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诸位读者可以通过目录了解到本书所涉及的话题甚为广泛。这部对话集之所以论及了如此之多的题目，是因为对于我们二人来说，无论哪一个题目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现在出版这部对话集，目的在于希望这些话题能成为日本、世界英语圈的人们以及其他地区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课题。

本书由谈话记录整理而成。我们二人会面于伦敦，对话大约持续了十天。这些对话的记录，其后由理查德·盖吉先生进行了整理编辑。盖吉先生的编辑非常出色，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这是因为阅读文字的读者所要求的语言与适合于聆听的语言有所不同。作为本书作者，我们向为此付出辛劳的盖吉先生深表谢意，我们相信各位读者也会怀有同样的感慨。

本书所论及的话题多种多样。有些问题是当代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的远古祖先自我意识觉醒以来一直不断思索、永恒的疑问。只要人类作为一个身心统一体继续生存在这个物质环境之中，——换言之，生存在薄薄地覆盖着这颗行星“地球”的生物圈中，这些话题大概就会一直讨论下去。

池田大作是东亚人，阿诺德·汤因比是西欧人。西欧在人类近代史上掌握了主导权，并扮演了统治者的角色。阿诺德·汤因比在本书中举出若干理由预测，在人类发展史的下一个阶段，西欧将会把主导权让与东亚。人类迄今为止，在过去的五百年间，西欧各民族将其活动扩展到了全世界，其结果是达到了在技术层面上的统合。我们二人在本书中一致预言并期待人类在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将成功地进行政治和精神层面的统合。但是，这一巨大的变革将以人类整体的平等为前提，即不是一部分人继续统治他人，而是以自主的方式去实现。对此，池田大作较之于阿诺德·汤因比更加充满希望。由一部分人统治其他人的状态可称之为一种恶，尽管这种现象在过去尚未达到世界规模，但是每当大规模地进行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时，则往往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一致相信，人类的存续所不可欠缺的条件即是人类需要对自身的态度、目标和行为进行根本的变革。但是，从整体上看，阿诺德·汤因比预测人类要进行这种根本的变革必须付出高昂代价，这一点比池田大作显得悲观。汤因比之所以比较悲观，或许只是因为其年龄的缘故（无论是谁，到了老年，通常都容易以带有偏见的眼光看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许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西欧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斯宾格勒的信念，相信在20世纪人类将目睹“西欧的没落”，抑或是因为作为自己的天职，他选择了历史学家的道路，因此特别地（可能是过度地）意识到在以往人类生活的政治层面，尤其是精神层面发生的悲剧性的失败——与技术层面的辉煌业绩相比，这种失败显得尤为突出。

与池田大作相比，阿诺德·汤因比更加担心人类史的下一个阶段会变得愈加暴力且野蛮的另一个理由，或许在于二人成长的宗教环境的不同。阿诺德·汤因比是作为基督教徒成长起来的，池田大作则是北传佛教（大乘佛教）的信奉者。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普及到了广泛的地域，比迄今为止的任何非宗教制度都更为广泛流播。但是，这两种宗教在传播时所采取的手段以及给予的影响却有所不同。佛教几乎只是以和平的传播方式扩展，即使是在其流传的地域与当地已有的宗教、哲学相遇时，也会毫不犹豫地以和平的方式与之共存。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以及日本的神道都能够和谐共处，并形成当地的生活模式。与之相反的是，基督教与其姐妹宗教的伊斯兰教同样具有排他性，很多时候都是依靠暴力而迫使人们接受它的。譬如，对罗马帝国领地内的大多数住民、对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还有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居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土著民族，都是依靠武力进行传教的。基督教史上的这个阴暗面也许使得一个基督教徒，乃至脱离了基督教的人在关于是否能够和平地实现社会大变革这一问题上，与一名佛教徒相比，会看得更加悲观。

虽然我们作者之间存在着这种宗教与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是在我们的对话中却能够看到双方在人生观和追求的目标上有着颇多的相同之处，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并且，这种相同之处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而不同之处则相对较少。首先。我们都确信宗教才是人类生活的源泉。同时，一致认为人类必须不断地努力克服试图利用宇宙万物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性，不仅如此，人类还应该自主地将自身奉献给宇宙万物，从而使自我与“终极的实在”合为一体。在此，所谓“终极的实在”对于佛教徒来说，就是指“佛界”。并且，两人都确信这个“终极的实在”并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人格化了的神。

两位作者也同样相信“宿业”（前世因果报应）的实在性。所谓宿业，是梵文，按照字面上讲，意为“行为”。但是，作为佛教用语，它具有伦理范畴上的“银行账户”这一特殊含义。在这个“银行账户”上，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在现世的一生中贷、借的结算将被不断重新记入账册，而每当有一次新的记账，其余额都会发生变更。这种人类“宿业”的余额，无论在任何一个瞬间去查看，它都是根据此前的支出、借入的结果来决定是正数还是负数的。不过，背负“宿业”而存在的人类，能够根据其后的善行或恶行来左右这个资产平衡表，且不得不如此。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至少就“宿业”的一部分而言，人类是有一定的主动权的。

另外，我们还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有一个永恒的精神层面的课题，是将自我扩大，并使其自我中心性（利己主义）达到与“终极的实在”相同的广度。事实上，自我意识主体是不能够从“终极的存在”中分离出去的。印度教中有“汝（人）即为梵（终极的实在）”这样一句格言，这就阐述了“人”与“终极的实在”的同一性，但是这终归也不过只是一个命题而已。它需要人类必须依靠严格的精神上的努力，并将之应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去。这种来自每一个人的精神上的努力，才是促使社会发展的唯一有效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成人类社会的网状组织，而各种制度的改革，只有当它作为上述的每一个人精神变革的前兆或者作为结果显现时，它才是有效的。

如前所述，在本书论及的内容中，来自东亚和西欧的两位当事人在相当广泛的话题上持有相同的见地。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人类如今在整个地球范围内面临着许多共同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今没有贫富之差，也不分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烦恼。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而言，祖辈传下来的宗教，无论是印度派系的宗教也好，抑或犹太派系的宗教也罢，全人类都毫不例外地要承受这些问题。

现今，人类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此普遍化，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过去的五百年间，由于西欧各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技术方面和经济关系的网络结构。如果技术或经济的关系变得密切，那么政治、伦理、宗教方面的关系也会变得密切，或者说理所当然会变得密切。事实上，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的诞生。它诞生在所谓起源于西欧的技术中，但是如今却由于来自所有历史上的地域文明的贡献，精神上也正在丰富起来。池田大作与阿诺德·汤因比之所以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共同之处，一方面是人类史上近期出现的倾向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对话中所涉及的哲学与宗教触及到了人类本性中潜意识的心理层面。即，可以说是探讨了无论何时、何地，所有人类都共同存在的、人类本性的各种要素。换言之，是因为这些人类本性中的各种要素产生于构成森罗万象的本源终极实在。

本序言的以上部分，是我们二人共同的看法。另外，阿诺德·汤因比还想在此向池田大作表示谢意。池田大作的积极运作，才使得这次会谈能顺利进行并且使对话作为一本书出版。阿诺德·汤因比由于年迈不堪长途旅行的劳顿之苦，池田大作则不辞辛劳，主动前来英国。此后，池田大作又将谈话中他自己的发言部分安排译成英文，并且，负责安排将谈话内容整理为书面形式的文稿等，这些无疑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阿诺德·汤因比在此谨向这位肯将如此重任担负在肩的年轻的池田大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1974年7月 于约克

阿诺德·汤因比

池田大作想借此序言的最后一个段落向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博士表示深深的谢意。汤因比博士非常认真地将其丰富的人性与深厚的学识毫不吝啬地倾注于这次谈话之中，所有一切都是在祈祷着人类社会向美好的方向发展。这位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向我这样才疏学浅的晚辈敞开胸襟，始终抱以热情的态度平等相待，与我在诸多方面交换了意见，池田大作对此感到无比的喜悦与极大的荣幸。

1974年7月

池田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