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臣执国命——权力的下移

“陪臣执国命”出自《论语·季氏》中孔子的一段政治评论。所谓“陪臣”又称作“重（chóng）臣”，是指在西周封建体制中，诸侯的大夫面对周天子时的自称。《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杜预注云：“诸侯之臣称于天子曰陪臣。”由此推知，卿大夫的家臣对于周天子和诸侯而言，也是“陪臣”。在孔子看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五霸局面已经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了，而各国诸侯之下的大夫，更甚者大夫的家臣也纷纷加入篡夺权力的队伍中，真可谓“无道”之极了。春秋的政治，恰是开始于诸侯执天下命，结束于陪臣执国命。

从春秋早期开始，大国诸侯们兴起争霸的野心的同时，各国卿大夫们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由于周天子权威的衰落，各主要诸侯国有了扩展领土的权力空间。随着一些国家规模的扩大，公室人口的增多，导致从公室分离出来的卿大夫力量增强。这从大夫自春秋开始“赐氏”可以看出端倪。西周时期，列国的卿大夫无氏，或按在宗室中的辈分以“公子”“公孙”为氏。鲁隐公大臣无骇（其祖父为鲁孝公第四子）受赐展氏，标志着公室支族拥有了可以延续的凝聚力，这对于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社会而言，无疑增强了自身的力量。

卿大夫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最激烈的手段挑战国君的权威。《左传》开篇就是一起未遂的大夫政变——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母族的支持下蓄谋与兄长争位。但郑庄公技高一筹，及时扑灭了一母同胞的阴谋。紧接着，卫国公子州吁杀卫桓公自立。这位春秋史上第一个弑君者，被卫国退休大臣石碏借陈国力量诛杀。之后，鲁国则有公子翚弑鲁隐公、立桓公的事件。鲁桓公长子为鲁庄公，在位三十二年；庄公三个弟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再次曰季友。庄公临死前定立继承人，庆父欲自立，叔牙也赞同；但季友则坚持拥立庄公之子子般。于是季友毒死叔牙，而庆父则驱逐季友、杀死子般，择立闵公。闵公二年，庆父又弑闵公。季友则回国驱逐并最终杀死庆父，立僖公。庆父（孟氏）、叔牙（叔氏）和季友（季氏）三家在争夺国君择立之权的斗争中各自皆有壮大，最终联合形成排他性的政治集团，掌控了鲁国朝政。三家同出于鲁桓公，史称“三桓”。此后直至战国时期，鲁国国政基本上掌握在三桓手中。

春秋早期能够左右各国政局、形成篡弑者，基本上都是公室近支，围绕国君之位或者国君的择立权展开。进入春秋中期以后，“陪臣”执政格局发生了变化。

有惩于之前各国公室力量的强大，晋献公（前677—前651在位）采纳了大臣士的建议，大杀“群公子”，将对自己有威胁的公室子弟剿除干净。但是献公自己的三个儿子——申生、重耳、夷吾——地位也岌岌可危。献公临死前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君。结果，献公死后，大臣里克发动政变，杀死奚齐及其弟卓子，晋国陷于内乱。在国外流亡长达十九年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国，是为晋文公。在他的励精图治下，晋国继齐国之后成为霸主。随同重耳流亡的狐偃、赵衰、魏武子等大臣，回国后均位居要职，他们家族则世代执掌晋国大政。其中最为显赫的当属赵氏。

晋文公死后，襄公即位。在阳处父的举荐下，赵衰之子赵盾成为晋国的中军帅。按照晋国官制，中军帅是为国家执政。襄公死后，在立新君的问题上，赵盾战胜了当时唯一能对赵氏权势构成威胁的狐氏，迫使其族外迁，最终拥立晋灵公即位。由此，晋国进入赵氏一家独大的局面。赵盾执政后，改革政治，建立新的法度和体制，并顺利推行。晋国政治焕然一新。同时也确立了赵盾的执政地位。赵盾死后，虽然一门三卿，但没有同宗接替赵盾的执政地位。同为卿大夫实力派的卻氏、栾氏因不满赵氏独大，趁机怂恿晋景公发动政变、诛灭赵氏。后来在与赵氏关系密切的韩厥的建议下，晋景公才决定恢复赵氏一族，立年仅八岁的赵武继承赵氏。赵氏经此一难，势力大挫，赵武成年后虽一度为晋国主盟，但赵氏势力还是无法恢复到赵盾时代。于是，晋国国政逐渐形成六卿轮流执掌（即范、中行、智、赵、魏、韩）的局面。公元前490年，赵氏联合智、魏、韩灭除范、中行二氏；公元前453年，赵、魏、韩则共灭智氏，三分晋国公室。

再看别国情况。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初，作为宋戴公孙子辈的华父督就发动政变，杀大司马孔父嘉，迫使孔氏一族迁往鲁国。公元前六世纪，宋国两大强宗华氏和向氏长期把持国政。主持两次中原弭兵运动的，分别是出自二氏的华元和向戌。此时宋国各中小贵族对二氏的专政不满，欲联合反对之。结果华、向二氏抢先动手，大杀公族，并劫持宋公。后被释放的宋公意欲报仇，发兵攻打华、向。但是二氏邀来吴国伐宋。结果，在齐、晋、卫、曹诸国的军事干预下，二氏兵败奔楚。宋国内乱由此平息。

郑国与晋国一样，也有强宗执政。郑穆公后人分为七族，势力强大，史称“七穆”。其中的子国和子产父子相继成为郑国执政。子产当国期间，铸刑于鼎，招来非议。其改革土地管理、赋税制度和军事制度，使得郑国出现治理的局面。但也仍然无法平息郑国贵族间的政争。

齐国在庄公时发生崔、庆之乱（前548）。崔杼、庆封弑齐庄公，立灵公，并胁迫齐国大臣与之盟誓。后来，庆封灭崔氏。齐国田氏、鲍氏、高氏以及从晋国来奔的栾氏联合起来，共灭庆氏。经此役后，来自陈国的田氏日渐坐大。春秋晚期，田氏逐渐掌握齐国政权，最终发展成为田氏代姜。

此一阶段“陪臣”多为与国君血脉较远的公室旁支，或者是异姓的强宗大族。前者如宋国“二戴”、郑国“七穆”，后者如晋国赵氏、齐国田氏等。而且这一阶段的政争多表现为大族之间争夺执政权力，弑君行为本身也不是为争夺君位，而是服从于执政地位的争夺。直至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的弭兵运动之后，陪臣格局在延续大族争权的态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

上述鲁国三桓秉政，通过驱逐与之争权的东门氏，彻底垄断了鲁国大政。鲁襄公十一年（前562），鲁国建立三军，三桓借机瓜分公室，权势达于极致。然而，就在三桓家族权势熏天之际，家族内部的实权却掌握在其家臣手中。西周封建制度，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大夫之家政模仿诸侯之国政。因此，管理具体家族事务的家臣往往拥有很多权力。卿大夫可以掌控国君，家臣则有样学样，也掌控起卿大夫来。三桓中季氏权势最大，其家臣阳虎（又称阳货）总管季氏，实际上控制了季氏家族。《左传·定公五年》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阳虎因季桓子宠臣仲梁怀与之有嫌隙，便抓住仲梁怀，并囚禁了季桓子。季桓子被迫与阳虎盟誓，稳固了阳虎的权力，才得自由。从此阳虎愈加骄横。阳虎后来失势出奔，继之担任家臣的公山狃占据季氏都邑费，发动叛乱。叔孙氏的家臣竖牛甚至将主人囚死室中。时任鲁司寇的孔子通过堕（huī）三都、军事平叛等一系列措施，协助三桓把强横的家臣打压下去。但当孔子试图进一步削弱三桓权力、恢复鲁君权威时，遭到三桓强烈抵抗，无奈被迫去职，周游列国。

“家臣执国命”的局面在鲁国表现最为突出，但为时较短。由于历史记录的缺失，我们尚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卿大夫家臣的作为。然而，层层分封的封建体制必然会造成权力随着世代交替而层层下移。这是进入战国后、各国变法的根本动力，而变法朝向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则是对这一趋势的抵制。

鼎是先秦礼制用器的核心。成组的列鼎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礼制礼法的维护与崩坏，能够从列鼎及其使用者身上得以体现。尽管列鼎数量与身份等级的对应关系，仍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但是，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是管窥春秋封建结构的桥梁。

这组列鼎（见图2）由六件组成，大小相次成列，器形、纹饰基本相同，纹样随鼎体的减小而略有减少。浅盘形盖，盖面置三个环形钮。弇口，圆腹微鼓。腹部有一对衔环耳。整个形体成扁圆形，裆部低矮，圜底，三只短粗兽蹄形足。出土时，鼎内置大雁骨架。

列鼎在古代文献中的意思是“列鼎而食”，即把数件鼎陈列出来。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列鼎被用来称呼考古发现中成套的、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鼎。在文献中列鼎与簋相配合使用，用以表明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等。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墓葬中成套列鼎的出土在西周中期还仅见萌芽，至西周晚期才与簋相配合成为定制；春秋时期鼎簋配合的列鼎制度在墓葬中盛行，但在有的情况下豆、簠、敦等器物有取代簋的作用，与鼎相配。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这套列鼎，数量为偶数，而墓主人身份为卿大夫，按照礼制应当使用五鼎。这些现象表明，春秋时期列鼎制度的复杂性和当时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

赵孟庎壶（见图3）是反映春秋晚期青铜铸造工艺水平的标志性器物。其价值恰恰体现在，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却属于晋国的一位执政卿。

此壶铭文记载了吴晋黄池之会（鲁哀公十三年，前482），释文为“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庎（介），邗王之（赐）金，台（以）为祠器”。铭文中的“邗王”即吴王夫差。黄池之会是春秋晚期一次重要会盟，标志着吴国霸业的顶峰。然而与会的晋国则以赵鞅的意志为外交指导。由此可见“陪臣执国命”在晋国是何等严重。

命名为“釜”的青铜器有两种：一种是炊煮器，另一种则是量器。这件铜釜（见图4）是战国早期齐国的一件量器，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左关、陈纯釜共称为“陈氏三量”。铜釜腹部有铭文九行，大意是说：子禾子命人告诉陈得，左关釜（左关为关卡名）的容量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关以廪为标准，如果守关的人加大或减少容量，应予制止；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则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子禾子是战国初年齐国大夫田和，他后来取代齐康公成为了齐国的君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使用的量器的大小和单位不同，就齐国而言，量制也是在逐步变化中。齐国旧量有豆、区、釜三种，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春秋末期，田氏将家量改为五进制，即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的新量制，并用大于公量的陈氏家量出贷粮食，用公量收，因此广得民心，被百姓拥护，壮大了田氏一族的势力，为以后得齐王位奠定了基础。田氏改量制以后，齐王室被迫改制公量，于是出现了容积很大的公区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