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右翼一词的语义

明确了“日本右翼”一词的语源之后，有必要对“右翼”一词的语义做一辨析。虽然日本右翼一直在使用起源于西方的“右翼”一词标示自我，但语义上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概言之，日本右翼确认自我的内在语境与话语系统实际上是东方式的，是借用了中国古汉语中的“任侠”“侠士”等词来作为元叙述的。

在古代，日本没有右翼的说法，我国也并无此称谓。古汉语中左和右一般只具有指代方位的功用，不过也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含义和用法。如古人视右具有高贵、重要之义，通常用“右迁”一词指代升任较高的地位或官职。如《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中称“（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王安石在《李端悫可东上阁门使制》称“非专为恩，以致此位，积功久次，当得右迁”。相反，视左含有下位和贬职之义。如白居易在《琵琶行并序》中言“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另外，古人还视左含有不正、不光明的贬义。如常把歪门邪道称作旁门左道。虽然古汉语中的左、右有关涉政治的含义，如“右迁”“左迁”，但与西方左、右相比，并不涉及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本身并没有政治学上的内涵，充其量不过是对政治前途、仕途境遇的委婉说法。

右翼概念在日本社会被实际承认是在它以团体的形式出现时开始的，而正式将右翼一词引入日本政治话语系统，作为一种针对特定团体、组织及个体的称谓，则始于大正时期。在此之前，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并没有右翼这样的说辞。被后世右翼尊称为“前辈”的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等在当时都自诩为“草莽之士”，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也多自称“豪杰之士”，包括玄洋社在内也是后来才被冠以右翼团体称谓的。可见，日本先有右翼之实，后才有右翼之名。日本右翼采用“草莽”、“任侠”或“侠士”的称谓实际上源自中国古汉语中的“游侠”“任侠”（亦称“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中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史记》对游侠的解释清楚地表明，游侠的称谓在我国古代有其严格标准，内含对道德、人格、品性的规定。首先要言而有信，即“言必信”“诺必诚”；其次要能舍生取义，即“不爱其躯”“为死不顾世”；最后要不重名利，即“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可见游侠并不是随意称谓，更与游手好闲、不治产业的市井之徒相区别。应该说，早期的日本右翼特别是由幕末浪人、武士转化而来的，基本上具有游侠的一些特征，如能轻生死、不重名利，保持在野的身份等，特别是保持在野的理念在日本早期右翼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头山就其保持在野精神的原因曾做过这样的解释：

我非常讨厌做公务员。虽然公务员的工作很安逸，有权势，而且因为有优厚的俸禄所以生活无忧……但是如果天下有识之士都去争做公务员，那么国家会变成什么样？这就好比是一艘大船，世人好比是乘船之人。乘船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左船舷的视角好，众人都会集中到左船舷去，结果船必然会倾覆。有识之士如果像众人那样都集中到一端，国家就会像船那样倾覆。因此，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毅然地坚守在船舷的右侧。

虽然日本右翼借用中国古汉语中的“侠”以自诩，但正如同从中国引入的其他文化一样，日本并没有深刻理解其中的精粹，而是将其功利性吸收以后，又经过简单化的处理，然后堂而皇之地宣称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比如右翼轻生死并非出于侠义之举，而更多的是基于武士道生死观的影响与规定，其目的也不是为苍生黎民而是要献身天皇、忠于皇室。所以右翼的舍生不具有“侠”取义的崇高道德性，没有了对义的价值追求，其轻生死的行为容易流于匹夫之勇、莽夫所为，甚至变相为一种恐怖行为，而后者在日本右翼史中不乏其例。

诸多日本右翼团体都不太喜欢被贯之右翼的称谓，究其原因，除了“右翼”一词本身含有贬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右翼一词是外来语，并不能反映其身上的大和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品质，也不能诠释其爱重本国、扶翼天皇、开万里波涛的政治追求。相比较，他们更喜欢自诩为浪人、壮士、勤皇的志士等。关于草莽一词，《大西洋遗训》一书称：

不贪生，不重名，不慕官位金钱确实很难，但若不成为这样的人又怎么配谋划国家大事呢？此等人非凡夫俗子所能识，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语出《孟子》，笔者按）如是所云，若非此种人物断没有此等气象。

头山对此评价道：

世人多贪生又追名逐利，而大丈夫却能容人、济人。岂止是容人，大丈夫还能容生命、容官爵、容金钱，如此方能容极小之物，而在极大之物面前不会受其所挟。若获得地位就想长生，若得金钱就想加官晋爵，此等人无论如何显达，不过是肉欲的奴隶，实乃浅薄之人生。

可以说，由浪人转化而来的日本右翼的性格中依然保有浪人恣意妄为、不置产业、放荡不羁的做派。即便在日本右翼团体建立之后，武士与浪人的做派和品格仍毅然顽固地存在，虽说这不免流于封建习气，但也正是这种“旧习气”锻造了右翼在个人修为上的一些与众不同之处。

另外，游侠“其行不轨于正义”，意在指出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有时不符合一般的社会传统，尤其是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秩序。韩非子对此说得更为明确：“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可见，游侠具有一种反体制的倾向，这点在日本右翼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右翼与大陆浪人关系十分密切。通常右翼中充斥着大批浪人，很多右翼分子本身就是由浪人转化而来的。像头山、平冈、箱田、来岛早期都是福冈藩的没落武士和浪人。虽然很多时候日本右翼和日本浪人可以通称，但是严格说来二者还是略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不是理念上（浪人和右翼都尊崇天皇、热衷扩张），而是组织系谱上的。浪人一般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团体，即便存在一些浪人团等组织，其组织形式大都类似于旧式帮会，相对松散，我行我素，没有统一的行动，更无明确的政治纲领，而日本右翼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为成熟，他们有统一的行动规范、明确的政治目的、完善的组织结构，其纲领内容多带有民主、民权、自由、解放等价值追求，虽然不乏矫揉造作，也残留帮会的习气，但整体上已经具有了近代政治团体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