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为“欧洲梦”？

什么是“欧洲梦”呢？

在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将受到修正。这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则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总之，有“生活质量”的生活，大概是指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平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之上，因而免除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同时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关系带来包容性，包容性带来安全。欧洲梦强调的是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强调生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与享受并行而不是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总之，欧洲梦追求的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扩大人类互相理解。欧洲梦被认为几乎是“第二次启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义”（idealism）去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

具体说来，欧洲梦与美国梦有以下几点显著的不同：

1.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

为了进一步探讨以上两种不同的历史状态，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J.里夫金分析了作为两个阶段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共同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来实现；网络经济则是通过每一个人为他人作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这就是现在经常提到的“互利、双赢”。推而论之，市场基于对一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一定的信任；市场是保持距离的交易，网络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市场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是通过归属（belonging）而非通过所有物（belongings）来确保财产。对网络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路径（能进入某些关系）和归属，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有竞争，但也有一定的合作性。

2.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同

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起了相应的变化。照J.里夫金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斗争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斗争是多元性的，更多围绕着保存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用以维护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网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

3.不同的理论基础

“美国梦”和“欧洲梦”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美国梦”以洛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才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第一基础为核心，这一理论在美国深得人心；而“欧洲梦”则以康德的人权思想作为哲学基础，而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在今天又进一步成为欧洲的政治理论基础。如果说欧洲和美国都把个人的绝对性看做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欧洲更重视的是精神个人主义，而美国推崇的是物质个人主义。这一差异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现代性”方面的重大差别，但却决定了非常不同的日常生活风格和情趣，并及于关于环境的看法。

4.不同的历史原因

“美国梦”和“欧洲梦”的不同还有其历史原因。二次大战可以说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分水岭，欧洲和美国由此获得完全不同的体会。欧洲体会到了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从而走向和平主义、对话理性和合作策略；而美国体会了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辉煌、领导与主宰，从而强化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竞争策略。可以说，欧洲从二战得到各种负面的经验，从而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后现代思潮。美国则从二战得到各种正面的经验，于是决心把现代性推向顶峰。尽管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潮，但与美国取得的惊人的物质和政治成功相比，却显然缺乏社会影响力。

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能启发思考，虽然他所描述的“美国梦”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而欧洲梦却仍是一种想象中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趋势。J.里夫金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框架”，欧洲梦“终结了一种历史，但它又预告了另一种历史”。

总的说来，他相信美国梦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带来昂贵的坏生活（昂贵生活不等于有质量的生活）。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意识到了，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资源以及世界人民所无法承担的，是世界消费不起的，美国本身就已经在对世界的过度剥削中预支了太多。J.里夫金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将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又缺乏效率的策略，甚至也不是对美国自己有利的策略，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多中心化的过程，虽然很可能没有谁能够彻底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全球化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共轭”现象，单边的利益最大化变得不切实际，除了引起反抗和冲突，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世界买不起美国梦，而且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梦未必是好梦，从这一点看，美国梦确实是“过时了”。

在我们看来，欧洲梦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样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欧洲梦一方面保护欧洲品质而试图抵挡同样发达的美国的“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是为了保护欧洲福利制度和既得利益而试图抵制发展中国家的“坏的”竞争方式以及不公平地对待移民问题。

事实上，移民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一百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每年迎来五十万年轻移民（这个数字相当于它的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年的德国，只有1.3%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年却有18.4%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金认为，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退；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们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忱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又靠什么与所在国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正在诞生的欧洲梦之成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欧洲人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但移民问题能否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却仍然是“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