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章的缘起与特性

一、文章的概念与缘起

从人类文化史程看，文章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形态，一种精神文明的载体形式，一种心灵程式化的编码体系，标志着最完整的精神文化建构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化的信史揭开了神奇而多彩的扉页。

“文章”一词，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概念。在讨论文章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说明一下文章的概念。按照现代汉语的意思，文章指的是独成篇章的、能够表达相对完整内容的文本结构。一篇完整的文章，需要具备主题、材料、结构、语言四个要素。

也就是说，现代语境下的“文章”，需要如上图中所示“ZCJY”四个要素。

在说明现代文章概念后，我们再来说明“文章”概念的历史发展情况。“文章”原初是指“花纹”、“文采”、“采饰”等意思。《说文》这样解释：“文，错画也”,“彩，文章也”。《周礼·考工记》从人工的建筑、装饰角度出发，对“文”与“章”的解释更为具体：

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意思是说，青色与红色交织的彩纹叫做“文”，红色与白色交织的彩纹叫做“章”。当然，“文章”并不局限于青、白、红这三种颜色，而是泛指色彩斑斓。《楚辞·九章·橘颂》中的“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即是最为典型的例证。白居易《新乐府·缭绫》中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的句子，其“文章”之意显然与《橘颂》中的“文章”意同，都是指文采斑斓的意思。

“文章”表面的意思是“华美”，蕴涵了“复杂”、“多样”、“组织”的意思。《易·系辞下》中说：“物相杂，故曰文。”从中可见，“文”意味着多样杂聚，不是单一、单纯事物的叠加。《说卦》中说：“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里说的“章”，是斐然成章，它是在对立因素相杂相错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化，使之成为有序的结构。“文章”一词中的“学问”、“文藻”、“文书”等意，是由“文采”之意引申而来的。《论语·公冶长》中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指的是学问、见识之类的意思。《史记·儒林列传》“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则指文辞、言论。刘勰所说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文本存在的文章。而作为文本的文章，恰恰体现着大千世界纹彩构成的“复杂”、“多样”、“组织”等的内涵。这种内涵的赋予，极富于结构学意义。

文章产生的前因是文字的成熟与应用。文字产生之后，文章便开始萌芽。简单的文字记述，还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文章。如甲骨卜辞和钟鼎铭文，还不能称文章，但它们确是文章的雏形。后世的文章，就是在这些简单的文字片段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心雕龙·练字》中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唐人有这样的说法：“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如果没有文字，言无以寄形，就不会有文章。早生的文字是文明古国的表征。文字悠久，才使中国成为泱泱的文章大国。这就使得人们讨论文章缘起时，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文字。正如刘师培所言：“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

文字符号只有在保存和传递信息的情况下，才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点，《说文解字·序》讲得十分清楚：“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文章作为文字的结构化形式，自然同样缘起于信息贮存和传递的需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令人费解的是，在现代文章学研究领域，有学者依据艺术缘起理论中的“劳动说”，认定“文章，同文学艺术一样，自然也起源于劳动”。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各有所见，“劳动说”仅属其一。单就口号性歌调而言，在原始人以歌协调动作，歌调便与体力劳动有关联。但其他艺术，则未必尽然。至于文章，以文字为工具，以心智为动源，应当说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其实，只要了解“文章起源于劳动”之说产生的年代，也不费解，因为它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回声。按特定意识形态来框套文章起源的论点，实不足取，亦无须细加辩驳。

文字与文章，作为文明的标志，以保存和传递信息为主要功能，以实用为基本目标。这一点，在古老的文献记述中，明确无疑。文字产生之前，人们用口语传递信息，用实物载识信息。我国先民用实物载识信息的方式，就是结绳记事。《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口语传播只能在有限的时空内进行，而结绳记事这种实物标志的方式，不能清楚地传递信息，更不能完整地表达意思。文字的产生，则从根本上突破了信息传递中的时空局限。当然，从实物标记到文字萌生，有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绘画是早期另一种信息传递的形式。原始社会的岩画，往往代表某种特定意思。它是文字的前身，故中国古人常谓“书画同源”。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和八卦，就是从画至字的中间环节。

苏联文字史专家B.A．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中描述了文字萌生、演变的逻辑顺序：句意字→表词字→词素字→表音字→音素字。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八卦，实质便是没有语言中介的“句意字”，包含了人对世界的认识或解释，可以看成约定俗成的抽象符号，也可以看做是原始表意的写作图式。维柯在《新科学》中说：“最初的各民族用诗性文字来思想，用寓言故事来说话，用形象文字来书写。”刻画记事，是建立表意符号的初步尝试。到了八卦，已经可以看成是表意符号的前身了。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把“作易八卦，以垂宪象”作为文字的先声。八卦产生的目的，就在以符号形式来传达某种意思。卦爻试图通过“依类象形”，即通过对物象的形象抽取，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符号模式，来表达抽象的理念，这就是所谓的“立象尽意”。取象获得大量表示象形的“文”, “文”衍生出了各类组合型的“字”，字是音的符号形式，有了语言的中介，表意功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可见，八卦是程式化、简化了的图画，是尚未进入音符形式的文字，故称做文字的前身并不为过。如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易·系辞下》中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阳爻（—）和阴爻（——），本身是观物取象的结果。从“远取诸物”的角度看，阳爻代表了天（浑然一体），阴爻代表了地（江河分地为两半）；从“近取诸物”的角度看，阳爻代表了男性器官，阴爻代表了女性器官。这种“象”，实质上是表示“句意”的画向“表音”的文字之间的过渡形式。汉字的发生，正如维柯所说：“几乎所有的字都是从自然事物来的隐喻，这种隐喻是按照自然事物的自然特性以及感觉效果来形成的。”“字”的本义是孕育，滋生。许慎讲的“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则谓之字”, “字者，言孳乳而多浸者也”，指的大概就是由“表象”到“表词”的分解过渡。汉字作为象征形文字，产生的原理与卦象的原理一致，只不过文字开始和语音相联系而已。“天地水火”四字，就是从卦象中发展出来的。

汉字是仍然活着的古老文字，几经演变，沿用至今。而很多古文字，如玛雅文字、埃及图画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等，则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而汉字还“活着”。汉字的造字六法，从名称含义中已经隐约地透露了文章的表达方式。造字六法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是描绘、勾勒形象，隐含了我们现在说的“描写”式表达；“指事”是强调某部分，隐含了“记叙”的方式；“会意”即两形相合，表示一个新意，隐含了“议论”方式；“形声”是表形与表声的两部件结合，隐含了“抒情”方式；“转注”是转相注解，隐含了“说明”方式；“假借”为借用其形，隐含了“比附”—— 一种辅助性的表达方式。比附就是用以打比方，目的在于将抽象的事物说得浅显、明白一些。这种设喻以求明的方式，可包含在前五种方式中。我们现在将它作为修辞的手法看待，不作为表达方式。因其使用频率高，所以早在造字、用字的方式中就包括了进去。将字式与文式相联系，虽然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的痕迹，但不可否认，字法与文法有内在联系。古人造字时，本身就蕴寓了表达相关对象的动机与企求。

文字的产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史前是远古洪荒的时代，史后则是文明不断累积、升华的时代。《文心雕龙·原道》中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三坟》失传，不得而知。甲骨文产生于殷商，零星表意，无主题观念，也无完整篇章。因为甲骨文是零星的片段的文字，钟鼎铭文还没有标题及完整的结构，可以看做文章的雏形。先秦保存下来的经典文献，是最早的文章。颜之推讨论文体问题时，提出了“文章源出五经”的论断，代表了一般学者的看法。《尚书》中的诰、命、誓始有主题，篇章形态开始出现，标志着文章的成熟。

二、书面语传播的文化意义

从一定的意义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信息传递的历史，是信息淘汰与增殖的历史。从这一视界出发，我们需要从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过程来寻找文章的价值和意义。

书面语在人类信息传播历程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文章为书面语言的组合。书面语又以口语为前提，没有语音符号为基础和依托，文字的表义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

在说明书面语的功能前，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口语的功能及其缺陷。口语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口语产生于何时，没有定论，事实上也不存在口语产生的确切年代。因为口语从发生到完善，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没有划分的明显标志。应当说，在系统的语言机制出现以前，类似低等动物的信号性语音，自然已经存在。古人类学研究表明，大约3.6万年前，人类已有音节分明的语言。距今1万年前，人类语言已经发展到类似当今的语言结构。自从人类脱离低等动物，进入人类社会，语言就成为这个社会结构中的黏合剂。有人曾把社会比做建筑物，而把语言比做混凝土。人类用语言传递信息，超越了低等动物用叫声传递信号的阶段，意味着人之为人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能说话是人的标志。关于这一点，早在亚里士多德，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亚氏认为人是语言的生物，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他能够开口说话。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发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说人不同于动植物的特点是有语言，能连接时间，并把经验代代相传，创造出叠加的文化成果。他甚至把“能连接时间”看成是人的本质特点。

系统的口语，意味着使用系统的语音符号。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是符号系统的应用。书面语是口语的符号化形式，开端于文字孕育和分蘖时期，约在距今4000年前的一个历史阶段。

文字符号产生之前，人类主要使用口语交流信息。口语的局限性很大，只能是面对面地交流，距离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无法交流；只能进行即时性的交流，一旦时过境迁，语音所携带的信息也随之消失殆尽。鉴于口语交流的不便与局限，古代的人便借助实物来记载某事或传达某种意思，如以结绳来记事，以堆石做标记，以立竿表述行动路线，以烽火、狼烟来传输军事情报等等。但实物标识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于是，就有了以文字符号来表意的书面语。书面语的优越性，正在于弥补了口语与实物载识的缺陷，使得信息传播突破时空限制，人类思维能力实现了由第一信号系统到第二信号系统的飞跃。

用文字符号记言、记事，传输信息，表达思想，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使用物体符号要优越得多。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所谓远方不仅指扩张距离，而首先是指持续、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话和听话只发生在近处和现在，但通过文字则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还没有生出来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几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其说当是。但他的说法，还比不上我国古人之言简洁明达：

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朝；

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

“千载共朝”指跨越时间界限，“万里对面”指跨越空间界限。王充《论衡·自纪》中说：“文由语也”, “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张怀瓘《书断》中说：“著明万事，记往知来。”书面语可将信息单线式地传递给他人，也可辐射式地传向众人。文字信息的贮存，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传播。“藏之名山”是方式，“传诸其人”是目的。目的在让人阅读，接收。

书面语同时对人类的思维完善起到推动作用。语言和文字的发展，本身体现着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表达的深度体现着思维的深度，表达的极限体现着心灵的极限。文字成熟与应用的前提则是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与口头语言体系的形成。反过来，语言的完善，文字的应用，又推动着人类的思维能力走向严密和深化。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说“主要”，意味着不是唯一的。过去，人们认定思维离不开语言。后来的研究证明，借用符号、形象、数字等非语言因素思维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语言因素在思维中的作用比非语言因素要大得多。书面语有条理，有层次，逻辑性强，简洁明快，便于思维。正如焦竑《文坛列俎序》中所言：“言者心之变，而文其精者也。”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从口语到书面语，其功能都是有限的。我们传统的文字崇拜观念，把文字看得过于神圣，没有认识到它的缺陷。汉字在历史发展中被神秘化。中国人有文字崇拜的心态。《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龙乃潜藏。”汉字的产生，固然以信息处理为根本目的，但同时也与当时的巫术操作、神鬼迷信、谶纬意识、文字崇拜等习俗、观念不可分割。民间至今还有敬惜字纸、以字避邪的习俗。字画、对联、匾额用以驱邪祛病。拆字是占卜的一种形式。纬书中的符谶图箓，钩命占候，往往用到拆字、组字的方式。如《古微书》中有谶语：“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卯金刀”合之为“刘”（劉）, “禾子”合之为“季”，意为刘邦当有天下。中国的神秘文化中，以为文字可以勘破天机，预知未来。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要相对理性一些。据说苏格拉底宁可选用口授，也不愿使用书面文字，就是基于对文字的不信任。柏拉图有个比喻，说文字只是个小孩子的发明，意在说明文字属于缺陷严重的外在符号。事实上，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不过是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表征符号与其所代表的概念，难以达到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人们之间的许多争论，固然有观念、思想、主张的差异，但也不乏由于语言赋义的差异、概念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赫尔岑曾感叹道：“哲学家和浪漫派作家用的是同一种词语，可是意思都各有所指，而且他们还谈个不休哩！”人们往往是执著地紧盯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然后用语言体系来塑造这一目标，却忽略了语言自身的复杂性、多向性和歧义性。中国古人虽然发现了诗语的多解性，也发现了言不尽意的奥秘，但他们更多地相信在经典文献的文字里，存在一个先验的潜在结构。关键在于能否将这个潜在的结构正确地解释出来。现代学科的发展，才较深入地揭示了语言在表义上的缺陷性，这对于执著于语言文字的思想观念来说，是一剂良药。

三、文章的特性

在说明了文章的概念、缘起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文章的特性。需要说明的是，依据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观点解释文章特性的做法不足取。文章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用特定的政治、意识或政策，难以揭示其自身的属性。说文章是属于一定阶级或政治，如“文革”间流行的“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是不存在的”；或说文章不属于一定阶级或政治，如梁实秋的“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区别”，都不能成立。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已超出文学、文章学的范畴，事实上不具备学术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文章特性问题，就宏观现象而言，需在与其他传播媒介形式所具有的特性的比较中得出。文章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本的符号性。

文本是一种符号化的信息载体形式。就是说，文章是一种运载信息的工具，这种工具不是实物，而是文字符号组成的文本。文字出现以前，人们主要依靠口语和实物标志来运载信息。口语只能进行面对面的、即时的信息传输，无法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物体标志则是将实体物质赋予某种特定的含义，如渔猎活动中用“堆石”、“立竿”标明方位、地点，战争中用“烽火”、“狼烟”传递有关的军事情报，生活中使用“结绳”的方式来“记事”等等。这些手段和方式在传输信息、表达意思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发明了文字，逐步完善了文字符号系统，于是使用书面语言来传递信息。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人类文化创造的本质特征是符号系统的应用。低级动物和某些灵长类动物，虽然程度不同地可以使用信号来传递某种信息，但不能使用符号，更不能运用符号系统。信号和符号不同。信号只能处理零星的信息，而符号却能处理整体系统的信息、概念和思想；信号只是某种生物性的存在，而符号则具有文化功能；信号不能超越表象和感觉，符号则能超越表象和感觉。正因如此，符号系统才为人类所特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才把人定义为符号化的动物。

第二，制作的智能性。

文章作为一种智能化的文本结构形态，整体上列入精神文化形态，其生产过程以智能运用为基本特征。无论传输一种外在的信息，还是表达一种内在的思想，一旦通过文字符号编码组织出完整的文章，就意味着一种精神文化的成品。任何精神文化的生产，总是离不开思维、心智活动。就表达而言，写作是一种思维外化的活动，即把大脑中的思维内容外化为可见的文字形式，实现由思维向文本的转化。文章的结构模式来自作者相应的思维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把文字符号称为心灵的符号。文字符号排列得成功与否，不取决于作者的体力程度，而取决于作者的思维能力，取决于作者深层心理结构的丰富、充实与深刻的程度。

因此，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写作活动，同物质生产有着明显的不同。文章写作，从取事立意，到运思谋篇，无一不是复杂而精细的脑力劳动。即使最简单的写作，也不能排除心理因素和思维机制。于是，“知识多”与“写得好”就不是一回事。陆机在《文赋》中说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知识是写作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写作是一种能力、技巧，只有凝固的知识而缺乏能力和技巧，同样写不好文章。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的才情禀赋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敏锐而深刻的感受能力，就写不出深刻的作品；没有逼真而细腻的情感体验，就写不出动人的作品。所谓“灵感”，所谓“悟性”，都指作者思维结构中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有时候还包含了潜意识的“心领神会”，它不同于逻辑、理性和纯知识体系。

第三，传播的动态性。

文章功能的发挥过程，属于动态化的传播、解读、接收的过程，需要经历多环节、多渠道才能完成。在写作活动中，除了心智、思维的特征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行为操作贯穿其间。在写作过程中，精神的运用虽然重要，但精神活动和思维活动必须以行为操作为其前提条件和实现途径。在正式写作之前，需要收集相关材料。收集材料的过程，自然是行为操作的过程。其间不乏调查、采访、寻找、翻阅等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无论是采用笔写，还是使用键盘输入，都是依靠一种行为动作来完成文本制作。这些都是带有劳动性的操作行为。等到完成了文本，需要印刷、传输、发送，这同样需要行为活动去完成。

特别是对于读者来说，存在着能动的接收效应。受体是文章的目的，归宿。为特定受体写作，必然要考虑其特定需要。写什么，怎样写，总要考虑为谁写。诸如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方面的问题，用于求知、实用，还是消遣娱乐方面的问题，受体的心理、习惯、理解能力方面的问题，等等。认知心理学研究证明，人脑对外界信息有敏锐的接受能力，知识、信息能使人的心理形成稳定的历史图像，在新接收对象面前构成定势效应，既提供接收的参照系，又排斥不符合原有图式的新内容。接收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能动的过程。

四、重文传统与文、道关系

中国作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很久以前就推崇文制，重视文人，看好文章。《史记·魏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在那个尚武竞力的时代，礼遇文士已经与国家的安全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了。东汉郑玄在《毛诗传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就是在建立国邦时，要能懂得卜辞；田猎活动时能作施教文辞；铸器时要能写出铭文；出使他国时要能够善于应对；登高时要能吟诗作赋；征战时，要能发表作战宣言；面对山川地理，要能描述其状；遇丧事要能写诔文；告神鬼要能作祷语。倘若能作此九种文体，那就算是有德音了，可以作为一个士大夫了。

重文是主流传统。轻文的现象当然存在，如《新五代史》中记载了张肇的这样几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所谓毛锥子，就是俗言称的“笔杆子”。在这段话的背后，轻视文人的态度溢于言表。面对政治操作的至高无上和经济财富的炙手可热，文人们自感地位卑微而进身无术时，也常发出“文章信美知何用”、“儒冠多误身”之类的悲叹。扬雄就说文章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连曹植这样“才高八斗”的人也叹息“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从某种特定时空的“现实”层面着眼，认定文笔无用，感叹文人穷酸，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在血雨腥风的剧烈冲撞中，在逐禄食利的滚滚红尘中，文笔之事，确实被挤入不被世俗关注的旮旯之中。但这种现象，绝然不代表文化发展的主流历程。“文治”与“武功”相齐并论，为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刘勰说得更为具体，“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在著名的人生“三不朽”中，“立言”就是一项，与“立德”、“立功”相并列。汉代桓宽以为文事比武事，更有长期效应：“文可长用，武难久行。”董仲舒则提出文贵武下的论点：“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历史告诉我们，文章从来不是雕虫小技。到了现代社会，文章写作的重要性更为明显。鲁迅将文艺看成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在重文的背景下，古人十分重视文、道关系。“以易道论诗文”可谓纵贯千秋的传统。《易》对文产生过积极影响，包括思想的影响和体式上的影响。文道的“道”，实质就是阴阳之道。道中含有阴阳二气，才成为大化流行的法则。中国传统文章理论中对称的二分法概念，是阴阳二分思维的产物。文章家讨论文章的缘起，无不效法天地而推原道心。文格中有卦格的影子。《文心雕龙》一书50篇，49篇论文，一篇是序，这种安排在求对应《周易》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在结构安排上与《周易》也有相似性，开头的“雄浑”和“冲淡”二品相当于乾卦的纯阳和坤卦的阴柔，最后一品“流动”以变易精神作结。阴阳互动的思想，被广泛地引入文论之中。“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阴阳分合论，可以用来说明文章写作中博而能一、一而能博的总分关系；阴阳平衡观，可用来说明文章的思想温厚和结构匀称，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正是平衡思想的反映；阴阳相长论，可以说明文章中的意境组合产生美感新质的奥秘，对写作思想、技法等都有理论示导作用。文论家有文源于道的说法，哲学家更多地讲文以载道。按照《文心雕龙·原道》的说法，文源于“道”，与天地同根，即“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原道心以敷章”。

以道论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命题是“文以载道”，这一命题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从孔子的“志于道”，荀子的“心合于道”，到韩愈的“志乎古道”，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从桓范的“阐弘大道”，王通的“贯于道”，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文因圣而明道”，到姚鼐的“道与艺合”，刘熙载的“文章名类，根极于道”，都把文与道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尽管，诸家对道的赋义不尽相同，对文道关系的解说也不尽相同，但在以道驭文、以文传道这一总体原则上是一致的。

“文以载道”的目的在于为文确立正确的思想准则和价值导向。这一理念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它在漫长的文章演变史程中的正面作用是主要的。当然，由于“道”的内涵限于正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阻碍了文章功能的全面发挥。“首孝悌”（思想价值第一）、“次见闻”（认知价值第二）的取向，束缚了文章在认知、传信、实用等方面的平衡发展。在当今及未来的文化建设中，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的文道观，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对之加以改造，剔除其中陈腐因素和过时的内容，建立富有时代精神和文化通识的文道观。我们对于传统文道论的态度应当是：不护短，不掩长；不崇古，不媚洋；去糟粕，取精良；弘文道，播书香。出于这种精神理念，我们可以将“文以载道”的命题，改换为“文以识道”的命题。

文以识道，用意在于继承文以载道的精神实质，扩大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涵。传统“道”学中的天人和谐思想，道法自然思想，阴阳互动思想，道德教化思想，体证生生思想，通变维新思想，仁爱礼让思想，等等，都是文以识道所需要继承、吸纳的内容。同时，我们还需要扩大传统“道”概念的内涵，调整传统文与道之间的形影关系，寻找文章的本体价值和主动活性。在文以识道的命题中，文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力求以主动的活力，实现与道之间的互动与促生。识道内涵中有三个层次：一是辨道，即识别道，把道纳入价值理性的天平上进行衡度，通过分析、剖剥和判断，弄清其真伪优劣；二是释道，即对经过辨析的道进行解释，诠说，介绍，目的在于认清、了解这个道；三是传道，即传输，宣传，运载，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把道公布出去，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运用这个道，这样道才能发挥内在的功能。

文以识道命题的提出，用意不在于覆盖文以载道，而在于接续和扩展文以载道。试以一首《文道颂》来表明笔者在此问题上的看法：

书契始作，章句盛名。

文以识道，道正文行。

言物述事，辨理传情。

日新风化，文道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