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强调：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Baumol（1967）强调随着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国民经济的增速会下滑。他认为服务业相对制造业属于技术停滞部门，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停滞部门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低生产率部门的扩张，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出现下滑。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成本病”（Cost Disease）。成本病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服务部门占比较高，GDP的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服务业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导致国内学者一直忽略服务业生产率问题：第一，对服务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主要在生产和组装环节，制造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服务业的重要性相对次之。在服务业滞后的情况下，中国依旧保持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态势（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第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服务业占比的增减与GDP的增减保持同步态势。图1给出了我国加入WTO之后，GDP增长率和服务业占比的走势。可以发现，2002～2007年，在服务业扩展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上涨的趋势。而2008～2010年，两者呈现同时下降的态势。第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国民经济下滑是周期性原因以及受到外部冲击，而非自身的结构变动造成的。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回迁制造业，全球贸易发生了坍塌（Ahn et al. , 2011）。外需的持续萎靡，导致我国的出口乏力。另一方面，四万亿元刺激政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产业结构扭曲，使得我国处于“三叠期”的特殊状态下，民间投资急速下滑。现有研究认为，出口萎缩、投资效率下滑以及内需不振是导致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只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表面原因，其深层次的原因是随着服务业占比的提升，生产率滞后部门的扩张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观察图1可以明显发现：2010年之后，随着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两者之间不再是同向变动的关系，而是出现了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一现象背后，是鲍莫尔假说开始发挥作用。化解服务业“成本病”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图1 加入WTO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现有研究认为，服务业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是支撑制造业高端化、柔性化和全球化的支撑力量。这样的研究视角忽视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服务业作为现代经济的主导部门，需要专业化的生产要素投入，才能提高增长绩效。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上的迟到者，存在两个先天的缺陷——供给链缺失以及创新能力不足（Humphrey and Schmitz, 2000）。我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供给链的一环，嵌入全球价值链，产业的供给链过短，无法有效帮助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要提高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必须延伸产业供给链的长度。

现有的服务企业延伸供给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以Google为代表的“多元化”模式，向下游制造环节渗透。Google公司2011年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收购摩托罗拉，总金额约125亿美元。通过这次收购，Google公司拥有了自己的专利组合，并且在安卓系统上加强了垂直一体化管理。另一种模式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专业化”模式，向上游的服务环节扩张。2012年Facebook以10亿美元加股票方式收购在线招聘共享服务商Instagram; 2014年斥资20亿美元收购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公司Oculus VR；同年，以约190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的方式收购WhatsApp，这是继2001年时代华纳和AOL合并之后互联网产业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Facebook这一系列并购对象都是上游的服务企业，通过向服务链的上游延伸，提高核心的产品竞争力，强化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控制权。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分析总结，本文认为提高服务业增长绩效可以从全球价值链入手，通过向服务链的上游和下游延伸来提高生产率。

本文从以下方面扩展了现有的研究：

第一，现有的文献都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固定的位置讨论一国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福利问题。本文将全球供给链（Global Supply Chain）融入服务业增长分析框架中，突破了现有分析框架的视角狭隘的不足。Oulton（2001）认为鲍莫尔只考虑最终品，没有考虑中间品；很多中间服务品部门是存在技术进步的。他发现商业服务部门是一个技术进步率很高的部门。沿袭相同的思路，Sasaki（2007）将服务品既作为中间投入品，又是最终需求品，分析经济服务化对增长的影响，他发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和服务要素的替代弹性。Castaldi（2009）分析了1979年到2004年全球16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服务业扩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他发现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有限，网络和信息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较快。Maroro-Sanchez和Roura（2009）的研究结论推翻了前人的结论，他们发现产业结构服务化有助于技术进步。程大中（2004）利用中国的分行业数据发现，我国的服务业扩张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些结论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分析视角的片面性，拘泥于鲍莫尔最初的分析模型中。鲍莫尔在1967年分析服务扩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全球价值链尚未成型。鲍莫尔关注的重点是国内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对生产率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浪潮，各个国家纷纷加入全球生产网格。各国产业已经高度地融合到一起，尤其是1993年乌拉圭多边谈判服务业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签订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于1995年正式生效之后，全球服务业关税大幅下降，各国服务业纷纷加入全球价值链中，服务链的长度和广度的延伸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将服务业作为独立的分析部门，研究在全球生产一体化背景下，服务业延伸供给链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

第二，正如前文案例分析，服务业供给链的延伸有两个方向：上游的服务环节和下游制造环节。前者指服务企业兼并收购其他服务企业或者将自身业务进行外包，主要表现为中间服务品投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后者指服务企业兼并收购制造业企业，或者将部分生产业务外包给制造型企业，主要表征为中间制造品投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两种不同的供给链延伸方向会对服务业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哪种方式对生产率提升的帮助更大？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第三，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发展计划，大型制造型企业纷纷将业务回迁到本土，例如：通用电气将组装线从中国搬回了美国肯塔基州，NCR公司将ATM机的生产系统从中国、印度和匈牙利迁回佐治亚州。阿迪达斯将制造业务回迁到欧洲。2015年，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全球价值链呈现收缩的状态，国内价值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这样背景下，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产业链条的长度对服务业生产率有什么异质性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四，现有的研究都是基本国家层面分行业的数据，中国作为一国地域广博的大国，不同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性极大；此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的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上的分工存在显著异质。因此，必须对不同省份的服务业进行细分研究。本文突破了加总行业层面数据的限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分类，采用了30个省份1995年到2014年20年的55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此外计算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上长度时，需要行业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数量。为此，本文还运用了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共计120张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不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上供给链的长度，进行细化研究。可以较为精确地刻画出我国不同省份服务业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