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产业集聚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Aghion and Howitt, 1992; Barro, 1991; Hall and Jones, 1999;Howitt, 2000; Jones, 1995, 1999; Lucas, 1988; Romer, 1986, 1990; Solow, 1956; Swan, 1956）。传统增长理论不区分三次产业，因此产业结构变迁未能纳入分析框架中。“配第—克拉克定理”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不断提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全球范围内的平均水平达68.29%。这意味着，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将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关于经济服务化会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以卡尔多为代表的“平衡增长理论”（Balanced Development Theory），该观点强调国民经济会沿着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 Growth Path）进行发展和演化。卡尔多（1961）对20世纪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归纳，总结出了5个“典型化实施”（stylized facts）：第一，劳动生产率以稳定速度不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以稳定速度增长；第三，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保持稳定；第四，劳动资本产出比保持稳定；第五，劳动和资本的份额保持稳定。另一方面，是以鲍莫尔为代表的“非平衡增长理论”（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eory），强调部门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经济增长并非按照平衡路径发展，而是按照非均衡增长路径发展（Unbal-ance Growth Path）。Baumol（1967）针对经济服务化的特征，构建了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在模型中设定服务业部门是技术停滞部门，制造业部门是技术进步部门。由于名义工资同比例增加，停滞部门（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成本将不断上升，劳动力将会涌入停滞部门。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趋近于服务部门，陷入停滞状态。Baumol的模型较好地解释了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现象。但是，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评判（Birch and Cramer, 1972）。主要争论在于，服务业并非是完全的技术停滞部门，两部门的划分过于笼统。为此，Baumol（1985）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引入“半停滞部门”，将两部门模型扩展到三部门。研究结论显示，随着相对价格的上升，停滞部门的支出和就业份额会急速上升。劳动力会不断转移到停滞部门和半停滞部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该模型的结论与最初的模型结论基本一致。

经济服务化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针对该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向不断扩展和完善鲍莫尔的模型。一种方向是深化对服务需求以及服务消费的认识。Pugno（2006）扩展了Lucas（1988）的思想，他将服务消费视为人力资本积累渠道之一，随着服务消费增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都会得到提升。这也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内生的。因此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加快。De Vincenti（2007）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方向是突破服务品仅仅为需求品的设定，认为服务品不仅是消费品也是重要中间投入品。Outon（2001）认为鲍莫尔模型的一个缺陷是只考虑最终品部门，没有包括中间品部门。很多中间服务部门存在技术进步（比如，商业服务）。但是，Oulton的模型也存在一个缺陷，他将服务品部门仅仅作为中间品部门，忽略了服务品的最终需求部分。为了解决这点不足，Sasaki（2007）将服务品划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需求品。他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扩张会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Ngai和Pissarides（2007）认为在鲍莫尔模型中加入资本品之后，服务业的扩张就会促进经济增长。Bonatti和Felice（2008）总结了服务业发展的四个典型事实：（1）服务品价格相对收入会持续上升；（2）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3）服务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制造业；（4）服务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因此，他将技术进步部门（制造业）的产品划分为两个用途——消费和投资，技术停滞部门（服务业）产品仅用于消费。扩展之后的模型显示，随着服务部门的扩张，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会下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卡尔多理论的重要性。Kongsamut等（2001）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三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平衡增长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人均GDP是如何沿袭平衡增长路径上涨的。Iscan（2010）扩展了Kongsamut等（2001）的模型，同时将“成本病”问题和恩格尔法则引入分析框架中，区分了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率的异质性作用。Jones和Romer（2010）重新梳理和修正了“卡尔多事实”，提出了“新卡尔多事实”（New Kaldor Facts）：（1）市场范围不断扩大；（2）人均GDP的增速在加快；（3）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决定了各国增长速度的差异；（4）人均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要素投入的差异只能解释人均GDP差距中的不到一半；（5）人力资本在不断增加；（6）相对工资长期地稳定。新卡尔多事实意味着，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显著地下滑。

在实证方面，学者关心的重点问题在于服务业的生产率是否存在增长以及增长速度如何？如果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正，服务部门扩张会带动整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如果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业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会使得国民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Hartwig（2011）利用1970～2005年18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服务业扩张会导致生产率下降。Nordhaus（2014）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这两位学者的实证结论都支持鲍莫尔的观点。但是，也有学者的经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Verma（2008）利用印度的数据发现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快的增长。Maroto-Sánchez和Cuadrado-Roura（2009）运用37个欧盟国家的数据实证发现，服务业扩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Castaldi（2009）认为创造性破坏使得新产品取代旧产品，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服务业作为中间品部门会间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他利用欧盟的数据发现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作用：（1）物理网络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会促进生产率；（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有限；（3）服务外包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以上学者研究说明，关于经济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作用渠道尚未达成一致。需要从新的视角去分析该问题。

国内研究也主要围绕“服务业发展是否存在滞后”以及“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测算”两个方面展开。程大中（2003）研究发现中国的服务业存在明显的“三低”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就业比重低和人均增加值比重低，服务业生产率存在明显的滞后。程大中（2004）较早地研究了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他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分析发现，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服务部门需求与服务部门发展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随后，程大中和汪蕊（2006）基于Pugno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增长及其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增强服务消费可以增加人力资本，促进服务业健康发展和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增长。他在（2008a）和（2008b）都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相对滞后现象。赵永亮和张捷（2011）基于鲍莫尔修正模型，考察了国际分工和制度因素对工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战略限制了我国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李国璋等（2008）建立了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第二产业。李建华和孙蚌珠（2012）对两种观点进行了融合，他们从生产过程是否可标准化的角度出发，将服务业划分为可标准化服务业和不可标准化服务业，分析了可标准化服务业、不可标准化服务业与工业三者之间结构变迁对生产率的影响，并采用1978～2010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数据对扩展后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可标准化的服务业扩张会导致“成本病”，可标准化的服务业扩张会促进生产率。目前学界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我国服务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以及生产率低下的问题。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基于Baumol的修正模型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并存的“服务业发展悖论”。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值率为零造成的。王晶晶和黄繁华（2014）基于Pugno模型发现，服务业发展水平虽然滞后，但可以通过服务消费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带动经济增长，并且该效应在东部发达地区最为显著。

由于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性质差异较大，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细化测算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面，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杨勇（2008）测算了1952～2006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率进行分析。结论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偏低。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采用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虽然中国服务业总体及其细分行业的TFP处于上升通道，但是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与工业（制造业）相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随后，王恕立等（2015）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率研究体系，测算了2000～2012年31个省份和2004～2012年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他们进一步发现，未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服务业的生产率。这意味着服务业实际的TFP更低。庞瑞芝和邓忠奇（2014）采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显示，服务业生产效率高于工业，但是TFP的增长落后于工业。崔敏和魏修建（2015）考察了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生产率及技术状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向集约化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生产性服务业技术进步对产值的贡献度较大。胡宗彪（2014）将开放条件引入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中，他基于异质性企业内生技术选择视角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大样本数据，考察了国际服务贸易成本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更低的贸易成本与更高的生产率及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相联系，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部门。但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效应系数远远低于商品部门。从这些学者研究中可以发现，虽然服务业存在弱技术进步，但仍属于停滞部门，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落后于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