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及其解释

度量经济结构转型主要有两个角度、三类指标。两个角度分别是生产角度和消费角度，其中生产角度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两类指标，消费角度主要是不同产业产品的最终消费支出份额。一个简单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区分的必要性。消费者购买一件纯棉衬衫，如果是基于生产角度则三个产业都有增加值和就业，如果是消费角度则统计为制造业，因此基于不同角度的度量可能会产生差异。由于不同角度下度量的差异，判断存在经济结构转型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多个角度的指标有一个共同的结构转型指向。

本文主要关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结构转型。Herrendorf等（2014）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性文章多角度细致地描述了结构转型的国际经济事实。他们的观察样本涵盖了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从中得出了制造业份额随着收入增长而变化的驼峰形轨迹。从生产角度看，当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8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时，该经济体的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实际增加值份额（剔除价格影响）、就业人数份额、工作时间份额等多种口径份额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服务业上述相应份额开始上升。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不仅来自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也来自服务业相对真实供给数量的上升。从消费角度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轨迹类似，转型的收入水平门槛值也是8000国际元，区别之处在于制造业产品消费份额要高于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几个百分点。

Buera and Kaboski（2012a）基于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的31个国家样本，得出类似看法，即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比份额的驼峰形变化轨迹。他们以72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作为门槛值，以此为界限分别做了两组回归。他们发现当人均收入低于门槛值时，收入增加1%使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上升0.11%，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高0.07%；人均收入高于门槛值时，收入增加1%使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下降0.13%，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高0.20%。

图1 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与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Herrendorf et al.（2013）.

图2 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与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Herrendorf et al.（2013）.

从时间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次序如下：美国（1950年）、加拿大（1957年）、英国（1960年）、法国（1965年）、德国（1969年）、日本（1970年）、澳大利亚（1970年）、西班牙（1972年）、意大利（1976年）、中国香港（1981年）、中国台湾（1986年）、韩国（1992年），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收入临界点为7400～12000国际元，多数集中在9000国际元左右，工业增加值份额处于34%～53%，多数在40%左右，城市经济体中国香港最低34%，德国最高53%。

表1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转型时间

资料来源：人均收入数据来自Middson（2010），产业结构数据来自WDI，笔者计算得出。

并非所有服务业都在转型期以后出现更快增长，只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Buera和Kaboski（2012b）观察到，美国经济从1950年开始转型至今，服务业占比从60%提高到80%，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份额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低技术水平的服务业份额下降。他们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是依据该行业雇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加速增长相伴的是不同技能劳动回报差异的放大，美国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高中毕业生劳动报酬从20世纪50年代的1.25倍上升到目前的两倍。

结构转型原因主要有两个角度的解释。早期的研究包括施蒂格勒等人（Stigler, 1956; Kuznets, 1957; Baumol, 1967; Chenery and Syrquin, 1975;Fuchs, 1968; Kravis et al. , 1984; Maddison, 1987），他们将结构转型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种解释，制造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服务业，由此带来相对价格变化和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举个极端的例子可以帮助理解这个解释：假定一个国家消费苹果，初始水平上一半的劳动力生产苹果，另一半运输苹果。如果红苹果生产技术进步速度每年翻番，运输苹果生产技术进步速度为零，一百年以后，情况会怎么样呢？结果是只需要不到百分之一的劳动力生产红苹果，剩下来的劳动力运输苹果，生产单位苹果与运输单位苹果的相对价格大幅下降，生产红苹果的增加值在全部增加值的占比下降。第二种解释，随着收入增长，消费者更加偏好服务业产品，带来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份额上升。这个解释类似于恩格尔法则对农产品消费下降的解释，重新应用到了制造业产品。

近期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如何把结构转型现象与卡尔多事实融合在同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当中。皮萨里德斯等人（Ngai and Pissarides, 2007; Acemoglu and Guerrieri, 2008）在增长模型中同时容纳了两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经济结构转型与卡尔多事实，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收入增长对结构转型的影响。谢长泰等人（Kongsamut, Rebelo and Xie, 2001;Foellmi and Zweimueller, 2008）则是改变效用函数设定，强调收入超过一定门槛值以后对服务业产品有更强偏好，增长模型中同时容纳了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卡尔多事实，他们的模型中没有考虑相对价格变化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最近的研究（Boppart, 2014）同时考虑了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发现对于解释美国的结构转型，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替代效应各占一半。

还有学者（Buera and Kaboski, 2012b）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上述结构转型原因的思路。他们认为，收入增长过程也是消费增长过程，而消费增长主要是对更高技术难度产品（服务）的消费的增长。为了实现更高技术难度产品（服务）的生产，需要专业化分工，这就要求劳动者从家庭工作转移到市场化分工。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服务由市场而不是由家庭提供。这个过程不仅会带来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也会带来高技术人员数量增加、对高技术人员报酬溢价提高以及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价格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