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耐力之路
生活是一段耐力的旅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惊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全科医师，与耐力选手们亲密无间地合作，共同度过多年美好的时光。这些选手中既有刚入门的新人，也有成熟的老将，还包括诸多世界顶级高手，比如铁人三项冠军马克·艾伦、科琳·坎农（Colleen Cannon）、迈克·皮格（Mike Pigg），世界级长跑选手玛丽安娜·迪克森（Marianne Dickerson），以及后来成为跑步导师的乔治·希恩（George Sheehan）博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最早在高中时代是200米短跑运动员，有时候还会参加更短距离的比赛，完全不是一个耐力运动员。对于人体本身，以及如何通过合理训练、管理压力和改善饮食发掘人体潜能，我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通过多年的试错，我的个人经历逐渐丰富，我把运动生理学的相关理论、东方哲学以及我对患者和运动员的治疗经验进行了融合，并持续对我设计的耐力运动蓝图进行了优化和扩展。我将在本书中提供大量的优质信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耐力选手，但是首先，请允许我先讲自己的故事，之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仍然会告诉所有的运动者，不要因为追求成绩而忽视自己的健康。很显然，竞技状态（fitness）与健康状况（health）这两种东西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而我直到1980年跑完纽约马拉松赛之后，才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恍然大悟。
保持不败的跑步生涯
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高中时才开始在跑道上跑步的，当时我的耐力极限是在煤渣跑道上全力跑二十二三秒钟。直到10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一）快结束的时候，我都不能算是一个体育好的学生，因为我的协调性较差，一些大多数同学都能完成的动作我根本做不出来，所以上体育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的学习成绩也很糟糕，我是那种必须靠着暑期补课才能勉强不留级的差生。但是，我的身体突然开始发育，体内的睾酮激增。在我10年级的最后一周，体育课上进行了一次600码（约549米）测验，在没有任何训练和准备的情况下，我击败了所有人。接下来的一年，我加入了校田径队，开始了我高中到大学早期几乎不败的跑步生涯。
当然，我也经历过几场失利。12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三）的时候，我作为学校唯一入围的选手参加纽约州水平最高的比赛。比赛当日中午，我与教练一起在一家咖啡厅吃了垃圾食品，然后便一个人开车去了赛场。那天下午，我跑了一组又一组晋级赛，每次都轻松取胜，最终进入决赛。但那天，我从中午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任何东西，200码（约183米）赛事的决赛是在晚上进行的，我当时已经饿得不行了。由于肚中空空，我走向起跑线的时候，感觉非常虚弱，甚至有些打晃。当其他选手已经安装好起跑器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这条跑道上根本就没有起跑器。裁判让我赶紧去取，我一回来，发令枪就响了。跑到140多米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获胜了，于是我放慢速度，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用时23′5″。
高中毕业之后，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差，但我仍然希望读大学，唯一的原因就是想跑步。我的目标是达到全美顶级水平，然后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
我在大学的大多数训练都是一个人完成的，先绕着400米跑道热身一到两圈，然后进行10～12组短距离冲刺，最后是放松圈。我已经不太记得在附近大学参加过的那些小型赛事了，我就是去检录，然后快速奔跑，最后赢下我参加的绝大多数比赛的冠军。因为有太多的业余时间，我又想充分发挥我的速度优势和刚刚发掘出来的身体素质，于是想去参加橄榄球和棒球比赛，但是我的教练制止了我，因为他认为那样会受伤。
在大学的室内田径赛季中，我在那种老式的木地板赛道上比了一场又一场，最终成功晋级全国赛。为了获得全国比赛的资格，我甚至不得不参加了一些更短距离的比赛，比如60码（约55米）。最终在全国比赛的决赛中，前三名的名次是靠终点摄影确定的，我获得了第三名。但那场比赛之后，我对训练和比赛失去了兴趣，于是离开了大学。我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人，我准备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我搬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纽约州北边的一个小镇。有意思的是，那个地方离我的高中很近，就是那个我赢得过很多比赛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份电话公司的工作，待遇还不错，需要我做的就是在电话公司新建的大楼里测试新安装的设备。我很快结了婚，组成了家庭。我尽量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加入了一个业余橄榄球队，担任外接手；我也会去参加棒球比赛，每个位置都尝试过。我还开始游自由泳，但都是短距离，我是一个很不错的泳将，就像我在早期田径生涯中的表现一样出色。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运动生理学和营养学感兴趣，这也许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妈妈特别喜欢收听广播里营养专家的节目，而我爸爸后来开始对有机生物园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自己建了一个家庭蔬菜园。
我读了许多阿黛尔·戴维斯（Adele Davis）的书，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算得上是营养界的大师。我还在一家健康食品店打了一份零工，而且加盟了一家天然食品合作社。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东方哲学，现在看来，那些知识尤为重要，因为对个人而言，只有整体意义上的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找到人生新方向
某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可以被形容为“爆炸性”的想法——我应该回到学校读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去帮助其他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我第二天就按照规定向电话公司提交了两周后离职的申请，随后找了一家餐馆在晚上打工，计划在当地大学完成本科教育。我上了很多人体生物学的课，开始运用这些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于是我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由此，我知道了必须吃得好，才能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学业的学生。但我当时一方面营养不足，另一方面之前的学业基础太差，累积的学分不足以让我进入任何研究生项目。这时，我遇到了一个脊柱按摩师，他认识芝加哥的全国健康科技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的校长，我可以去那里学习营养学、运动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而且那里可以授予脊柱按摩方面的博士学位，使我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医生。
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把这样一个家搬到芝加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找了一份工厂夜间看门人的工作，从晚上12点工作到早上8点。我从学校申请了贷款，可以支付学费和其他一些费用。学校的夏季学期使五年的课程可以在三年半内完成，我决定选择这一“浓缩”课程。研究生院课程的数量差不多是本科的两倍，需要我额外投入的学习时间几乎把我压垮了。我把周末都用于学习，比如搞清楚每块肌肉是如何附着在人体上的。我需要记住那些复杂的细节，比如关节的精密结构、遍布全身的神经的分布图，如果不能掌握这些知识，仅凭平时的人体解剖课，我根本就学不到足够的东西。
但是，脊柱按摩这个学科的理念及其诊断和治疗手段的单一性让我非常失望，我甚至给原来电话公司的老板打了电话，问有没有可能回去上班。老板说，如果我想回去的话，那个位置还是我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该如何选择，以至于我到宿舍楼的地下室去洗衣服的时候，竟然入错了门，里面正在进行一场关于肌肉、运动以及营养的重要作用的讲座。听完那个讲座，我真的有些激动了，我不就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才做出了如此牺牲的吗？
尽管我要应付冗长的课程、看守晚上如坟场一般的工厂，还要承担家庭责任，但那些常规课程之外的学习内容还是成了我的首选。每到周末，芝加哥都会有大量的专业讲座，主讲人是医学博士、整骨医师、脊柱按摩师、针灸师等，还会有人讲授推拿治疗、饮食和营养。这些领域的知识对我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和诊断学方面的学习进行了有效的补充。按照很多脊柱按摩师的说法，全国健康科技大学对医学的重视程度有些过分了，学校的授课方式过于空泛，虽然与医学院的学生学到的东西几乎一样，但在观念上还是有些僵化，一些方法因循守旧，这正是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比如，学校的教材上还在坚持说脊柱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却绝口不提营养和锻炼对健康的影响。
我从课外讲座中得到的知识使我的教育体系保持了平衡。解剖学仍然坚持认为头部的骨头是固定的，但我从整骨学中发现，随着呼吸和肌肉运动，颅骨是可以活动的，这使一些重要的治疗方法成为可能。我得到的知识还包括，受伤的大脑不仅可以恢复，而且在认知能力和其他功能上还能有所改善，并且年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大脑功能的下降。另外，失衡的肌肉通常被认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康复，但实际上通过各种手法的按摩治疗，很快就可以修复。但是，即使把在学校和周末学到的东西都加到一起，我仍然觉得自己缺少一样东西：如何把它们融会贯通、付诸实践？
一想到这些，我都等不及毕业了，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在自己的住处为别人治疗了，就像开了一家地下诊所。我的第一批病人是我的同学，然后是当地社区的人。我经常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在前往训练和结束训练的途中从我住处前经过，每次他回来的时候都显得比去的时候疲惫很多。有一天，我问他能否为他做一次身体评估，他同意了。评估结果显示，在训练之后，他的身体像要炸了一样，心率高、肌肉失衡、步态糟糕、膝盖疼痛。我开始研究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对运动生理学越来越感兴趣。
一次崩溃，一个转折
然而，我的情况发生了糟糕的变化，1976年，距离我毕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崩溃了。压力在我身上不断聚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医生说我太虚弱了，不让我出院。我的肌肉严重退化，肠胃几乎已经不工作，而且严重贫血。由于我的免疫系统完全不能发挥作用，我的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的状态。但我当时要赶去纽约参加一场考试，以便获得执业许可。在我住院一个星期之后，医生仍然不让我出院，我只能拔掉双臂上的输液针，换上衣服，叫了辆车前往机场。我参加了两天的考试，后来的确成功通过了这次考试，但是我病得太严重了，非常虚弱，根本就无法返回芝加哥，只能在纽约继续接受治疗。
我当时只有不到45公斤，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掉了25公斤。尽管被困在病床上，但我仍然想看正在举行的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现场直播，尤其是田径项目。虽然我够得到电视机的开关，却无力拧动它。最后是护士进来帮助了我，我嫉妒地看着奥运会田径比赛中的运动员，我在想，为什么自己的健康会恶化得这么快，我还不到30岁啊。
回到芝加哥后，我马上预约了底特律的一个医生，我听过他的讲座。乔治·古德哈特（George Goodheart）博士答应给我提供三天的免费治疗，还允许我近距离观察他对其他病人的治疗过程，那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古德哈特博士创造了一套被称为应用运动学的生物反馈评估系统，他用手对肌肉进行测试，然后通过推拿、针灸和头部按摩等一系列接触疗法进行治疗，同时辅以营养学和其他治疗手段。我在芝加哥对同学进行“非法行医”的过程中曾实践过其中一些方法，效果很好，但我从未想过能亲眼看到那么多极端的病例和一些伤病严重的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好转，其中就包括我。一开始，我的血红蛋白是触发警戒线的7.1，低得都可以去输血了（当然即使输了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古德哈特博士说，我的指标会好转，三天治疗结束的时候，我达到了11。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回到芝加哥后，为了保险起见，我马上又测了一次。我学过血液方面的知识，知道血细胞指标的改善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几天。但这一次，我的指标居然是11.8！这令我更加坚信，我学到的这些诊断和治疗方法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这使我感受到了在课堂上从未得到的热情和自信。这一发现与我身体的好转是同步发生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进一步调整了自己的饮食和营养，而且开始用慢走的方式锻炼。最初，我走10分钟都很难，但随着我的进步，我的肌肉开始恢复，各方面都开始好转，我的体重也差不多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1977年，我们一家搬回到纽约州，我开设了私人诊所。我又一次住在了高中的操场旁边，在那里，我曾作为短跑选手一次次超越自我。很快，我就接触到了不同年龄、类型各异的病人。很多人都是关节、腰部或者肠胃出现了问题，与我自己之前的情况很像。我的方法很简单：我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对他们的病情进行个性化评估，一旦发现了病因，治疗的部分就显得快速简单了。我的治疗手段丰富得就像一个工具箱，从传统的理疗到饮食、营养、压力管理，甚至是锻炼。我所做的是把最合适的治疗手段与病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采用的是真正的整体治疗方法，这使我的患者都迅速收到了良好的疗效，我的口碑很快就建立了起来。
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治疗我的病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作为病人的经历。病人的一个普遍不满之处是他们的医生不愿意倾听，他们总会发出一些貌似与病情无关的抱怨，而医生并不会认真对待这些话，而是急着处理症状，对真正的病因并不深究。在我的身体垮掉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被对待的，医生们不停应对我的病症，而我却没有被治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应该感谢这段作为病人的经历，它是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那些没有当过病人的医学从业者通常无法知道一个病人真正的想法。
慢慢地，一些当地的运动员也开始来找我看病，他们大多是因为伤病而停训，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专家，无解之后找到我寻求帮助，他们把我当作最后的希望。我的方法没有改变，还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对他们进行诊断，然后实施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有一天，当地路跑协会的主席出现在我的诊所，他是一名消防员，几天前在一次救火行动中，由于屋顶破漏而从上面摔了下来，身体多处受伤，背部尤为严重，但他仍然希望能在7周之后参加纽约马拉松赛。我用多年来学到的医学方法为他进行了诊断，并采用推拿等治疗手段，使他受伤的肌肉恢复了平衡。我治好了他的伤，使他恢复了奔跑能力，而且是在没有疼痛的状态下的奔跑能力，他最终轻松完赛。
随着我的非同寻常但有效的治疗方法传播开来，当地越来越多的跑者慕名而来，他们几乎挤满了我的候诊室。我逐渐采用各种生物反馈工具，对他们的各种运动学指标进行测量，从心率和呼吸，到大脑对肌肉的控制。我开始意识到，治疗那些大大小小的伤病其实只是我工作的一半内容，另外一半是确定那些伤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避免再次受伤。这意味着我需要知道运动员们是如何训练的，我需要对测试和治疗的过程中得到的所有信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训练和比赛计划给出合理的修改建议。
越来越多的跑者开始认识我，我也开始担任私人教练的工作，但我们都知道，我完全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给他们一份训练计划，然后鼓励他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的教练，我会为他们提供客观的反馈，帮助他们成为自己的教练。在我给出的建议下，他们自己执教自己，这也使他们能通过直觉更加本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
随着我个人健康的逐渐恢复，我开始产生参加一次纽约马拉松的想法。那时我进行走路锻炼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距离纽约马拉松开赛还有6个月，我的训练时间相当充裕。我开始在走路的中间路段进行慢跑，慢慢地，我的一小时训练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轻松地跑了。我监控自己的心率，穿平底鞋，在每次跑步的开始和结尾阶段都通过步行来热身和冷身。最终，我每周最长距离的训练可以达到两个小时了。虽然我对自己的跑步距离心里有数，但我每次的训练都是按照时间进行的。
什么是真正的健康
纽约马拉松举行的那个早上，凉爽多云，比赛是在一声巨大的炮声中开始的，那声音过于响亮，甚至连韦拉扎诺大桥（Verrazano Bridge）都颤抖了。那次比赛有18000名选手参加。前16公里，一切都很好，兴奋感使我的速度比计划中的配速要快一些，但我感觉非常好。疲劳感在24公里时如预料般来袭，但我仍然能够坚持。接下去的几公里，我开始发抖，虽然一路上喝了很多水，但仍然脱水了，而且我当时特别想吃棉花糖。27公里处，我停下来检查自己的脚，它们已经麻木了，我只想确认它们还在。“我的腘绳肌要抽筋了。”我对自己大喊。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思维好像有些混乱了，我只记得自己的目标是要完赛，并且要向自己和别人证明我是健康的。
两个医务人员被我可怕的样子吓坏了，他们努力想让我离开赛道，但是被我拒绝了。我不顾一切痛苦地向前跑着。最后几公里是怎么跑下来的，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终点附近的情形我一直记得：我在中央公园与一个电视台的摄像师发生了轻微的碰撞；观众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我就清晰地看到了终点线。完赛奖牌被挂到了我的脖子上，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4个小时的耐力测试，我喜极而泣。然而就在下一刻，我被送进了急救帐篷，那里就像战地医院，“伤兵”遍地，医生和护士跑进跑出，那些面容憔悴的跑者们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着，救护车始终都在忙碌。我问自己：“这些人真的健康吗？我健康吗？”我后来意识到，跑完马拉松并不能证明我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我只是竞技状态适合跑一个马拉松罢了。很显然，良好的竞技状态与良好的健康状况并不是一回事。这一重要的概念会在本书中做更细致的讨论，但我现在要说的是，有太多的耐力选手都错误地认为，自己处于超好的竞技状态或者能够跑出好成绩就意味着是健康的。
纽约马拉松之后，我开始以各种题目做讲座，但内容都是关于竞技状态与健康状况的。最开始是在当地的图书馆、有氧舞蹈室、健康食品店，然后是在一些跑步活动中。我也开始在一些会议上宣读我写的专业论文，各种保健专家都开始接受我的整体治疗方法，并开始应用到他们的病人身上。我逐渐收到一些赛事的邀请，比如百慕大马拉松，在那里，我遇到了乔治·希恩博士。作为一个心脏病专家和一名跑者，他在跑圈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原因之一是他为《跑者世界》和其他媒体撰写专栏。在讲述跑者那些奇妙的热情和痴迷时，他的文章充满了哲学性和幽默感。听说我在训练中使用心率监测仪，他感到很受启发，后来还专门来我的办公室观察我如何与患者共同工作。
后来，又有游泳和自行车选手找到我，然后是铁人三项选手，他们来自美国各地，包括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博尔德（Boulder）、科罗拉多和佛罗里达。后来，我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了不同时长的讲座，时间从一天到一个星期不等。讲座在上面这些地点以及其他地方举行，通过将一对一训练、授课、集体约跑、骑行结合起来，来评估选手的训练情况。对于游泳选手，我还会在泳池边观察他们的划水效率。
与铁人三项选手的合作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这毕竟不是单一项目，参与者需要训练三个项目——游泳、自行车和跑步，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相当于综合训练了。相较于单一项目，铁人三项的训练天生就有许多额外的好处。这三项运动所用到的神经类型完全不同，所以这个项目中需要大脑针对不同运动做出不同的反应，给人体提供一种更趋全面、平衡的训练反馈。而且，每项运动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对人体进行塑造。显然，无论是在提高竞技能力方面，还是在提升健康方面，铁人三项的训练都比三个单一项目的训练更具优势。以游泳为例，它可以在长跑和自行车训练之后，帮助人体在生理、新陈代谢等方面进行恢复。铁人三项赛在强度方面是逐渐提升的，游泳和自行车项目都以有氧为主，到了跑步项目时则变成以无氧为主。通过这些观察，我形成了自己的训练策略，从而帮助我的选手获胜。
曾经有一个铁人三项选手来向我求助，她的名字叫科琳·坎农，她年轻、外向、美丽、天赋卓著。在很短的时间内，她的10公里成绩就从40分钟提高到了35分钟，在铁人三项赛中的表现也有很大提升。她还介绍了其他人来找我，包括一个名叫马克·艾伦、看上去大有前途的圣迭戈人，他当时还没有赢得过夏威夷铁人三项赛的冠军。另一个来我诊所接受治疗和指导的是一位名叫斯图·米特尔曼（Stu Mittleman）的超级马拉松选手。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短距离铁人三项赛前一天的报名现场，他原计划参赛，但是因为脚部疼痛，又在犹豫是不是退赛。他当时问我，这种伤病需要多久才能痊愈，达到参赛的程度。我告诉他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很好处理，然后给他的脚部做了推拿。疼痛马上就消失了，我又帮他治好了导致脚伤的肌肉问题。第二天，他轻松完成了比赛。
在那之后，我开始了与斯图的密切合作，我鼓励他改变训练方法，佩戴心率监测仪，改善饮食。就像我合作过的大多数选手那样，斯图给我展现了人类的运动之美。他在训练时，尤其是在跑道上一圈圈地奔跑时，就像一个实验室造出的完美之人。我看着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每当我看到他的跑姿或步幅出现一些偏差时，都会叫停，然后一起纠正。我们一起备战了在法国举办的“世界六日跑步锦标赛”（World Six-Day Race Championships），那是他当时参加的最重要的赛事。最终，他在20多名世界最顶尖的超级马拉松运动员都参赛的情况下获得了亚军。比赛中，连续6天他每天要在200米的室内跑道上跑160多公里。只要他在跑道上奔跑，我就会在跑道边观察，我的工作就是在比赛中保证他身体的平衡，就像赛车比赛中维修站的车队成员一样。当他的能量储备下降时，我会为他准备好特定的食物和饮料以确保他的需求。我还会监控他的心率和呼吸，收集反馈，连最细微的信号和症状都不会放过。当他跑过我身边时，我甚至会听他落地的声音。我能够把他跑步声音的变化与具体的肌肉不平衡联系起来。
在与这些耐力选手合作期间，我还利用心率监测仪训练过赛马，以提高它们的耐力。尽管马与人在构造上完全不同，但如果你把它们想象成用后腿站立的跑者，它们与人类就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它们的生理机能与运动员也很接近。在很多时候，马比人更容易训练。
我的诊所一步步扩大，我陪运动员一起参赛，进行各种讲座，并且开始写作。在这一过程中，我的跑步成绩也一直在进步，我开始参加从一英里到马拉松的各种路跑比赛，逐渐能够在我的年龄组中获得名次。我还在日常训练中加入了游泳和自行车，参加一些短距离的两项赛、三项赛和游泳比赛。
因为讲课以及与运动员的合作，我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旅途上。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我不再参赛，慢慢地，训练量也大幅减少。最终，我不得不减少出诊时间和外出指导选手参赛的次数。在选择陪同参赛的赛事时，我只会去那些重要的比赛，比如在夏威夷科纳（Kona）举行的铁人三项赛。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夏威夷是1995年，马克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赢得了那个比赛的冠军，我当时坐在最前面的媒体车上，车上的收音机正在直播北美职业棒球联赛的总决赛，洋基队最终击败了勇士队。
从医生到音乐人
1997年，我关闭了私人诊所，但仍然会提供咨询和讲课服务。我用一年时间写完了《运动医学之补充》（Complementary Sports Medicine），就在它出版之后，我脑子里又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像当年辞掉电话公司的工作改行做医生一样。某一天醒来，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成为一名音乐创作人，虽然我从来不会弹乐器，不会唱歌，也从未写过歌。我拥有的是自己脑子里的音乐，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脑子里创作。
就在有了这个想法后的一个星期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来自影响力十足的音乐制作人里克·鲁宾（Rick Rubin），鲁宾希望我能为他进行治疗。我告诉他，我已经不接诊了，我刚刚成为一名歌曲创作者。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帮助对方。我把大量时间花在了音乐上，与里克一起在洛杉矶工作，那里是世界音乐的中心之一。我开始接触到大量音乐人以及里克的客户，我成了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医生，帮助他恢复健康，把他从对处方药的过度依赖中解救出来。我最终在纳什维尔（Nashville）录制了我的第一批歌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曾是红辣椒乐队（Red Hot Chili Peppers）的保健医生，陪他们进行环球巡演，我像训练耐力选手那样对待这4名伟大的音乐家。
同时，我还尝试通过测量脑电波来展现音乐对大脑的显著影响。不出我所料，听音乐时大脑产生的阿尔法脑波不仅有利于健康，而且对选手的压力管理、成绩提高和伤病康复都非常重要。人类几千年来不是一直在寻找这种疗法吗？我努力学习吉他和钢琴，忙于创作歌曲，直到有一天意识到，在好莱坞的生活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于是搬到亚利桑那州南部、距洛杉矶一小时车程的一座小山城，这样既可以继续我的音乐事业，又能为里克治疗。
我的新家的海拔大约有1400米，安静、祥和、美丽。在那里，我打理一大片果蔬园，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经历。我的音乐生涯仍在继续，已经制作了两张唱片。最重要的是，通过最大程度地控制生理、化学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又找回了完美的身体形态。虽然无法在运动能力上恢复如初，但我感觉自己正处于生命中最健康的时期。根据季节和自己的感受，我每天进行一到两小时的身体训练，包括在山里徒步、骑车，游泳或力量训练。
现在正是一个暖冬的下午，我偶尔抬头向外望去，雄伟的圣卡塔丽娜山（Santa Catalina Mountains）出现在我眼前，我能够听到自己脑海中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