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 不来梅通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节选）

由于同时出版了许多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所以，阿恩特的这本书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第一次重新奋起并且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伟大精神对抗外来压迫的那个光荣时代，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德国人应当念念不忘那个时代的战斗，从而使我们沉睡的人民意识振奋起来。自然，这决不是像某个政党所理解的那种意思，认为已经万事齐备，可以安于1813年取得的胜利，对着历史的明镜扬扬自得地自我欣赏了。意思正好相反。因为斗争的最重大的成果不是摆脱外国的统治——这种完全建立在拿破仑这位阿特拉斯神双肩上的反常状态迟早必将自行垮台——不是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斗争的事实本身，是极少数同时代人明确感觉到的斗争的时机。我们意识到丧失了民族神圣的东西，我们不等君主最仁慈的恩准就武装了起来，我们甚至迫使当权者站到我们的前面，总之，我们在一瞬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那些年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但是这股活动的力量很快就又消沉下去了！由于四分五裂这一祸根，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意志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可能奠定像1812年西班牙宪法中为自己奠定的那种国家生活的基础。相反，我们这些备受压抑的心灵，已经受不起如此之多从“上层社会”突然向我们洒下的绵绵春雨般的泛泛诺言，而我们这些蠢人就不想一想，有一些诺言，从民族的观点来看，违背它们是决不可原谅的，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的。这之后，召开了几次会议，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自由的陶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恢复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之间的旧关系。谁要是不放弃昔日的抱负，谁要是不抛掉对民族施加影响的习惯，谁就会被时代的各种势力赶进德意志狂的死胡同。只有少数几个卓绝非凡的人走出迷宫，找到了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患德意志狂的人们想对解放战争的事实进行补充，还想把在物质上已独立的德国从外国人的精神霸权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因为如此，德意志狂就是一种否定性，而它用来自我炫耀的肯定的东西，则埋没在一片模糊之中，而且再也没有从那里完整地冒出来；就连那些表露为理性的东西，也大都是够荒谬的。它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德意志狂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性、抽象性。德意志狂摒弃了不是源于64代纯粹德意志祖先、也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从而创造了抽象的德国人。甚至在德意志狂身上看来好像是肯定的东西也都是否定的东西，因为只有否定了一千年和这一千年的发展道路，才能把德国引向德意志狂的理想；因此，德意志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杨就代表了这种极端的倾向。这种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8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萌芽。特别是针对法国人，——法国人的入侵被击退了，而他们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文明，——破坏圣像崇拜的运动的满腔怒火大部分都是针对法国人的。革命的伟大而永恒的成果被看做“法国式的花招”，甚至被看做“法国式的诈骗”而遭到憎恶。谁也没有想到过这个宏伟的民族壮举同1813年人民的崛起有着连带关系。拿破仑带来的一切，即犹太人的解放、陪审法庭、健全的私法代替罗马法典的烦琐条文——所有这一切都仅仅由于倡导者个人而遭到谴责。仇视法国已经成了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于是，就连爱国主义实质上也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它听任祖国在当时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却费很大的劲去生造浮华的纯德意志式的词语来代替早已德语化了的外来语。如果这种倾向就是具体的德国的倾向，如果它认为，德国人之成为德国人是由于两千年历史的发展，如果它没有忽略我们的使命的最重要因素是充当欧洲历史天平上的指针，并且关注邻近各民族的发展，那么，它就会避免自己的各种错误。——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德意志狂曾经是我们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且同它后续的阶段构成了对立面，现代的世界观正是奠定在这个对立面上的。

德意志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出于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而德意志狂则最后导致神学上的正统教义，它几乎所有的信徒（阿恩特、斯特芬斯、门采尔）都逐渐走向这样的归宿。世界主义自由思想的片面性常常被它的对手所揭露——当然这种揭露本身也有其片面性，因此，我才有可能扼要地谈谈这种倾向。七月革命最初仿佛是有利于这种倾向的，然而所有的党派都利用了这一事件。真正消灭德意志狂，更确切些说，真正消灭德意志狂的生命力，始于七月革命并且寓于七月革命。但是，世界公民精神也同样开始瓦解，因为这个伟大的一周的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恢复法兰西民族作为大国的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民族同样去争取更巩固的内部团结。

……

如果说对德意志狂的倒退方面还值得给予更详细的考察，这部分地是出于尊敬这位把这些方面当作自己的信念来维护的人，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方面不久以前在普鲁士所得到的庇护，那么，应当更坚决地反对德意志狂的另一个倾向，因为目前它在我们这里又有占上风的危险，——这就是仇视法国。我并不是要同阿恩特以及1813年的其他活动家吵架，但是目前所有的报刊毫无气节地针对法国人而发的卑躬屈膝的空谈，我感到深恶痛绝。要有高度的忠君思想，才能通过七月条约确信：东方问题对于德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穆罕默德－阿里是对我国民族性的威胁。从这个观点来看，法国支持埃及人当然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犯下了它在本世纪初曾经犯过的同样罪行。可悲的是，半年来翻开任何一家报纸都可以看到重新活跃起来的吞食法国人的狂怒。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扩大俄国人的领地，增强英国人的贸易实力，从而使他们能够最终扼杀和压垮我们德国人！欧洲进步的宿敌是英国的稳定原则和俄国的制度，而不是法国及其运动。但是，由于德意志的两位邦君认为加入这项条约有好处，于是问题就突然变成了德国问题，法国就成了自古以来不信神的“异邦”宿敌，而真正蒙受凌辱的法国所采取的完全正常的战备措施，却成了对德意志民族的犯罪行为。对几个法国记者关于莱茵河边界发出的愚蠢叫嚣，却认为应该痛加驳斥，遗憾的是，这些驳斥，法国人根本没有读到；而贝克尔的歌谣“他们别想得到它”却被硬性规定为国歌。我为贝克尔这首歌谣的成功而高兴，而且根本不想去弄清楚它的富有诗意的内容，我甚至乐于听到这种来自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思想方式，但是，我也喜欢我刚看到的这些报刊登载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可笑的是要把一首小小的诗歌吹捧为国歌。“他们别想得到它！”那么，又是一个否定？你们能够对一首以否定为内容的国歌感到满意吗？德国的民族性只能够在反对外国的争论中找到依靠吗？《马赛曲》的歌词虽然很鼓舞人，却没有多少价值，然而非常可贵的是它超越了民族界限而为全人类所接受。在我们的勃艮第和洛林被夺走之后，在我们容让佛兰德成为法国的领地、让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独立之后，在法国吞并了阿尔萨斯直逼莱茵河，而我们手中仅仅剩下历来就是德国的莱茵河左岸比较小的一部分土地之后，我们竟不知羞耻地妄自尊大，并且喊道：至少你们别想得到最后这一块土地！啊，可怜的德国人！如果法国人将莱茵河也搞到手，那我们仍然会以十分可笑的傲慢态度叫喊道：他们别想得到它，别想得到自由的德国的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和奥得河的地区；只要德国还没有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被瓜分掉，我们能做的就只是高唱：他们别想得到它，别想得到德国理论这条自由的河流，只要它的波浪还宁静地流向无边无际的海洋，只要在它的水底那怕还有一条不切实际的、自作聪明的小鱼在划动着双鳍！我们就做了这些而没有去深刻忏悔使我们失去了这些美好的土地的罪过；没有深刻忏悔不团结一致和背弃思想，没有深刻忏悔为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地方爱国主义，没有深刻忏悔缺乏民族意识。诚然，法国人有一种固定的想法，仿佛莱茵河是他们的财产，然而，对于这个傲慢的要求，值得德意志民族作出的惟一回答是阿恩特的呼声：“交出阿尔萨斯和洛林！”

因为我认为，——我的观点也许同我在其他方面本来观点一致的许多人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收复讲德语的莱茵河左岸，事关民族荣誉，而已经分离出去的荷兰和比利时的日尔（耳）曼化，则是政治上的必然。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德意志民族在这些国家被彻底压制下去而斯拉夫精神在东方却日益强大？难道我们应当拿我们最好的省份的德意志民族性去换取法国的友谊吗？难道我们应当容忍被占领将近100年之久，而占领者又不能同化他们所占领的一切这种状态吗？难道我们应当把1815年的条约看成对世界精神的终审判决吗？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阿尔萨斯人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起阿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安心地将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在此以前，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尽管如此，德意志狂的否定仍然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有许多东西应当送回老家去，——送回阿尔卑斯山，送回莱茵河，送回魏克瑟尔河。我们将把五头政治留给俄国人；把意大利人的教皇政治以及同它相关的一切，把他们的贝利尼、唐尼采蒂，乃至罗西尼——如果这些人要向莫扎特和贝多芬炫耀他们的教皇政治的话——留给意大利人；把法国人对我们的狂妄批评，把他们的轻松的喜剧和歌剧，把他们的斯克里布和亚当留给法国人。我们要把外国人的荒诞不经的习俗和时髦风尚，一切多余的外国词汇，统统赶回它们的老窝去；我们再也不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了，我们要团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以及像上帝所喜欢的自由的德意志民族。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12月初～12月15日

载于《德意志电讯》, 1841年1月，第2～5号

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翻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第268～271、278～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