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这一文学研究的新平台首先体现为众多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热烈探讨。谢天振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两年来已组织了多期世界文学的专栏讨论，取得了很大成绩。过去中国的世界文学概念多半是沿着歌德和马克思的定义来立论的，前者强调世界文学是各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聚合，后者强调“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由过去的“许多”形成了“一种”，即一种不同原样的、总体性的新的世界文学。时代前进了，世界文学从歌德到马克思，经历了“优秀作品总和论”和“市场联系说”的不同阶段，现在正在向“多元对话”的阶段发展。新的世界文学应不只是各种作品的孤立聚合，而是互识、互证、互补的有机的结合体；同时更不是融多种文学为一体的新的合金，而是保持和发展着各自特点，从其他文学吸取着营养，为其他文学不断作出独特贡献的各不相同的文学的总和。

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探索，从开始就有一些与上述两种定义不同的路向。其开端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首在审己，亦必知人”。“审己”，即了解自己，这显然是首要的。例如他谈到拜伦、雪莱的恶魔诗派对俄国和东欧的影响时，首先关注的是“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因此“普式庚所爱，渐去裴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指出这是“国民性之不同”使然。他指出恶魔诗派影响深远，“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这些论述都不是简单的汇总，更不是简单地“合为一体”，而是主张在汇通中保持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同时又与另一种文学发生关系并从中受益。

沿着鲁迅的思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杨周翰提出研究外国文学首先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也就是强调首先要了解自己，要有深入的文化底蕴，才能使自己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中国特色，而中国文学也才能真正进入世界。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对世界文学也有其独特的思考。早在1991年他就提出“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他指出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在这种研究视野里，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他强调“中国文学这一元素加入到国际比较文学的总体背景上去以后，原来西方人赋予的整个世界观都将应该有所变化”。他关注的是各国文学在不同特点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他的这些主张与当前对世界文学的讨论有许多吻合之处。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不遗余力地在文学实践中寻找这样的“世界性因素”，如“忏悔意识”、“恶魔意识”、“生存意识”等。这显然吸取了原来歌德和马克思定义的某些部分，但又不同于他们的定义。

我还想提到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学者在探讨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新的成绩。他们特别强调了动态和开放的心态。如张沛副教授在他的近作《文学的解放》中所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必然是“世界的”。“文学”的“客观对应物”和“意向性客体”是世界。世界不仅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而且“世界的存在具有一种发生的性质”。换言之，世界“世界着”：“世界”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自身的绽露和延异。张沛强调了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正在形成过程之中。正如陈跃红在《什么“世界”，如何“文学”》中所揭示的，世界和文学都在不断变动之中。他引巴赫金的话说，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涵义只有在与另一种涵义相遇交锋之后，才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

以上所谈，似可概括为：第一，世界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某种文学必须通过另一种文学的接受、诠释甚至变形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重要的是要以某种文化底蕴作为出发点。北京大学张辉论证说，只有跨文化、跨语言乃至跨学科的翻译与研究，才能使得原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国别文学，成为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举例说，对一个不通西班牙语的人来说，如果没有杨绛的汉语翻译，《堂吉诃德》就永远只是一个“不存在”，既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汉语翻译首先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底蕴，这大概也就是大卫·达姆罗什所说的“有多少种民族文学，就有多少种世界文学”。推而广之，也可以说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存在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第二，中国学者所讨论的世界文学并不是某种固定的客体，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不同人们对多种文学进行解读、吸取、改变和欣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对本身文化底蕴体验的深度体验，同时也体现着他对别种文化的理解和热忱。在这一点上，我颇欣赏大卫·达姆罗什所说的“世界文学不是一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方式”。《外国文学评论》的年轻编辑张锦博士在为这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中强调：文学与比较文学作为现代概念是相互确定和相互产生的，二者是处于一种动态的互相建构的状态，比较文学不再以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或关系为绝对依据，民族文学也始终开放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性文学，而世界性源于世界的自身延异（非目的论的）；就此而言，是不是可以说，现阶段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多元对话、异质互动”这一点上会合了？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把世界文学看做一个过程，那么，比较文学就是指向这一过程的途径？

总之，在这个建构性的后现代思潮所开启的平台上，过去相对孤立的国别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有机的世界文学因素，比较文学的互为主观、互为参照、双向阐发等理论不可阻挡地突破了国别文学的自我设限。正如陈跃红所说，“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实质上是在比较文学的前提和基础上，探索一条在多元化语境下国际文学生态建构的路径，以推动多元性文学价值理念和标准在世界文学生态中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这种全球化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新精神正在渗透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各个学科领域。这无疑会带来整个文学研究的重建和更新。这也正是我们提倡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根本目的。

在一个超越本质主义的后现代语境中，硬要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下什么定义，我想是不大必要也不大可能的。我们需要的是面对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更深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