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后现代思潮的转型与文学研究的新平台

一、后现代思潮的转型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实行的现代解构运动曾使一切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都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一切都零碎化、浮面化、疏离化，最终只留下一些思想碎片和一个众声喧哗、支离破碎的世界。他们提出粉碎一切权威，粉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却并未策划出一个新的时代。

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们越来越感到后现代思潮的危机，于是有学者提出后现代思潮的转型——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即“关心和谐、完整它和万物的互相关联”，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例如其倡导者之一的约翰·科布（John Cobb）就认为这种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说明各族文化都与人类文化相通，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这种特殊价值在某种条件下都可能成为有益于他种文化的普遍价值。他举例说，现代西方思想从分离和分类开始，如现代医学区分了病原体和健康细胞，将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分开，消灭不纯粹的，即摧毁病原体细菌。中国传统文化所遵循的思维方式与此不同，不是分离和纯粹，而是个体与整体的协调，是使体内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科布认为当代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虽然看来不同，其实都是“深度”相通的，任何一种深厚的文化都可以发掘出有益于他种文化的共通价值。他坚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必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

和科布一样，很多西方学者都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某些普遍价值以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世界性问题。例如最近欧洲关于“审美秩序和理性秩序”的讨论，论者认为，如果回归到“情”这个中国文化最自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加以新的创造和诠释，也许可以改变西方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现状，开启一个以审美情怀为核心的、可以提升人类精神世界的新的平台。2012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强调单凭理性推理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赞赏中国提出的“情理”的观点，认为“合情合理”（Reasonability）可以补单纯理性（Rationality）之不足。这种对他种文化同样蕴藏着普遍价值的认同和开拓，既不是以西方文化比附于中国文化，更不是相反，而是超越了“同”和“异”的一种全新、互惠、平等的跨文化对话。

总之，在后现代思潮看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历史已不再是以线性历史为先设的、有序排列的、有固定结构和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体现无限差异的、多元的开放性文本，像是随时变换的、“由点线连接编织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福柯）。这种理论显然为抵制文化的一体化、单极化和同质化，建构一个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理想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