽象的技术经济关系来说明，而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并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 索洛经济增长因素模型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两种思路发展的，一种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式，基于理论视角考察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另一种则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入手，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寻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来源。提到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就不得不提到索洛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在其著名的论文《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中，基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条件，推导出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Yt＝ F（Kt, Lt, At）

对时间求导变形得到：

其中，wkt为t时的资本产出弹性，wlt为t时的劳动产出弹性，Rt称为索洛剩余，索洛将其解释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因此，总产出率可以分解为资本增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三部分。索洛利用该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对美国1909至194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索洛剩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87.5%，仅有12.5%的贡献归功于资本和劳动投入。

三 卢卡斯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具有外在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类似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点；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不通过学校教育、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因此，越是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人力资本积累越快，从而资本收益率就越高；而越是人力资本存量贫乏的国家，人力资本也越不容易积累，资本收益率就越低。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条件，即区别于传统的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因此人力资本允许经济无穷地增长。

四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现代意义下的创新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创新理论创始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研究。1912年，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对创新概念做出了界定，提出了创新是指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的变化，或者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引入社会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的过程。学术界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研究，使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日益精致和专门化，仅创新模型就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技术推动模型、需求拉动模型、相互作用模型、整合模型、系统整合网络模型等，构建起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等理论体系，形成关于创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解。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异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后来人们将他这一段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而这里的“组织创新”也可以看成部分的制度创新，当然仅仅是初期的狭义的制度创新。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那么多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另一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充分强调创新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经济发展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

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说来，“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尽管消灭的方式不同。如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创新和毁灭往往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实体的扩大，创新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新工具或新方法的使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把发明与创新割裂开来，有其自身的理论缺陷；但强调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必须产生出新的经济价值，这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这个思想为此后诸多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所继承。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熊彼特力图引入创新概念，以便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

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那么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这个核心职能又把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每个企业家只有当其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这就使得“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这种独特的界定，其目的在于突出创新的特殊性，说明创新活动的特殊价值。但是，以能否实际实现某种“新组合”作为企业家的内在规定性，就过于强调企业家的动态性，这不仅给研究创新主体问题带来困难，而且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也很难把握。

五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自熊彼特（J. A. Schumpeter）开创性地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各国经济学界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创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不断丰富与拓展，逐渐形成了以索洛（R. M. Solow）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和以诺斯（D. 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两大分支。技术创新学派主要聚焦技术变革、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则将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将制度视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特别强调制度设计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曼（C. Freeman）和纳尔逊（R. Nelson）等学者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其实质是对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融合集成，以弗里曼和纳尔逊为代表的宏观学派强调制度、文化等国家层面的创新要素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从制度设计视角切入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而以伦德维尔（Lundvall B. A.）为代表的微观学派则更加强调产学研等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著名管理学家波特（M. Porter）在融合集成国家创新系统宏观学派和微观学派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钻石理论（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译为菱形理论）为研究工具，以竞争优势来考察经济表现，从竞争现象中分析经济发展过程，在《国家竞争优势》著作中首次提出了创新驱动概念的内涵，通过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宏观绩效与微观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将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投资驱动（Investment - Driven）、创新驱动（Innovation - Driven）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四个阶段。“国家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是以众多产业出现钻石体系为特征的，钻石体系的所有关键要素通过发挥强大功能，使许多产业因为蓬勃出现的新企业而加速改善和创新的步伐，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的支持性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产业处于创新驱动阶段时，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产业虽然没有生产要素优势，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创新，产品与制造技术也不断往前推进。大环境中，更高级的基础建设、研究机构与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也正在形成。这些新机制不但保持自我强化状态，并创造出高级而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同时也与特定产业形成联系，营造出锐不可当的气势。钻石体系正是在产业与产业集群中发挥出自我强化功能，这个阶段被称为创新驱动阶段。原因是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本土企业在产品、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竞争方向上已经接近卓越的程度。同时，如果有相关产业的支持，本国有利的需求条件、坚强的供应商产业基础、专业化生产要素，可以让企业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

回首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科技进步逐渐取代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纷纷将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技术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不断提高研发投入，重视基础研究，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从而为本国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理论和实践已充分证明，由于科技对经济的乘数倍增效应，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经济时代已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