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帝国一元化相抗衡的一些新趋势
（一）埃德加·莫兰的《超全球化与发展》
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著有《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方法：思想观念》、《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最近提出“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他的主要论点有三方面：
1.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在推动技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促进了另一个全球化：它是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是未完成的，不充分的，脆弱的，但它给受压迫的人们带来了解放意识，进而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引发了非殖民化。人们认识到必须同西方帝国主义斗争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表现在“统治-解放”的双重过程中，并给这一过程带来了新的特征。
2.文化的全球化并没有使文化同质化。艺术在跨文化的大潮中创新，而跨文化相逢又激励各民族文化在其内部的独创性表达。多文化混合的结果总会重新创造出新的多样化，同时鼓励彼此沟通。例如在节奏与布鲁斯忧郁曲（rhythm and blues）相遇之后，摇滚乐（rock）在美国的白人世界里流行开来，然后传遍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演唱，并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征。今天，在北京、广东、东京、巴黎和莫斯科都可见到人们跳摇滚，以摇滚欢庆，用摇滚相互沟通。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可以用同一个节奏在同一个星球上展翅飞翔。
3.对发展的质疑。但文化全球化的误区也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发展观念。“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也就是可以“量化”。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其成功的模式便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西方社会目前的状况便成了人类历史的目标和终极目的。但这是片面的。
“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货币收入的增长）。由于仅仅以数量界定，它忽视质量，如存在的质量、协助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及生命的质量。
“发展”的逻辑忽略了经济技术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道德的和心理的迟钝：过度专业化的普及，各领域的隔绝，极端个人主义，利欲熏心，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丧失了团结互助的精神。
“发展”造成知识的专门化，以致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发达国家的专业教育确实教会人们很多知识，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
“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
“发展”当然给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技术的、医学的和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对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果是新的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
最后，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理想和目的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文明自身正在危机当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在城市的技术与工业的兴旺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而“发展”所产生的力量将把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
（二）反对“单边主义”，振兴欧洲的努力
2003年5月31日欧洲各大报刊发表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的文章《论欧洲的复兴》，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同时发表文章。他们有如下的意见：
1.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相对而言来得更加彻底，欧洲民众反对逾越政治与宗教的界限；
2.欧洲人更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保持深刻的怀疑态度；
3.欧洲人面对技术进步不是那么盲目乐观；
4.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社会团结出发的制度规范，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张在控制与减少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等。
他们认为抗衡美国的第一步就是要让欧洲振兴起来，因为中国和俄国目前还不够强大，建设“核心欧洲”是历史交给欧洲知识分子的一项伟大使命。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也参加了讨论，他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侮辱还是团结》一文，他说：
欧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潮，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凡响，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是在巴西和俄罗斯，都会是这样。……无论在欧洲和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已经醒悟过来的美国人有必要应用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以便让他们的同胞也认识到，布什把他们引上了一条歧途。
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利的顶峰，必须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有所领悟。对欧洲来说，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返，欧洲的政权也就得到一个机会与自己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这可能会有利于抛弃欧洲中心论，加快实现康德对世界内政的美好期望。（哈贝马斯、德里达）
对于欧洲的一体化当然有很多争论，但最近欧洲宪法的通过毕竟是一个好兆头。
（三）关于地球公民社会的设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有识之人已经感到了当前危机，提出了地球公民社会的设想。地球公民社会的先驱者们已创立了无疆界的人道主义医生协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以后，这方面的活动一直连续不断：
1.1999年12月，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那就是反西雅图经济技术全球化的示威。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在那里，“世界不是商品”。人们意识到，不仅须要对世界性的问题给予世界性的回答，还须要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压力并提出动议。西雅图引起了后来的多次聚会，最后变成了新生的世界公民社会论坛；从事这一运动的人，被称为“西雅图人”。
2.2001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全世界117个国家的4700名代表和12000多名非正式代表与会，各自带有许多目前看来似乎是乌托邦的诉求。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为此动用了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如法国农民领袖博维率众砸麦当劳店、烧毁了进口的转基因粮食和去年论坛期间毁掉巴西转基因试验田等）手段。会后大游行，天上一架飞机伴着下面的队伍飞行，飞机尾巴拖着一条标语：“世界不是商品。”游行者载歌载舞，代表们用各自带来的石块镶拼成一部石书，留在会议所在地，以记录公民社会的发展踪迹，中国的一块，上面写着“天下为公”。2002年，在同一地点，正式和非正式的代表加在一起有6万人，来自110个国家，其中包括1千名政界人士，法国6位现任部长、巴黎市长，总理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代表都到会了。这次大小讨论会有700个，集中在世贸、世银、转基因、社会排斥、国家的作用、经济发展与农业保护等主题上，还增添了一个文化语言多元化的主题。2003年在同一地点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规模更大，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决定2004年大会在印度举行。
3.在这期间，2001年还在巴黎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于2001年12月在法国里尔召开。为期十天的大会召集了各大陆700多名公民，代表们以极大的热忱，反复讨论，提出了一篇《人类责任宪章》草案，提出面对人类的一个全新局面，适用于所有社会和领域的这个第三支柱成为必需，以补充国际间生存依赖的现存的两个支柱：一个是《人权普遍宣言》，另一个是《联合国宪章》。责任宪章的主要精神是：承担我们的行为造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联合起来战胜无力感；承认我们的责任与各自拥有的知识与权力成正比。
总之，全球化的“帝国”统一趋势一方面激发了地球公民社会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民族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就得借助更无情的统治，其尖端就是文化原教旨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激烈冲突。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齐头并进，成了加剧人与人之间隔阂的罪魁祸首。要摆脱这一困境，人类精神须要发生一次真正的跃进，不是在技术和科学能力方面，也不只是在对复杂性的认识方面，而是指在人类的心灵中发生一种内在性的巨大提升。要建成一个社会世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霸权帝国，而是一个文明开化的联盟基础；所缺少的不是规划，也不是设计，而是能够指引道路的理论原则。这个基础和原则就是在互动认知中重新认识“他者”，重新认识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