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民族互嵌”和“民族团结”都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后者念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近几年来却特别“火”；前者虽然自2014年才经中央有关会议提出，但各类研究成果已经不绝如缕。要在这样两个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上做出新鲜东西来实属不易。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年轻同事，张少春博士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有难度的课题，而且真的做得不错。
关于“民族互嵌”，中央相关的表述是“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里明确是讲“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并不只是“社区环境”。少春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后批评说，不少文章在解读“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过程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嵌入式社区”，有简化这一重大战略的倾向。他认为“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致力的应是解决新时期我国民族团结的全局性问题，不能局限于某地，也不能局限于城市，嵌入式社区建设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其意义在于通过空间上的嵌入式居住，强化民族间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因而他提出应走出“嵌入式社区”，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应当说这是少春这本书着力表现的一个观点，很有见地。
作者花了足够的篇幅从词源学和概念史的角度对“嵌入”和“社区”两个概念做了解读。之后，用了闽宁镇的劳动力市场、阿拉善左旗的传统资源与公共文化建设、红寺堡的社区环境与社会心态、木座寨的纠纷矛盾与社会控制、宝赠村的村寨交往与文化规则、黄家村的天主教会与乡村生活等六个个案，分别从经济、文化、空间、社会、民俗、宗教等六大方面讨论了不同领域的互嵌特征及背后的共性生成问题，充分展示了“嵌入”本身具有的诸多面向，表达出了他的核心思想：在民族团结的语境中讨论“相互嵌入”，应是指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全面“嵌入”，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联结互动为一个整体；而经过经济、文化、空间、社会、民俗、宗教等领域多元相互嵌入、共同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便是各民族逐步深化团结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过程。
纵观全书，从研究综述和提出问题，到引入研究视角和调查个案，再到结语的提炼，结构清晰、首尾一体、观点明确，不能不说这是一部给人以启发和拓展视野的佳作。
在对核心观点和材料的陈述过程中，作者不时表达出的一些研究心得构成了全书不可或缺的精彩之处。如他对当下流行的“社会团结”和“民族团结”概念的甄别，认为“社会团结”主要讨论的是人与人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何以组织起来的问题；而“民族团结”不是个体的结合，主要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即族际团结，是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如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这个共同体在民族平等、经济依存、社会互嵌、文化兼容四方面不可分割的认识，是对这个共同体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共同命运的认识，是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格局的认识，根本上是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和理解。这些认识或心得在书中时有所现，为全书增色不少。有研究经历的人都知道，“灵感”的出现和表达或是作者一时的神来之笔，但其背后是持续而不懈的思考。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顿悟，更能看到他的执着。
显然与作者的学术背景有关，全书对研究方法和视角着墨颇多，其中一节“人类学视角”专门涉及这个问题。作者直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动民族理论研究的新思考是本书的目标。或者更明确讲，本书是“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开展民族理论的研究”。“民族互嵌”无疑属于“民族理论”的研究内容，因为它是一种政策导向，也是一种理论范畴。民族理论学科的特征或使命就是从宏观上探讨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和解决民族问题途径。
关于怎样将人类学方法纳入民族理论研究，作者首先秉承了人类学强调的田野调查传统。在入职不长的几年内，少春待在所内的时间并不长，而是主动或借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调研。本书选取的个案清晰地留下他的调研足迹。但可贵的是少春并没有沉溺于田野资料的简单获取，而是不断思考，将其融入更为广阔和普遍的问题。比如他讲，本书借用“社区研究”的方法来开展“互嵌式社会”研究，不是要做具体社区的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窗口”，通过小的个案去观察超出社区边界的宏大进程和理论问题。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开展民族理论研究，在“社区研究”的方法论确定之后，还必须特别注意个案与理论如何衔接的问题；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识到，“互嵌式社会”研究可以做小问题的切片，但却不能局限于社会与文化的片断，把它们与宏大问题的有机联系割断，应该顺藤摸瓜将小村寨放置在它所处的大网络中来观察。避免这种局限，既不是以大统小，也不是以小见大，而是要将大和小联系起来，将国家的力量同地方的肌体、国家的制度与地方的操作、国家的政策与地方的实践结合起来。民族理论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必须兼顾中央宏观原则和地方具体实践，也必须兼顾向后看与向前看两种取向，同时还需要借鉴我国历史与外部治理实践两种经验。
这些话语显然和传统“民族理论”有着隔膜，但并非不能相容。中国的民族理论从来就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容纳着多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理念，也承担着既宏观又具象、既理论又现实的责任。如此，它没有也绝不会拒绝与它有着很多重合点的人类学的介入。少春是人类学博士，目前从事的又是民族理论研究，他深知二者的深浅，探索着如何实现突破，如何扬长避短。看得出，这本著作已经凝聚了他将二者结合的学术自觉和自信。我相信，它既是一个研究如何实现“互嵌式社会和民族团结”的样本，又是实现人类学与民族理论研究结合的样本。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作为一个“85后”年轻学人，少春博士在短短的几年内既已拿出这样一本有厚度的研究成果，我深感欣慰，寄他以厚望。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可望在年轻一辈的努力中不断走向进步。
2018年4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