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章写作的基本原理

越是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越要以本民族的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章学以汉语言为媒介的表达，其原理只能从民族文化的文章实践中加以概括。

在人文学科中，原理的概括，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整体性、概率性的描述。文章问题亦不例外。由于写作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理无法用数据和公式作精确的描述。从不同的角度、方位着眼，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结论的内容相同，但使用的语言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表述模式。现代文章学科门类日趋稠密，兼收并蓄，“博采”诸科，概念不断衍生，内容不断膨胀，造成了烦琐化倾向，需要简明的概念界定和精炼的理论陈述。原理实为一种概称，犹如圆周率可称“周三径一”一样，就其概观而言，不可能十分精确。

这里，我们把文章原理概括为通变、达意、异合、密值四个方面。通变以适时，达意以适事，异合以适体，密值以适言。

一、通变原理

通变为的是适时，为的是弃旧以图新。通变的思想早已出现在《易经》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实现革新的哲学基础。“易”字本身就含了“变”、“新”的意思。《彖传》表达了“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动静不失其时”的思想，《系辞上》则明确提出了“变而通之以尽利”的主张。

受《易》变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论推崇变通。从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到袁中道“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从萧子显“在乎文章，弥患凡旧”到章学诚“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都强调了文章的“新变”、“知时”问题。前人论述唐代文章时，说过这样的话：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远，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狐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

任何文体，都会程度不同地通变以适时势。其间，有大变与小变之别，突变与渐变之别，明变与隐变之别。通变的过程，即是继承与创新交替的过程。于是，一定时期会出现作为主流形式的体式，或某一体式在特定的时期会获得显著的成就。

这里所说的通变，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宏观上，文章适应时代而变化；一是指微观上，具体的写法也要寻求变化。比方说，文章时风，表现在宏观上；而词语的更替，则表现在微观上。从甲骨文到现代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演变的大趋势，就是文章整体结构从单一走向丰富，从简朴走向繁荣。其中，包括对文章现象的认识，也是由简至繁，由浅入深。比方说，就文学的特点而言，《典论·论文》用一个“丽”字来概括，《文赋》用“绮靡”两个字相涵盖。《易经》的文字简洁冲玄，《春秋》的叙述简严不繁。后世的论著史书相比之下，数量大得多。这里，有语言发展、词汇丰富问题，也有思想完善和文体扩衍问题。范文澜在讨论诗歌体式的变化时，注意到字数变化与表义简繁的关系：“一句五言诗是两句四言诗的省约，一句七言诗是两句五言诗的省约。文句由繁趋简，含义由简趋繁。”所谓趋繁，意味着风格、体裁、表达方式均表现出多样化趋势。

每一时代文化上的通变，都包含着价值体系的分蘖和重构。礼崩乐毁，纲解纬散，实质上体现着旧价值体系的解体，新思想的萌动生发。不管什么样的盈缩消长，都离不开时代的需要，离不开人的具体文化行为的需要。即使实用文章的体式，也不能一成不变。“依样葫芦”是对千篇一律的行政文书的批评。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陆机《文赋》说：“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如对材料的剪裁取舍，要根据具体需要灵活变化，详略疏密配合默契，使之情理圆合，曲尽其妙。

现代社会，文章变化的节奏更快。如新闻写作，已不满足于直露的、单调的、现时的消息，于是就有了通讯、特写、述评、访问记、深度报道、报告文学、新闻小说等多种多样的体裁，表达的形式、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基于数字化、网络化的电子传媒的崛起，实现了文章表现方式与传播的科技化，从而加速了文章演变的进程。摄影小说，电视散文，多媒体网络文学之类，是传媒现代化的产物。电脑操作和网络查寻，使修改、复制变得十分便捷。网上的作品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具有永远的可修改性。“接龙小说”，删改和续写也是当下进行的。这些都是古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当然，变中有正值，也有负值。不能说“新”等于“好”, “变”等于“进”。有通变，也有畸变。通变则文盛，畸变则文衰。有“新怪”, “新魔”, “新枷锁”，有“畸变”, “蜕变”, “衰变”, “变异”。本来，语言艺术形象是间接的，隐匿在文字符号中，读者通过表象、联想、想象等中介环节获取间接形象。可是，画、光、声、色、像等直观、具象的展示，消解了文学的隐蔽性和丰富性，使之不再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趣。网络写作中，文体形式混乱化，文本结构零散化，语言表达随意化，会对文章的发展和演变产生无法预估的负面效应。电脑文字处理提供现成的文本样式和页面格式，提供选择的句式和同义词库，甚至还提供情景、情节、理念等思维模块，这样会无形中弱化人脑的记忆、思维、创新能力。讲实利，实惠，实用，会压抑人的想象力，泯灭诗性智慧与人文情怀。分工的日趋细密，专业化，行业化，技术化，会使活生生的人变成“单面人”。在人性和机械性的较量中，生命精神会日趋消减。随着传统的写作方式、作品传播方式的渐次消退，写作者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上的急功近利和猎奇好异心态与日俱增，工具理性日趋膨胀，而人文关怀则日趋减少。

因此，我们对网络文章传播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探讨上，还应该提升到理论层面的概括和总结上，以求变革旧有的写作理论，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实践。同时，需要分析研究网络写作造成的冲击和带来的消极影响，切实解决科技理性膨胀与人文精神失衡的问题。

二、达意原理

达意原则为的是适事。“辞达而已矣”的圣训，概述了文章写作的一条基本原理。司马光的文章观是“其明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清代程廷祚在圣训的基础上，提出“以诚为本，在达为用”思想主张。无论什么类型的文章，都需要“达意”，无“意”的文字，构不成文章。“达”的目的，在于适事，即“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事而已”。

文章有特定意图，即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意图需要特定内容表现。特定内容构成了特定的“意”。表达的目的，就在于将“意”显示出来。其间，存在着特定语境问题，即表达者要考虑背景语境，也要考虑现场语境。达意，既要使意图与内容相称，也要使意图与语境相称。这两个方面的相称，才能使文章适应特定的表达需要，我们简称为适事。区分内容的有效与无效，就要从意图、内容、语境的适应度来衡量，而无法从法言符号自身来衡量。语境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分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内部语境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外部语境指存在于语言片段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两方面都是文意适应度所需考虑的。王若虚在《文辨》中提出了“唯适其宜”的命题，可以看做是达意原理的注脚。根据《隋书·李谔传》记载，开皇四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上奏的文表因为文辞华艳，结果被当局治罪。明初时，朱元璋的大臣茹太素，因为奏章写得太长，不切要务，被打了板子。用刑罚的方式来处理文字不当的问题，显然有失公道。但就应用文章自身而言，需要写得简明而得体。任何语词都是在一定语境下起作用的，发挥语词功能的关键是应该与语境相称。

达意问题不只是作者如何表达的问题，还涉及如何顾及读者的问题。例如，要考虑接受对象的需要和背景。一个科学家，要写一篇介绍某科技问题的文章，那么，这文章是学术交流，还是普及常识，是科技情报，还是科技开发，所选内容、表达方式等就不全一样。用语上要合乎传接位置，语调上要合乎双方的关系。一封信，写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措词和口气。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使得人群呈现出不同的职业层、行业层、知识层、专业层。文章写给什么人看的，要考虑对方的年龄、程度、职业、专业等诸多因素。实用文章以平实准确为本色，不可侈丽夸饰，踵事增华。

写作构思中多遍的反演，其实为的是达意。所谓反演，就是反复的琢磨、思量、推敲。“肆口而成”, “随心而发”的现象不具备普遍性。由于诗歌类作品小巧玲珑，有时可借助灵感，可以超离反演的常规。但大多数文章写作，并非灵感式的表达。在常规的文章写作中，反演现象存在三种形式：一是腹稿之反演。打腹稿与文字表达不同，因内部语言不全是流线型的，而是断续式的，反复式的。一遍一遍地想，翻来覆去地想。这便是石涛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 “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腹稿反演往往无固定程序。如后面的没想完，又回到前面去，表现出一种无定迹琢磨的特征。二是纲目之反演。纲目反演，大多适用于长文的文章。纲目写出来后，便进入推敲的过程。一级纲目下，需要有二级纲目，二级下又有三级、四级。每级中写什么内容，分几个层次，用哪些材料之类，也需要反复地思考，反复地调整。通过这种反演，就有了比较明确和固定的程序。三是修改之反演。修改中涉及观点的订正，主题的改变，结构的调整，材料的增删，语言的润色，等等，同样需要反复地斟酌，思量，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敲定的。

文思展开的过程，是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其间包含了有机的、复合的生长机制。思维的条理、有序，思想的严整、规范，需要在反演中逐步实现。反演实质上是一种表达意义上的调试，在调试中将非联系的资讯、问题，变成相关、联系的整体，将非系统的问题组织成系统问题。它指向内容和形式的双重优化，包括基调的寻找，坐标的制定；信息的剥离与优选，内容的分解与衔接；部件的改变、移位与联结；关联点的发现与沟通；意元块的分类和排序；黏合语、中介段的敲定；表达方式、技巧的采用；弥合行文中的缺漏，填塞隙缝，等等。反演过程中，既在吸纳，又在排除；既要考虑逻辑导向因素，又要考虑随机耦合因素；既要螺旋地上升、重复，又要避开分叉因素的干扰。它不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通过多次调试，才能实现最终的构筑。

反演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达意。在反复调试中解决了“言不逮意”的问题，便意味着文与意之间的有机契合。

三、异合原理

所谓异合，就部件与部件的关系，部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异则合媾，合则体成。只有通过异质组合，才能实现和谐的结构体制。

任何系统的形成，都在于相关部件的联系性。能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看部件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系统中的部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要体现出系统的整体功能。“系统质”体现了事物整体的、内在的规定性，它由系统内诸要素相互作用构成。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将分形组成整体，如何消除无效内容以及无效形体，如何由支离破碎走向丰盈饱满、浑圆无碍，如何获得有活力的耗散结构。

系统结构发挥功能，关键在于异质的和合汇通。整体和谐，绝非同一因素的叠加，而恰恰是矛盾、对立因素的组合。异质的事物，才能组成具有协调功能的整体结构。阴阳是异质事物的抽象概括。阴阳相合才能造成有机生长的动力机制。而单一的阴或阳是无法构成整体功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和”中包含矛盾、对立构成的置衡状态和制约机制。晏子与齐侯的一段对话就典型地反映了置衡、制约及纠偏、补过的思想。齐侯问：“和与同异乎？”晏子做了这样的回答：“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炬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晏子用厨师调羹来比附说明系统构成的差异、多样，系统运作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克制、对立而又协作的道理。正是因为有疾徐、刚柔等对立面之间的“相济”，才会有对立置衡和对立补救，从而造成有机的和谐。在晏子看来，政治和谐，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唯唯诺诺，而是相互之间要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错误，并予以及时纠正。换言之，善于运用是非判断代替唯命是从，这才算做真正的“和”。晏子“献否献可”的主张深刻地体现了对立互补、辩证和谐的思想。它与毕达哥拉斯对立构成和谐，赫拉克利特和谐存在于张力之中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文章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了多样、异彩的内涵。文章的各部件，总是在相关、联系中实现结构功能。古人常用“错彩镂金”来评文，指的正是异质材料的搭配与组合。《礼记·乐记》中早有“五色成文而不乱”的说法。不乱，就是和谐，自然，有序。李梦阳《论学》中说：“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者也。”“错理以成章”即是异彩纷呈，即是我们这里说的“异合”。同型、同性、同质的事物组合，没有多样性，没有差异性，没有兼容互补性，难以实现互动和增殖的效应。李氏为说明其中道理，还以《涣》卦的风行水上作比，说明“物之生敛有先后，而无弃遗者，变化之渐也”。风行水上，“生”与“敛”错落有序，波涛迭出而不穷，正体现了阴阳化生的气象。倘若“齐生而概敛，则其功不普”。文章的要道在于“化生”，而要防止的则是“化极”。“化极”就是单一，就是机械，就是死滞。所以李氏说：“化极而不生不敛，则萌者始枯，实者始槁，斯倾者覆者也，非变化之罪也。”李氏对文章中的异质组合认识相当清楚。他说：“且士之文也，犹医之脉，脉之濡弱紧数迟缓，相似而实不同”, “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这是十分有见地的认识。这种异质组合，涉及文章的思维方式、结构安排、材料组辑、语言使用等多方面。沈约等人的声律规则，也是一种异合思想的运用，只不过“前有浮声，后有切响”、“音韵尽殊，轻重悉异”, “宫羽之变，低昂互节”诸说，就语言声调的组合问题而言罢了。

异质和合，才能实现生克制化，才能实现和谐统一。音乐是异质合协以成和谐的典范，因而古人讲异合问题时，便以音乐作为形象的例证。王通在《中说·立命》中说：“不学乐，无以知和。”就是说，如果不学音乐，就不知道“合”以求“和”的问题。李梦阳《论学》中同样强调“中和者，气之最也”。陆机《文赋》中有这样两句话，一句说“音声之迭代”，一句说“五色之相宣”。这两句话说明，文章需要从听觉和视觉都造成异质因素的交互配合，给人错落有致的美感。文论家将文章中的矛盾、对立因素，同样借用阴阳的概念来表达。刘勰《文心雕龙》对文章的异质组合问题有着较为充分的论述。他在《附会》篇中说的“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在《才略》篇中说的“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即是用阴阳概念、对立范畴来解释异质部件的组织协调。在他看来，文章需要整体的和谐，同要素叠加不能造成和谐，只有异质事物才能造成和谐，这就是《声律》篇中所说的“异音相从谓之和”, “响在彼弦，乃得克谐”。这里的“异”，应当说指所有对立、矛盾范畴，包括内容上差异，也包括形式上的差异。布局上的虚实，表达上的明暗，声调上的起伏，节奏上的顿挫，等等，都可以看做是阴阳互动，异质合构。异质的问题，既排斥又牵引，既对立又相合，既矛盾又统一，既差异又平衡。这就是“物虽胡越，合则肝胆”的合构妙用。姚鼐一生潜心研究文章义法，是继刘勰后，最能体会到异质组合重要性的文论家之一。他在《海愚诗钞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异质相克而又相生，阴阳相悖而不相害，才构成了世界的丰富多彩。文与此无异。不同内容，不同质料，不同语素，不同修辞，经过有机合构，就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和谐的文章。如格律诗，上下相关，左右相随，正反相合，前后相应，成双成对，语不孤立，才构成了其体式的整体有序。

异合的思想，在西文文论中同样见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讲的悲剧的“突转”和“发现”，其实就是情节上的异合，动态上的转换。它如同音节中的调值骤变，给人一种震惊和刺激。单一的同调重复，接受者必然陷入“审美疲劳”，失去兴趣。雨果发现了小说中的异合现象，认为“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而“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意思很明显，同质的材料难以撞出火花，而异质材料才能碰出声色。法国小说家乔治·桑说过：“差异就是艺术的目的。”尼采这样认为：“假如我们不仅达到逻辑的判断，而且达到直觉的直接确定，认为艺术的不断发展，与梦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索尼斯这两类型有关，正如生育有赖于雌雄两性，在持续的斗争中，只是间或和解；那么，我们对于美学将大有贡献。”直到20世纪波兰文学理论家罗曼·英伽登，认定作品本身是由异质且互相关联的多层次结构所构成。

异合机理告诉我们，文章写作要防止同一内容的重复，防止同性材料的堆砌，防止同型语句的缠绕。“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五色”, “八音”，意味着广求博征，摭采诸事，折合异同，追求和谐。这如同人的躯体中，耳从两边听，牙从上下合，臂可左右回旋，脚能前后移动，从而避免了“同一”、“平面”形态，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异合，追求的是活性，是生机，是张力，是生命力。它打破了语言在能指、所指上的单一对应关系，寻求异质因素、对立因素所构成的牵引力，走出线性流程和平面巡行，寻求异质张力与立体功能。词语的丰富，平仄的转换，声调的抑扬，手法上的虚实，表现上的开合等等，正是异合的具体表现。对联与格律诗中的“合掌”之所以是一病，是因为上下联雷同，无法实现异质因素的叠加组合。相互矛盾、对立的内容，在独特视角领域的组合，实现阴阳相生、虚实互补而新奇始出，从而引起接受者的观感交合意义上的心理冲动。

四、密值原理

密值原理就内容量与文字量的关系而言。就是作者针对特定的表意目的，实现表达上的“适言”的问题。

文章中言多而意少，辞浮而情匮，属于空话连篇的虚值现象。这种现象空耗精力，浪费纸张，属于一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消磨。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厌恶。于是，文论家们主张“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吴讷）。谓无冗字者，可谓达到了极值。极值原理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以最少的材料、最经济的形式达到最大的容量。这个原理，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目标，成为生产领域人们追求的理想境地。在文字的传输中，极值原理是存在的。当然，极值原理只在特定的表达中使用，如“电报文”，实用性“短信”，就是用最简略的文字表达意思，它不考虑文法、生动、连贯等因素。古文接近极值原理，但不是绝对的极值。因为它事实上已考虑到阅读的顺口通畅因素，还考虑到语气、节奏因素。“之乎者也”的虚辞虽然没有实义，但能起到舒缓语气和划分句式的作用，因为古文大多情况下没有标点符号。

密值原理来自对极值原理的改造。刘勰讨论文章的繁简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就是“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删，乃知其密”。就是说，只要有能去掉而不影响表意的文字存在，说明文章是松疏的；而当字不能再删，删掉会影响表意，那么文章才算密集精练了。我们这里说的密值原理，正是这个意思的浓缩。所谓密值，就是允许一些虚词虚语的存在。从表意功能看，有些词语、句式确实没有实义，但从文章结构看，却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或起着启示、过渡、联结的作用，或起着语气、修饰、铺垫的作用。文章毕竟不是电报，不能写成纲目式，提要式，不能是关键词的堆积，不能去掉血肉而呈现出几条干巴巴的筋骨。写作中的修改、提炼，其实质是向表意的密值化目标移动。古代文论大多反对文章中存在的思想繁杂与语言繁杂现象。刘勰提出的解决繁杂的方式，就是熔裁。熔是思想的提炼，裁是语辞的剪裁。《熔裁》篇所说的“善删者字去而意留”，指的正是表意的密值化，即用最少的文字，力所能及地表达更多的内容。

语句太简略，太单调，自然会影响表意的完整性，弄不好还容易产生歧义。我们来分析一下古代产生歧义的两个著名例证。一个叫“穿井得一人”。说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家没有井，只好用一个人力外出打水。后来开凿了井，就告诉别人：“吾穿井得一人。”有人听到后，就传成“丁氏穿井得一人”。宋国国君听到了，叫人去丁家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另一个是《韩非子·外储》中所记的“夔一足”故事。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夔只有一个足，这可信吗？”孔子回答说：“夔是一个人，怎么能一个足呢？这个人并没有其他异常处，只是精通声律。尧说过 ‘夔一个人就足够了’，并不是有一只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就是因为此类用语过于简单，语意不明，给接收者留下了歧解的余地。古代限于书写条件，文字不能展开，表意受到一定的限制。如“黄帝四面”，本身语义不明，无怪乎出现解读上的差异。

就一般文章而言，除了注意表达的自然顺口、连贯通畅、节奏起伏等语言因素之外，还要注意准确性问题。要做到表意的完整清晰，就需要丰富句子的附加成分。现代文不屑说，即使古文句式，过于省字也会造成不通畅的现象。比方说，刘柳之《荐周续之表》“虽汾阳之举，辍驾于时限，明扬之旨，潜感于穷谷矣”，采用的是“虽……而……”的句式，但作者为求新奇，在“明扬之旨”前省去了“而”字，以致念下来文理不通，语气不畅。20世纪大唱样板戏的岁月，有人提议，将《智取威虎山》中常宝“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的唱词，改为“白天打猎在山上，夜晚父女各想娘”，流为笑话。因为这样改动，一则语句不符合唱腔需要；二是破坏了“互文见义”的修辞格。可见，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有一个可读、引人、形象的问题，有一个意境、音调、语气、节奏的问题，不能唯简是从。

因其如此，书面表达要做到极值是困难的。中国古人希望的“意则期多，字唯求少”，巴尔扎克说的“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确有追求极值的愿望，但极值化事实上也是没必要的。我们应尽可能用较经济的文字形式表达相关内容，以达到理想的表达效果。密值原理就是指考虑到表达效果，用较经济的文字形式表达相关内容。这正是马赫“思维经济原则”在文字表达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