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一跃成为GDP在全国的省和直辖市中排名到第27位左右（2009年）的世界性的“国际制造业名城”，演绎出被人称为“富可敌省”的东莞奇迹（2009年东莞的GDP在全国各省GDP排名中可以排到第27位，相当于3.5个青海省的经济总量，并且全国有5个省的GDP还不如东莞一个市多）。“全国第三届地市州盟相对富裕程度与统筹发展监测评价报告”（2011年）显示，“世界工厂”东莞获评“中国富裕地区”榜首，再次成为全国最富市。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68845亿元，增长了156.1倍。东莞的GDP从1978年的6.1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490.02亿元，增长了898.5倍，比全国平均水平快了近6倍。

在“东莞奇迹”的背后，新莞人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又是功不可没！珠三角地区是全国外来人口倒挂现象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而东莞、深圳则为倒挂比例最高的城市，2010年底值分别为3.52和2.99。如果把东莞统计视野以外的流动人口考虑进来，这个比例将超过5:1，形成了典型的“倒葫芦结构”。在这个倒立的葫芦中，较小的下半部分户籍人口比较稳定，较大的上半部分为不稳定的外来人口。国内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非户籍人口所占比例一般在30％以内。而从世界来看，典型移民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20％。东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不受户籍制度制约、在人口自由流动中成长起来的典型“移民城市”之一。在东莞的32个镇街中，2010年GDP总量居前五名的镇街中的外来人口就占到了全市外来人口的近1/3。以目前东莞仍然较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状来看，外来劳动力的集聚趋势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成正比例关系，说明了新东莞人对当地经济建设具有支撑作用。

但另一方面，却有很大一部分新东莞人认为自己对东莞发展做出的贡献与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不匹配。从社会公共资源的获取份额来看，东莞的既得利益者多为户籍人口，新东莞人群体普遍较为弱势，甚至与其对东莞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成比例，社会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人群分配不均。

同时，我国经济已从过去30年间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回落到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水平阶段，即开始处于换挡前行的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10年来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GDP增速从2012年起（2011年9月）开始回落。2011年至2014年分别为9.5％、7.8％、7.7％和7.4％，2015年9月为6.9％。这快速工业化地区的东莞尤为典型。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曾取得了“富可敌省”的经济奇迹，但继2009年后，东莞已连续三年未完成GDP增长预定目标，增速全省垫底。2010年至2014年分别为10.3％、8.0％、6.1％、9.8％和7.8％，2015年9月为7.9％。

国民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并不是任由其涨落。国民经济运行速度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保持一个合理区间。中国经济虽然在“换挡”，但是“换挡”不能失速，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速。两年来，党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的上限就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区间（3％），下限就是确保就业（调查失业率5％）。

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新动力：增长阶段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速的换挡，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换挡背景下如何培育新的增长极现已成为政界、学界及实践部门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当前和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正是立足以上背景，本书以快速工业化地区的东莞市为案例，以工业区的转型升级为切入视角，探寻了全面深化改革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径。

本书是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以工业区的转型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路径研究”（20131021）的最终研究成果，并得到东莞理工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著者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