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清朝（1616—1911）

在清朝，以汉族为主的中国被满族统治着。在所有的清朝皇帝中，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这四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拥有了广袤的国土并战胜了大多数来自当时中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

康熙统治下的清代朝廷制止了俄国人入侵蒙古西部，并通过1689年的《涅尔琴斯克条约》与其达成了协议。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强大帝国准噶尔进行了艰难的战争，并最终消灭了他们。在南方，曾与缅甸人、西南地区的瑶族和苗族势力集团、尼泊尔人进行过战斗，同时清军成功进入了越南，以及中国的西藏和台湾地区。这些胜利为清朝带来了长期的和平——尽管这对于国家来说利弊参半。中国在一个稳固的集中制度下得以繁荣起来。然而，国家层面所具有的和平、稳定与自治使得各利益集团迅速发展起来。这同时也使清朝政府产生了自满并在后期面对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外部侵略时出现了经济停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期的和平为帝国本身的毁灭埋下了种子。

清朝政府与之前的明朝政府一样，属于高度集中和目光向内的。在清朝早期和中期没有外部威胁时，皇帝始终关注国内并提高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清代朝廷通过取消御史台这一历来用于监督皇权滥用的中国皇室政治机构来加强其统治。丞相公职被取消（像明朝那样），税收收入被集中（Myers-Wang,2002:604）。大兴文字狱以使汉族学者们不能畅所欲言。乾隆甚至设立保甲惩罚制度来控制他的子民。

尽管政府规模很小，但清代朝廷却设有一套精密的间接检查和平衡系统，以确保对官员的有效控制。这包括双重地方官员设置，以相互监督遵从中央指令；对军队官员的家属进行监督；官员定期轮换；避免官员在家乡任职；使满族或蒙古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相互监督（Rowe,2009）。这种间接控制方法在清代早期还是基本有效的。

2.2.1 统治偏好

通过早期皇帝的行为可明显看出其对经济利益掌控的偏好。莫特（Mote）（1999:906）写道：雍正比其他皇帝更加注重维护和加强其权力，而乾隆则更关心其皇帝尊严不受侵犯而非国家的效率。即使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道光皇帝仍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和战争赔偿更重要。他要求英国官员在他的面前下跪，而不是坐在桌子旁。

2.2.2 清代早期对商人活动的过度控制

在清朝权力高压且没有外部威胁的时期，商人的活动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足够的证据支持了2.1节的“预测3”。与农民维系在他们的土地上不同，商人是四海为家的。对游走的商人所从事的活动进行监视是非常严密的。农民的产出与活动易于监督，因而易于控制。康熙拒绝了商人们开发新矿山的要求，因为那需要投入庞大的劳动力量（Myers-Wang, 2002:609）。

雍正皇帝则担心商人们会对稳定的农耕经济秩序构成威胁。他认为，地方官员会与商人们共谋，强化他们的权力而威胁皇帝的统治地位。1733年，为控制商人们的数量，他对在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实施了许可配额制度，以避免他们过量增长。只有诚信守法的商人才能获得该许可。这一政策是以大清朝廷从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税收为代价的。在1737年，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取了190万两白银的税收。这一数量大约是中央政府全部税收收入的5.4%。而在1754年，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取了560万两的白银。这大约占政府全部税收的13.1%（Myers-Wang,2002:606）。来自商业活动的税收并非无足轻重的。而清政府继续抑制商业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对大清朝廷来说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税收收入。乾隆皇帝甚至在1758年采用按比例的许可费来抑制商业活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朝廷不得不对外国列强开放贸易。这就导致了晚清时期在沿海地区商人阶层与商业的加速成长。

2.2.3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

第一次鸦片战争部分原因是清代早期的贸易管制所引发的。为维护皇帝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人们认为严格控制由于贸易所带来的外部影响是有必要的。康熙皇帝将贸易限制在了几个易于控制的沿海口岸。1682年，他建立了一种半私人垄断的“商行”来从事对外贸易。

1757年，乾隆年间，对于广东，由于山高皇帝远，北京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因此允许其与外国人开展贸易。但外国人只被允许在指定的住处居住，因为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会污染并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地位，而广东则远离中国政体的主流。

为禁止消费鸦片，政府提出将高消费税作为首选的解决办法。但这很困难，因为朝廷在清代中晚期逐渐丧失了对其一线官员的控制，无法推行其政令。而且，一线的官员与当地的乡绅贵族们常常积极参与到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消费中。第二种解决办法是禁止鸦片进口。但禁止进口却刺激了走私，国内非法生产鸦片并有可能会引发与英国的战争而再次开放贸易，而这确实最终发生了。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结果，中国被迫将五个口岸向外国开放，除了其他赔款外，还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2.2.4 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广西和广东省无土地农民在饥荒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发起的农民起义。其宗教领袖洪秀全打着基督教的旗帜领导了这次起义。由于受到基督教和平与兄弟情义等思想的推动，太平军打仗十分勇猛。曾国藩受命镇压起义，曾在湖南和湖北训练了一支传统军队。直到1864年，清军才以2000万到3000万的死亡人数成功粉碎了这次起义。

起义的原因

清朝的人口到了清中期就翻了一番（见Maddison的数据，表2-2）。人口的迅速增长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清朝初期的和平与繁荣使人口增长。农业税负较低，康熙皇帝对新生人口不收人头税的税收政策促进了人口增长。其次，美国甜薯于16世纪70年代首次引入，其营养价值极高。这种作物的应用在1700—1800年在中国迅速普及，成为了全国各地的第三大重要食品来源，仅次于稻米和小麦。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农田即出现短缺。大量的无地农民聚集了起来。除了开展农田开垦或发展商业来吸收过剩人口外，清政府无所作为。清朝制度的僵化由此应当受到指责。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很难找到这些无地农民以及控制他们的活动，这些人于是被大清朝廷当做无地的反叛者加以抛弃（Zhang,2012:65-69）。

为了资助军队对抗叛乱，清政府不得不提高来自商业领域的税收。长期僵化的过时的反商业政策于是最终必然地被打破了。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汉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满族人对汉人的压迫有所缓解。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增大。这就造成了晚清时期商业领域的扩张和繁荣。

2.2.5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与义和团运动

殖民主义的复活使得更多的欧洲列强紧跟英国的脚步共同参与掠夺。在对《南京条约》重新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6—1860年爆发，中国要与英国、法国和俄国对抗。清军的最终失败促成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1871—1897年，中国又受到了来自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入侵，结果让出了更多的领土并作出了战争赔款。

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对抗外国人引起的冲突，也是一次国内政治挫折。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传教士们。在德国大使被义和团起义者谋杀后，八国联军对华宣战。经过了又一次屈辱的失败以及北京圆明园被一场大火烧毁后，慈禧太后最终接受了一系列含有大量割让要求和赔款条件的和平条约。清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拿出了大约30%的开支用于支付赔款（见Li,2003:9）。

2.2.6 晚清改革

正如之前在2.1节预测3中所讨论的，数次的战争与一系列的屈辱性失败，一起为之后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清朝晚期共发生了三次现代化的改革。第一次是1861—1895年的自强改革运动（洋务运动）。这次改革运动是由政府要员曾国藩及其同僚和学生李鸿章发起的。他们提出将制度、陆军和海军现代化，并派出学生到海外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项改革是在当时的帝国制度框架基础上进行的。但拥有现代化装备却缺乏经验的北洋舰队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人彻底消灭了。这一失败为自强运动的反对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停止这项改革。

第二次改革运动称为百日维新，是在1898年由光绪皇帝及其内阁发起的。光绪皇帝发起了一个较之以前的自强运动更加全面的改革，制订了许多新的法律，废除了一些旧的规定；不再看重仅仅从旧的儒家阶层中通过考试选择官吏；教育课程现代化；私营企业受到鼓励等。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这次的改革运动仅持续了一百天。掌控着大清朝廷的慈禧太后废止了光绪皇帝的改革，并将皇帝软禁起来。

第三次改革运动是在1900年中国经历了被八国联军战败的耻辱之后。民众的强烈不满迫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起了王朝的“新政”，其中包括了一套迄今为止最为进步的改革计划——君主立宪政体计划。但该项改革在1908年因为他们的去世而终结。

尽管这些改革失败了，但大清朝廷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因为这些改革尝试而松动。每次改革都使晚清朝着分权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失败反而鼓舞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国家的经济也从这种松动的管理中有所受益。

经过多年的停滞，中国经济在晚清时期开始加速（Rosentha-l Wong,2011）。根据表2-2的数据，在清朝末期，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从1870年530美元的底部（开展自强运动的年代前后）上升到了1900年的545美元。图2-2中实际工资从生活必需水平向上的反弹也说明了这一拐点的存在。林（Lin）（1983）证明了晚清所出现的商业活动萌芽。商业的组织和开展采用的是基于传统关系的方式，而初期的工业领域则是由官僚主义者带领的。林（1983）认为，晚清时期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缓慢变化进一步阻碍了工业的发展。腐败削弱了政府领导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基于传统关系的经济得到了地方利益集团和人们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支持，这就使得基于现代规则的市场经济无法形成。

2.2.7 制度僵化与清朝的财政收入

正如2.1节所提到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变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经济环境。当政治制度及其所产生的政策与经济现实相协调时，就会滋生腐败并最终对原有的制度造成破坏。文献中，兰金-费正清-费维恺（Rankin-Fairbank-Feuerwerker）（1986:53）对清代高度集中的制度评论道：“清政府结构充满了裂痕，但其崩塌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于内部官僚政治的无能或朝廷的堕落，而是来自于无法进行社会发展调整。”帕金斯（Perkins）（1967:478）认为，“政府在两个领域中（科技和投资）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中国清政府的失败恰恰是在这两个领域中。中国发展迟缓的工业化更主要是由于失职而非犯罪所造成的”。

清朝制度的堕落从清中期乾隆皇帝前后就开始了。腐败丑闻日益常态化。乾隆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和珅腐败案件——他所聚敛的财富相当于清朝政府数年的支出。Ni-Van（2006）估计其贪腐数额大约为1873年农业产出的22%。

清朝制度僵化的最重要影响莫过于国家税收随着时间而发生的萎缩（见Sng,2010和Li,2003）。清初的财政状况良好（Li,2003），但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之前很早的清中期就逐渐恶化了。大多数的税收来自于土地税。Sng（2010）显示，人口与移民的增加导致了税赋征收机构成本（监控成本）的增加，同时也导致了腐败的大量滋生。下面所复制的图2-2显示了Sng所描述的国家收入的下降与英国同一时期情况的鲜明对比。Sng的研究还表明，僵化的清代制度无法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特别是与人口和移民的迅速膨胀相适应。

清政府没有经常性地调整僵化的税收制度。19世纪初，由于制度不断放松，中国经济因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有限的外贸扩大而得以加速。但僵化的制度不允许进行商业税改革，而这恰恰能成为清朝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只有到了晚清时期才真正开始进行改革，而此时的财政状况已经完全恶化了。通过商业部门的税收以及对国际贸易活动设置关税，大清朝廷本来是可以迅速解决财政短缺问题并使其经济和军队现代化的。国家收入的下降也是其制度僵化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