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束语

本文试图解读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通过国际经验观察和理论梳理，并结合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多个维度的事实，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正在经历高收入国家都曾经历过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未来更具发展潜力的部门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所对应的真实收入水平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非常接近，远高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中国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与工业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应对挑战的关键政策措施是释放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潜力。这一方面依靠对服务业规制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依靠改善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是互补关系。服务业规制政策调整和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慢变量，是政府和社会公众从物质文明价值观到后物质文明价值观的代际价值观转换，以及由此激发的政治权利再分配。政府如能及时调整过去30年物质文明价值观，顺应后物质文明价值观，就能够与市场形成合力，保障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文章涉及的逻辑链条太长，其中很多逻辑关系需要更细密的分析和经验证据支持。特别是对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问题很重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文章的缺陷和不足很多，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学者参与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