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独立展开对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分析一样，20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发展问题探讨，大多数仍然是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个别的例如卢森堡（Rosa Luxembourg）等人，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内生扩张过程，提出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寻求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目的，必须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尽管这些结论颇有意义，但仍然是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

二战之后，大量原本隶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经济独立和政治自治，而这个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重新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逐渐建立起一套将第三世界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理论学说体系，这就是以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它初步奠定了将全球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分析的基础。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的拓展，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板”打造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现代的方式可能只是从对现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形成的分析中所推导出来的。”

但是，一些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跟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他们提出，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分割开来的做法并不符合现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紧紧纳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不对称结构。在这种总体思路下，形成了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脱钩理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学派，本身将其统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另一方面，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探讨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发展经济学最初的理论动机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环境问题暴露出来，并且，这些问题呈现全球扩散态势，后发经济体更为严重地被卷入了生态危机的漩涡。这些问题引起了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本节将专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行概述。

本节还依据国别和区域标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选择了东欧、日本和非洲的经济发展理论以进行文献述评。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社会体制变革后，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发展中经济体，但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东欧国家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优良的人口素质等因素，又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发展，其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日本在战后同样也面临着迅速提升经济实力的任务，日本马克思主义也形成了有关后发国家如何发展的系统化的理论观点。此外，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滞后的经济体，非洲国家面临着沉重的发展任务，非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值得关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丁美洲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因此，本书将其统一置入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一并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经济发展理论

1．依附论与不平等交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依附论和后面要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开始都是“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者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的副产品。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面对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时显得进展缓慢，而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其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机制迫使发展中国家紧密依附在发达国家周围。但是，以巴兰1952年的开拓性文献《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以及1957年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获得了明显突破。巴兰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剩余的多少及对其利用的结果。这样，中心和外围的分化就取决于世界剩余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以及它们在这些地区被使用的方式。这种分化始于16世纪，那是西欧国家开始殖民扩张和原始积累的时期。西欧各国国内的剩余和欧洲以外的剩余不断地被投入生产，这种剩余的转移破坏了拉丁美洲、非洲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在这两类地区产生了分化。巴兰以印度和日本为例展开论述，印度的剩余被英国殖民者吸收，而日本成功地逃脱了殖民控制，因此保持了自己的工业，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把剩余用于本国的生产性投资。

安德烈·冈德·弗朗克（1978）结合史实对这一类思想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不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历史产生物。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否、发展快慢，取决于这种“关系链”的松紧程度，如17世纪的西班牙的衰落、拿破仑战争、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都一度使这个“链条”放松了，从而那个时期，不发达国家中有部分就得到了发展。而一旦这些特殊事件平息后，“体系”又恢复了平衡，于是“链条”又拉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停滞了、终结了。当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依附”与“发展”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就此提出了“依附的发展”这一概念，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当前陷入了“依附”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会遭到一些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牵制，但是，这种损失又比以前没有外国投资时的损失小很多，这种受牵制的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是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这种“依附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扩张的一种形式。

2．边缘化理论

与依附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相似，边缘化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也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与依附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和压榨不同，边缘化理论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更侧重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收入分配问题。

“边缘化”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R. E．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他指出，通婚或移民使得一些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边缘上的人群常经受心理上的失落，他们得不到文化团体的接纳。20世纪60年代，拉美学者接受并改造了“边缘化”概念，并形成了“二元论”和“结构主义论”两类观点，前者以智利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学者为代表，而后者则以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和阿根廷政治学家何塞·纳恩等为代表。

“二元化”理论认为边缘化通常出现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某些人和团体不能参与这一过程，也不能从这一过程受益，因此只能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阶层最主要地由城市中的“次无产者”组成，他们大多数是从农村迁移进入城市，但由于受教育水平和文化差异，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含量或低生产率的职业，这就使得这些群体既无法为城市完全接纳，同时又失去了回到农村的动机，从而成为边缘人。

“结构主义理论”的特点是将拉美国家的边缘化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也正因为如此，结构主义理论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将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边缘化劳动力”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积累规律的表现，也即这种边缘化劳动力的实质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相对人口过剩和产业后备军。此外，结构主义理论还通过界定“边缘小资产阶级”和“边缘无产阶级”等概念，提出了拉美国家边缘化劳动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差别。

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是墨西哥人类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的，主要分析方法是从社会关系视角剖析拉美国家贫困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所谓内部殖民，是指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并由此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以拉美为例，尽管二战后大部分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社会分化依然存在，尤其表现为习惯西方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梅斯蒂索人（即伊比利亚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以及保持着本地民族文化传统的印度安人，两者之间就存在着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内部殖民关系，这种内部殖民恰恰是拉美长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社会原因。

3．世界体系理论与脱钩理论

尽管与依附论同属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世界体系理论和脱钩理论在分析上仍然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依附论更倾向于认为，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紧密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但二者仍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别的独立主体，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颠覆了这种观点。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提出的“一体化”观点奠定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在《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巨著中，沃勒斯坦将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时间定格在“延长的十六世纪”（1450～1640）。在此之前，世界由一些独立自足、缺乏联系的小的文明体系组成，并不存在单一稳定的世界经济体。但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主要包括：经济上具有现代工商业发展所推动的资本积累，政治上具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政治保障、地理优势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特征使得西欧经济体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吸纳性和外向性，并为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奠定了基础。西欧首先将触手伸向东欧，将其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建立了以地区性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单一欧洲经济体。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外扩散，美洲、非洲、亚洲等地都被拉入到体系中，最终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一体化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系在时间上经历了形成阶段（1450～1640）、巩固阶段（1640～1750）、发展阶段（1750～1840）和衰落阶段（1914～）；在空间上，它以欧洲为发源地，逐步扩张，蔓延全球；在功能构成上，它以全球生产体系（世界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全球交换体系（世界市场）为支柱，“不同地区由于其专业化的角色而变得相互倚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结合起来，组成了世界经济体”。

既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一体化的经济体，那么，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独立的经济社会发展，题中之义就是与发达国家实现“脱钩”。在这方面，代表学者是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者，阿明强调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发展经济关系的导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则是这种不平等发展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要根除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脱钩”，即改变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全球化”战略，根据“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价值规律选择具有合理性标准的体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政策提法上并没有像脱钩理论那样，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完全独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这与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和”性质有关。从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的时代背景来看，其实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逐步被打破，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与依附论等左派理论之间的论战有所缓和的集中体现。世界体系理论一方面吸收、借用非主流派的理论和研究模型，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抨击，并努力构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体系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从而与主流派达成了共识。从这个层面来说，脱钩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践性上的意义更为突出。

4．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

传统上认为，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因此，研究者们往往更多地从理论层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但是，现实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分析的视角引入应用经济学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空间和区域的关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

众所周知，在新古典范式的西方经济学中，空间概念被有意无意地“抽象”掉了，在那里，各种交易都是在一个没有区域差别的地点上进行的，消费者进行的需求决策和生产者进行的供给决策，都不考虑地理距离和空间布局。现代西方经济学发现了这一分析前提的缺陷，并试图通过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的构建予以解决。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扩张，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经历了一系列转型，相继发生了城市中心衰落、城市财政危机、城市阶层分化对立等严重的城市问题，西方区域经济学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十分有限，于是，很多西方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西方国家城市危机的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四种代表性理论，分别是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的集体消费理论、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亨利·列菲弗尔、马穆尔·卡斯特尔，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内容。第一，将空间纳入商品经济分析范畴，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空间这种特殊“商品”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并缓解其内部矛盾，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塑造空间的过程。第二，空间因素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地理距离、空间布局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中，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形式之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影响。第三，在方法论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应增加空间向度，形成“时间—空间”的二维分析系统，将自身提升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第四，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空间生产的全球化与空间资源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五，新经济地理学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不平衡性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后果，马克思主空间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特征。

（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1．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

从思想渊源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吸收了马克思自然观、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自然观中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对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视角出发，首先把西方近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而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中介的制度危机。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以及走共产主义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都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其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异化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等理论观点都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和继承下来。最后，生态学和系统学的发展和研究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与生态的有机平衡提供了科学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论成为指导生态运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生态大系统，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生态系统论的出现是人类对自然和环境问题认识态度和角度的根本转变，是人类对于自然认识的深刻反思和觉醒，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一觉醒的直接产物。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纵观其理论形态的发展过程，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对西方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展开批判。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二元论”视角下两种不同世界观——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两种自然价值观都是在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割的理论前提下产生的。技术中心主义以工具理性为优先原则，把控制和操控自然看作一种实现人类幸福和小康生活的手段，主张以人类为中心。与此相反，生态中心主义，尤其是最为激进的绿色流派，认为自然优先于人类，自然保护与人类存在发展是相对立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科学技术发展，将其归因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进行了分割和划分，这种逻辑片面性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研究观。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决定了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类是自然界整体组成的一部分，必须服从自然界的内部规律，同时，人类又可以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因此，人类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维护人类自身生存权是一致的。只有坚持科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才能把人类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避免人类与自然分裂的二元论，从而确定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合理限度。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不仅会造成劳动异化现象，更带来了消费异化的产生，由此导致了生态危机。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追求高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导致出现了消费异化，使得贪婪的资本家会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无限制地开采自然资源满足生产需求，从而产生生态危机。第二，对资本主义制度无序生产导致生态失衡的批判。这是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类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导致了生态危机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陈代谢断裂的生态危机论。约·贝·福斯特在《生态革命》一书中利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高度分离，会导致人与土地之间新陈代谢的必然断裂，并指出正是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造成了生态问题的恶化以及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还带来了全球秩序的紊乱。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能源的行为，还存在将自身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这些做法都加剧了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

3．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看，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展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比较早。二战后，日本工业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出现了大量环境事件。典型的有1956年在九州熊本县爆发的“水俣病”，其起因是一家名为智索株式会社的化工企业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排放含甲基水银的污水。1968年在爱知县爆发的“米糠油”事件，这种由于氯联苯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疾病先后使日本13000多人受害，死亡1000多人。正是由于这些频繁爆发的环境公害事件，日本经济学界也展开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和探讨。1964年，由伊东光晴等多位作者合著的《舒适生活之日本》由岩波书店出版，它标志着日本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发展和环境问题。其中，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日本学者宫本宪一产生的学术影响最大，他不仅继承了都留重人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影响了日本另一位经济学大家宇沢弘文。

日本经济学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城市问题，以宫本宪一的《日本的城市问题——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为代表。宫本宪一将城市问题定义为“市民尤其是劳动者阶级由于所必需的社会共同消费供给不足而发生的问题”。第二是对环境公害的关注，以都留重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公害》为代表。第三是龙世祥在《循环社会论：以环境产业和自然欲望为关键词》中较早提出的“循环经济”概念。

（三）东欧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东欧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因袭了苏联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战后东欧的经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暴露了严重的缺陷。因此，东欧经济学界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僵化教条，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东欧学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欧国家，大部分都处于经济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阶段，因此，东欧国家的经济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欧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最大的特点是针对生产方式变革展开分析，因此，东欧学派所研究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上属于经济发展领域。主要包括波兰的“兰格—布鲁斯”模式、匈牙利的“科尔内—里斯卡”模式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模式。针对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兰格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对市场进行模拟，实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合理配置。布鲁斯进一步深化了兰格模式，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经济决策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经济决策，这一类决策需要由中央当局决定；第二个层面是在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上的个人决定，这种局部决策既可以集权，也可以分权；第三个层面涉及“企业和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结构、消耗的数量和结构、销售战略和原料供应、较小的投资、工资的具体形式等等”，布鲁斯认为这一类决策除在战争等特殊时期，都应由个人分权决策。

东欧学派的另一分支是匈牙利的科尔内和里斯卡等经济学家。科尔内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短缺现象的根源，而要解决这些短缺问题，就必须改革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也正是在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下，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力图使计划管理和商品货币关系有机结合起来。与科尔内不同，里斯卡·蒂博尔的研究中心则是所有制改革，这与东欧学派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研究问题的思路具有很大差异。里斯卡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承包经营模式”。里斯卡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社会继承，即人们通过占有它而享有的从事承包经营竞争和获得以货币形式体现的利息的权力，因而感受到真正的占有权。

东欧学派的第三个理论分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模式。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也曾一度担任捷克经济改革的领导职务。锡克主要的改革方案是用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并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因此，锡克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锡克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不仅包括消费品市场，还包括资金市场，企业拥有自主的投资权。但是，锡克将劳动力市场排除在外，这就使得这种市场体制缺乏完整性。另一方面，锡克在东欧学派中较为突出地将经济利益刺激提升到较高理论位置，强调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中仍然需要利用物质利益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四）非洲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典型范例，长期以来，除了南非之外，这个地区都饱受经济落后之苦，因此，寻找一条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路径，是摆在非洲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这为发展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试验场”。

从理论源头上来看，非洲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个来源，第一是随着殖民主义而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二是二战后通过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传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其中又特别以苏联、古巴和民主德国为代表。因此，当大部分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掌握政权后，大都套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计划、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和群众动员计划。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而在1990年和1991年，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权几乎全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实施自由代议民主制度。

实际上，与拉丁美洲的情况相似，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实行，不但没有改变非洲贫穷落后的面貌，反而使得非洲陷入了一种“再殖民化”的泥潭，非洲国家的很多权力掌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手中，在国内舞台上，则受制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与非洲国家谈判中要求缩减政府规模、实行私有化、贬值货币、开放市场，这被证明是对非洲经济致命的打击，加上干旱、饥荒、艾滋病和疟疾蔓延等，20世纪80年代成为非洲国家“失去的十年”。

经历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理念摇摆，21世纪非洲的发展理念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地特点的“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 theory）”。典型的如英国学者斯蒂芬·安德雷森（Stefan Andreasson）借助后发展理论解释南部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并尝试为南部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具体的思路，他的分析主要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展开，同时，还进行了有关南非、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等三国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模式和道路，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增长战略并非适合所有非洲国家。非洲国家自身的民族分裂、社会缺乏凝聚力等因素都给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而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恰恰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

对非洲发展乏力原因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结构方面的一到两个关键变量，鲜有研究对非洲发展问题进行框架性的思考和研究。为此，埃塞俄比亚学者阿尔玛兹·泽维得（Almaz Zewde）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科技发展、政治体制和资金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民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五个方面内容。一是人力资源的发展，这不仅包括提高社会大众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还包括对人民社会心理进行修复，以及将本土知识转化为发展动力。二是自然资源，这不仅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合理分配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三是科技动力，通过鼓励和教育非洲学生结合本土实际提升自身的科技和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则在南北和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加强科技转移。四是政治体制，主要是指通过民主和法律建设，为人民参与经济社会决策创造前提条件。五是资金保障，即加强对基层项目和倡议的扶持力度。

（五）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最为浓厚的东方经济强国，日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导师”，同时也拥有宇野弘藏、森岛通夫、置盐信雄等世界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后迅速地从一个落后的战败国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其经济发展历程非常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并且，在理论上，日本经济学者也对其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炼，例如速水佑次郎提出了以“诱致性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本小节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日本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1．有关“纯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探讨

宇野学派是以日本经济学界的宗师级人物宇野弘藏（1897～1977）的名字命名的，宇野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区分开来，建立一种抛弃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研究被分为“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三个阶段进行。所谓“原理论”，就是以高度抽象提出“纯粹资本主义”概念，即以“资本定义资本主义”（关根友彦语）为前提的纯理论分析。所谓“阶段论”，是指假定资本主义经过了若干连续的发展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不同。这是作出“一般化”的抽象，并加入某些制度性因素后的分析。所谓“现状分析”，是指将过去和现在的经济体系看作充满无限复杂的矛盾的事物来解释，从而实现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即分析经济社会的现实。三者的关系是前二者是第三者的基础，即只有以“原理论”为基准，以“阶段论”为媒介，才会有科学的“现状分析”。

本书并不完全赞成宇野学派的三阶段论，但是，这种将意识形态从经济学理论中抽象和淡化出去，纯粹研究经济运行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从一定的理论支点出发，同时还有必要对自身发展的阶段及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加以了解，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才能对发展现状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把握。以日本为例，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独特之处使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格外重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考察，而这种多样性的考察又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分析基础之上，小蟠道昭在其全球化的分析中就提出，有必要构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元理论”，并在这种“元理论”的指导下，探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多样性问题。

当代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奉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因此，准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些非市场的调节因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发展的可行路径。

2．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1）置盐信雄有关技术变革与利润率的讨论

置盐信雄（1927～2003）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中叶，他和森岛通夫等人由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派而蜚声世界。1961年，置盐信雄在《神户大学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技术变革与利润率”一文，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的观点，也即认为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高的上升，否则由资本家引进的技术创新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基本品行业的技术创新会提高一般利润率，而不是基本品行业的创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没有影响。

尽管没有森岛通夫所讨论的转型问题那么有名，但置盐信雄所提出的“置盐定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却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置盐定理给予技术创新行为以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基本品（也即资本品或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创新，甚至能够起到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崩溃的理论基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置盐定理”的前提并不要求严格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具有逐利动机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复制资本家在这里的角色，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实施进入替代还是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基于产品的技术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于有志于建立起自主能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是打造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路径。

（2）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创新”理论

速水佑次郎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在经济发展领域，他长期植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化理论，所著的《发展经济学》先后多次再版，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速水佑次郎在其理论分析中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参照对象，甚至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朝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分析范式靠拢，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和拉坦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等代表性理论上。

在速水佑次郎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中，社会系统包括“文化—制度”和经济两个子系统，在“文化—制度”子系统中，包含文化（价值系统）和制度（规则）两部分内容，而在经济子系统中，包括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两部分内容。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被称为诱致性技术创新，是指这样一种机制，当一种要素（例如资本）的禀赋相对于另一种要素（例如劳动力）变得更为丰富时，特定的相对要素价格会诱导出使用更多资本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迁。在原始社会，可利用土地的可得性相对于稀少的人口几乎是无限的，土地相对于人口的稀缺性非常低，从野生动植物中收集食物很可能是以最小成本生产食品的最优技术。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土地相对稀缺性上升，仍可以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增加食品供给。然而，如果种植技术变得可用了，人们就能在给定数量的土地上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多得多的食品，因此，种植技术的出现就属于“诱致性技术创新”。

但是，经济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变迁。速水佑次郎认为，他所提出的经济子系统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基础”概念，而“文化—制度”子系统接近于“上层建筑”概念。在“文化—制度”子系统的变迁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他提出，当制度变迁的收益高于制度变迁成本时，这种变革就会发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这里的制度，指的是“能满足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要求且与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制度”，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则是这套体系的核心。因此，速水佑次郎认为他的学说与新制度历史学派的观点接近，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认为制度并不如此顽固，一定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