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21世纪的大背景：文明冲突及其未来

一、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回顾及现状

（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外交政策》杂志主编。他1993年提出《文明的冲突？》，1996年发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1.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

文明和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的指称范围小一些，文化是一组共有的信念，主要由宗教信仰、情绪、情感、思想和价值、风俗习惯及其所产生的行为模式所构成。文明则是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儒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佛教五大宗教，只有佛教被多种文明所吸收，而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

文化是人所创造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比文化更大的概念。

文明的概念开始于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轴心”是指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共同历史框架，形成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由中国的孔、老、墨、法，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前628—前551）和希伯来先知，和希腊的哲学家们所代表，后来演变为多种文明。过去存在过12个主要文明，7个已不复存在（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拜占庭文明等），尚有：

中华文明：公元前1500年，甚至再上溯一千年。

日本文明：虽是中华文明的后代，但是独特文明。出现于公元100—400年间。

印度文明：公元前2000年。

伊斯兰文明：7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

西方文明：公元700—800年间遍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土著文明和非洲文明。

亨廷顿否定民族国家是为其霸权思想作准备。

2.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亚洲文明正在壮大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人口激增。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文明与权力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在第一次轴心时代，文化传播很慢，例如中国8世纪发明印刷术，11世纪有活版印刷，15世纪才传到欧洲；中国2世纪发明造纸术，7世纪传到日本，13世纪才传到欧洲；中国9世纪发明火药，14世纪才传到欧洲。

第二个轴心时代与此相反，数百年孕育了一个掌握了大部分西方技术并复兴了本土文化的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膨胀（1980年占世界人口18%，2000年占20%，预计2025年将达到30%，而且主要是青年增长极快。其发展趋势是更大现代化，却更少西方化。独立后阿拉伯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占3.5%，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占21.1%）。

1918年斯宾格勒（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谴责把历史简单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线性发展，他认为这只是西方的空洞虚构，汤因比也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只是西方“狭隘和傲慢”的错觉。这些人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或从属于它，或已消失在荒漠之中。和这些人不同，许多当代学者强调“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但大多数西方人仍然认为西方文明是普世的、最优越的。他们对非西方经济上的复兴怀着恐惧，特别是西方国家有大批非西方移民，这些非西方民族也占有最尖端的西方技术，这更使他们忧心忡忡。他们对于这种各地区各民族的“大搅拌”无法阻挡，更是无策以对。亨廷顿认为由此而产生的“文明冲突”不可能避免，于是寄希望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冀望西方文明超脱于冲突之外而得幸免。

3.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明界定的联盟。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正在聚合，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上最主要的分裂是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很多人认为未来的危险冲突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或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这是亨廷顿最根本的出发点。他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以西方为对手，他们会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对抗西方优势。亨廷顿提出未来将是中国、北朝鲜为一方，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在亨廷顿看来，克林顿与北朝鲜的协议是“一种有条件投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同意新加坡笞刑责罚美国人是无条件投降。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即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4.由文明冲突而导致的战争，其特点是：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其原因是：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新兴政治实体的强烈要求等。解决的办法主要依靠“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

7、8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中东、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统治，稳定了两个世纪。11世纪末，即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会议后发表演说，以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名，号召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会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侵略性远征。前后共8次，历时近200年（1096—1291）。这两种文明都信一神教，排斥另外的神；都用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声称自己的信仰是唯一信仰；都赋有使命感，要说服他人皈依。而以下因素更加剧了20世纪末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是：（1）人口增长，大量失业，向西方移民；（2）殖民地制度瓦解，伊斯兰复兴运动使他们建立了信心；（3）西方推广其价值体系干预其内部冲突，引起穆斯林强烈不满；（4）苏联解体使他们失去共同敌人；（5）接触混居的范围空前扩大增强了各民族的接触与自我认同。过去，从英国到美国的世界权力转移并未发生霸权战争，其原因是文化的亲和力。亨廷顿认为许多相对较小的文明断层线之间发生战争主要是伊斯兰的推动力造成的；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他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根本对立的。他作过以下的对比：

他认为中国的“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强烈反差。美、中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必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只有日本是唯一遏制的力量，但1996年民意调查哪个国家21世纪影响最大时，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的占44%，美国占30%，日本占16%。卡扎菲认为应建立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他说，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希望中国取得胜利。亨廷顿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5.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做是独特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的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战争可能性极小，但不是不可能。

亨廷顿看到以西方的“普世文明”来代替多元文化是不可能的。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达沃斯（瑞士）文明，受到社会论坛（西雅图、热拉亚、巴西）的抵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传遍世界，但人们一边喝可口可乐，一边照样炸毁美国飞机；美国消费了成百万日本车，也并未日本化；普遍的全球通讯并未形成观点和信仰的趋同，甚至恰恰相反。

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造成的根本分裂依然存在，因此不能不维持多元文明。最后的结论：西方始于20世纪初期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会持续数十年，但也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亨廷顿和21世纪的新保守派不同之处就是他看到西方的“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亨廷顿最害怕的是：“美国正面临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就是移民和他们在理论上的反映。”“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指出：“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首先还必须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制造一个“假想敌”。

总之，亨廷顿认为美国对国内不能提倡多元，对国外则必须提倡多元。因为在美国国内提倡多元文化会造成独特的美国文明的退化和瓦解，从而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在国外不推行多元，强使其他文化屈从于美国文化，则会激起其他民族的反抗，对西方和世界同样构成威胁。事实上，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得和世界一样。亨廷顿认为两者都是不可能的。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建立文化大一统的、美国文化全面覆盖的全球帝国也是不可能的。亨廷顿指出：“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进入新世纪，亨廷顿其实已经让位于新保守派，但他的文化冲突论仍然有很大影响。

（二）“文明冲突论”的发展：《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出版

写于2000年的《帝国》一书，是一种批判性的介入。由内格利（Antonio Negri，意大利Padua大学政治学教授，“红色旅”的成员。1979年以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被捕，1983年当选激进党国会议员获释，在法流亡14年，回国后被捕，2003年春获释）和哈特（Michael Hardt，Duke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合写。《帝国》一书，其基本观点是：

就在我们眼前，帝国正在生长、成形。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化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

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还在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与交换，但主权已经拥有了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帝国”。这是一个中心消解的、无边界的庞大体系，文化与经济始终处于畅通的流动贯通状态。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弱化，统治人类的重任落到超国家的帝国体制的肩上。总之是：“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

他们认为冷战结构的松动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全球化的阻力被扫除，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现。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它没有内外的区隔，在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操作，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

新帝国形成是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型，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关闭空间过渡到帝国的开放空间。“新帝国”与“旧帝国”的不同为：

1.“旧帝国”有明显的疆土界限的封闭性，“新帝国”不是由疆界而是由多层次网络所构成，它没有界限，可以无限扩大。

2.“旧帝国”把殖民地纳入主权范围，实行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有形统治，有明显的侵略性和对他种文化的毁灭性。“新帝国”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不断更新调整，于无形中进行控制。

3.“旧帝国”进行地区性管制和垄断，“新帝国”所控制的生产力没有场域，新技术很快普及全球，组成网络，只有“帝国”可以掌握全局。

4.“旧帝国”必然制造种族差异，以便分而治之。“新帝国”通过网络统治，可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

总之，新的“帝国”不是列宁说的寡头的资本主义垂死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复兴，是“超越国界、超越多国协商的唯一的主权”。美国不少人相信可以实施一种“温和的帝国主义”，公平管理全世界事务，惩恶扬善，工农、体脑、城乡的差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新的“帝国”使世界连成一气，它将管理全世界并带来和平，同时，将弱势群体连成一体，成为制约“帝国”的主体。“从后现代到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人类在新世纪将迎来大同安康还是压制束缚？未来的关键，在于帝国及其抵制力量的互动结果。”

（三）“新帝国论”——后现代新帝国主义的出现

“新帝国论”是为美国单边统治服务的霸权理论。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分叉和无序”的转型时代，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历史趋向并不明显。国际当权者不再力图维护现存体系，他们的政策基于现存体制正在解体，企图从中得到最大利益。

1.2002年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分别担任布莱尔和克林顿顾问的玻比次和库泊提出民族国家已变为市场国家，它对内不再承担公共福利，只提供法律和机会，让公民到市场去寻求利益，对外则通过一切手段保证其制度在一切地方推行。他们不断推出所谓“新帝国主义”，意思就是由后现代国家动用其国家力量以控制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制止前现代国家的互相屠杀。

3.以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21世纪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更是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的“全球性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2000年后，新保守派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控制了政权。他们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并非建立在均势而是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之上，对美国霸权的任何削弱都会导致其他国家更大程度地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塑造他们的世界。他们认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如果获得机会，就会塑造一个与目前大相径庭的国际体系。因此，必须防止在欧洲、东亚和中东出现威胁其领导地位的地区性强国。

4.克里斯托尔、卡根等：“美国新世纪计划”，中心在于维持一个“单极的21世纪”。必须“阻止新的大国竞争者出现”，“控制关键地区（欧洲、东亚、中东）”，“积极推动美国军队和战争的转型”，“控制网络空间和太空的主导权”，“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原则”。总之，“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的基础上”。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就是先发制人，以假想敌为攻击对象，重新确定“主权”的含义，主权有限论，轻视和改写国际准则，提倡所谓“后民族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