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俄斯之死

不要离妈妈太远。谁是大军阀？罗伯特·鲁宾和他的勾当。车祸现场般糟糕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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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俄斯（Antaeus）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他有个奇怪的爱好，那就是强迫路过他领地（利比亚）的人与他摔跤，而他最擅长的把戏就是将受害者摁倒在地，然后压死他们。这个血腥的爱好居然有一个虔敬的目的：用死者的头骨为他的父亲建造一座神殿。

安泰俄斯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不过他也有短板，他那源源不断的力量都来自他的大地母亲，只要他和大地母亲分开，他就失去了他那不竭的力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练就了一项专门攻击安泰俄斯的本领，他把安泰俄斯举过头顶，使之脱离他的大地母亲，然后杀死了他。

现在，请把安泰俄斯想象成“知识”，把他的大地母亲想象成“实践”，你怎么能让你的知识脱离实践呢？脱离实践的知识就像被托举到空中的安泰俄斯一样虚弱得不堪一击。不仅如此，你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可以脱离实践的具体事物。不脱离实践就意味着你必须和现实世界密切接触，就像你的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一样。你必须做到风险共担，才能理解这个市场。为此，你必须付出代价，承担后果，无论是赢是输，你都得接受。就像用你的皮肤直接接触粗糙的地面时，你会有擦伤的痛感，这就是你实践的代价。希腊谚语说：“Pathemata mathemata”（直译为：在痛苦中学习），意即学习知识必然是痛苦的，因为你只有在痛苦的实践中才能学到东西。我在另外一本书《反脆弱》中曾经提到过，大多数我们本以为是大学学者发明创造出来的“知识”，其实是能工巧匠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学者们的贡献仅限于记载和署名。那些我们通过摸索、试错和亲历得到的知识，相比那些我们通过推理、记忆和学习得到的知识更宝贵、更可靠，也更高明，因为后面一条道路使我们脱离了大地母亲，脱离了可以获得真知的实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把这个发现应用于制定政策。

今天的利比亚

让我们假设安泰俄斯的故事是真的。数千年之后，在安泰俄斯曾经统治过的领土上，经过了一场旨在“赶走独裁者”的政权更迭之后，利比亚的土地上出现的是更血腥残忍的一幕：奴隶市场。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抓来的极度贫困的人，在停车场上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

造成利比亚今天悲剧的人，恰恰也是2003年主张入侵伊拉克的人，正是同一批人主张武装干涉他国。我可以在此列举几个著名的干涉主义者，他们是比尔·克里斯托尔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人。而且他们正在呼吁对另一批国家实施这种所谓的政权更迭。其中就包括叙利亚，因为那里也有一个“独裁者”。

那些干涉主义者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们，先是帮助某些组织创建、训练和支持伊斯兰激进派，然后他们又支持伊斯兰“温和派”，但这些所谓的温和派最终演变成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组织——没错，就是那个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炸毁纽约世贸双塔大楼的基地组织。奇怪的是，那些干涉主义者并不记得基地组织前身就是美国为了打击苏联而组建（并支持）的“温和派”。我们很快会看到，那些人的脑子里根本装不下这个推理的结果。

所以，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尝试过一次政权更迭了，那里的情况现在糟透了。美国又在利比亚尝试了一次政权更迭，现在那里建立起了奴隶市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对“赶走了独裁者”这个结果感到满意。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医生为了提高患者的胆固醇水平，可以给患者注射“适量的”癌细胞，然后在患者死后骄傲地宣称自己打了一场胜仗，要是尸检报告显示患者体内存在大量胆固醇，那就更值得骄傲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医生是不会用这种致命的方法给病人治疗的。因为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医生们了解人体器官及其生理机能的复杂性。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不仅会对这种复杂性保持足够的敬畏，而且会秉承数千年来形成的医德操守和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

千万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否定逻辑、知识和教育。因为更严谨的逻辑将告诉你，除非推翻所有的实际证据，否则，“政权更迭”就意味着奴隶制度或国家的衰亡（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典型的案例）。所以，那些干涉主义者不仅缺少对实际情况的正确感知，而且忽略了历史教训，更是连简单的推理都没有做好。他们只能在看似精致花哨、十分时髦，但也十分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推演，并最终淹没在这些抽象概念中无法自拔。

他们有三个缺陷：（1）他们只考虑静止的状态，而不考虑动态的机制；（2）他们的思考是低维度而非高维度的；（3）他们只想到了采取什么行动，而没有想到行动本身会有反作用。本书中，我们将会更深入地了解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书呆子的推论缺陷。

干涉主义者的第一个缺陷，是他们把思维局限在一个步骤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事情总有连续性后果。其实，就连蒙古的牧羊人、马德里的侍应生以及旧金山的修车匠，都能够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考虑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N个步骤。第二个缺陷，是他们无法区分“统一整体”与“单一表现”之间的关系，就像身体是一个由多个维度构成的统一整体，而胆固醇水平则是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某个单一维度的表征。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系统的运行方式很难用单因素实验来解释，在情况不甚明了之前就去触碰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他们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鲁莽。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急于对复杂问题给出简单方案，而且对问题本身也缺乏了解，他们把某些国家的贪腐独断和挪威或瑞典这些国家的廉洁高效相比，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此根本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个缺陷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预测，他们无法预知被他们攻击的对象会因为他们的干预而产生怎样的变革，是否会因此而发展壮大。

玩人丧德

突发事件一定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焦虑和恐慌，有时候人们称之为“黑天鹅”事件。有个固执的老家伙曾经写过一本同名书，里面讲得很透彻，即人们如果对后果不是很有把握，就不应该触碰、干涉或者阻止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尤其当你即将面对的不确定性后果主要来自负面损失，而非意外惊喜。其中最关键的非对称性是，那些干涉主义者本人根本不需要去面对、承受或解决这些糟糕的干涉后果。他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待在恒温空调房间，照料孩子和狗，修剪草坪，整理车库就行了。

试想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像那些干涉主义者一样不了解对称性却还要驾驶飞机，他不仅不能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对即将面对的风险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还满不在乎。这样的飞行员会要了许多人的命！他最后会葬身于百慕大三角海底的某个地方，不再威胁其他人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干涉主义者还多承担了一些责任，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所以我将“知识分子”的称号加在那些充满妄想、精神错乱的人的头上，他们从来都不对自己的行为或者建议的后果承担责任或付出代价，整天说一些非常时髦花哨的抽象概念（比如，他们喜欢谈论“民主”概念，但实际上他们鼓励“斩首”行动；“民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研究生院学到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谈论一些深奥且抽象的概念时，你可以肯定他们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其实他们受的教育不仅方向错误，而且远远不够，关键是你不能指望他们承担责任。

如今那些无辜的人，比如雅兹迪人、生活在中东或中东附近地区的基督教少数派、曼德恩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利比亚人，不得不为那些干涉主义者犯下的错误买单，而那些干涉主义者却坐在舒舒服服的办公室里享受空调。这违背了人类早在《圣经》记载之前，自巴比伦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正义”信仰，同时它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结构。

干预应该像给病人使用药物一样，其首要原则是“不造成伤害”（拉丁语为primum non nocere）；并且我们会证明，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人根本不应该参与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一直都很疯狂，但过去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这个世界，而现在我们有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声称“缔造和平”的干涉主义者，看看他们的和平进程是如何把巴以问题拖入僵局的。

古之军阀亦有道矣

“风险共担”这个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几乎所有军阀和好战分子本身就是真刀真枪上战场的战士，而且除了某些特例外，古代社会通常是由那些能够承担或者化解风险的人来推动的，而不是由回避和转移风险的人来承担这一重任。

伟大的人物总是主动承担风险，他们承受的风险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罗马皇帝朱利安战死于波斯边境无休止的战争中——他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别以为只有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才亲自领军参战，那是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都是由讴歌他们传奇事迹的历史学家堆砌起来的。而朱利安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例证：还有什么证据比穿透他胸膛的波斯长矛（当时他没有穿护甲）更能证明这个皇帝曾亲自在前线作战呢！他的前任之一瓦莱里安也曾经参加对波斯的战争，并在边境被俘，据说瓦莱里安曾被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当作上马的人肉脚凳来羞辱。还有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人们看到他脱去象征罗马皇帝的紫袍，和他的部下一起，高举利剑和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作战，他面对必死的结局保持了豪迈的尊严。虽然有传闻说土耳其人曾经向他开出过诱人的劝降条件，但一位有尊严的皇帝是不会考虑这个选项的。

这些都不是历史中孤立的证据。本书作者做过统计并确信：只有不到1/3的罗马皇帝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只有很少几个罗马皇帝因衰老而死，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大多数罗马皇帝之所以没有活得更长，是因为他们要么死于对外征战，要么死于宫廷政变。

即使在当今世界，君主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皇室和贵族为国家承担风险”的社会契约。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皇室成员安德鲁王子驾驶着直升机在前线作战时，承担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风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源于一个古老的社会契约，即贵族的特殊地位源于他对其领地上平民的保护，他用承担风险的代价换取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所幸的是，无论是英国王室还是平民，他们依然记得并奉行着那份社会契约。如果你不能为人民承担风险，那么你无法成为他们的领袖。

罗伯特·鲁宾的勾当

有人也许觉得推翻我们头上的贵族就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

在一个由官僚，而不是贵族主导的体系中，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本来需要为此承担的后果被轻易地分开了。

有人会问，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天然会造就不用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官僚，那我们该怎么办？

好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分散权力。委婉地说，就是地方化，以减少那些得以从自身错误给别人造成损害的后果中被豁免的决策者。

分权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理念，让那些不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的人只能做一些影响较小的决策，而不是让他们做影响巨大的决策。

所以，分权的体制能够减少体制内那些后果严重且影响剧烈的非对称性。

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即使我们不分散权力和分配责任，分权也会自然发生，但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风险后果”和“责任权力”之间相互不匹配的系统会慢慢积累不平衡，并最终垮掉。它如果垮掉以后能以某种形式重生，就会以分权这种方式实现自我修复。

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系统中隐藏的非对称风险经累积后爆发导致的。那些银行家以及风险转移大师们，用那些只在论文中才能成立的风险模型，把一系列有爆炸性风险的资产包装起来，并从中获利。他们采信的模型离开了稿纸根本不起作用（学者们没有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所以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风险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危机爆发以后，这些既得利益者又援引我曾经在《黑天鹅》一书中提出的不可预见的破坏性事件来为自己辩解，并保留了自己在危机前获得的巨额收入。这就是我所说的“罗伯特·鲁宾的勾当”。

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罗伯特·鲁宾的勾当”。罗伯特·鲁宾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你刚刚用来买咖啡的那张钞票上就有他或他同事的签名。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里，从花旗银行收获了超过1.2亿美元的报酬。当银行陷入破产危机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把银行救了回来，而他根本没有掏过自己的钱，他以随机性为借口，从中赚够了钱。银行没事儿的时候，他大把赚钱；银行出事儿的时候，他说这事儿要怪“黑天鹅”。罗伯特·鲁宾不承认他把风险转嫁给了普通纳税人，比如，西班牙语女教师、公立学校的文员、罐头厂的主管、素食营养顾问和地方助理检察官的秘书，是这些人替罗伯特·鲁宾承担了本应由他承担的风险和损失。最糟糕的还不止于此，公众由此对自由市场失去了信心。公众把腐败和任人唯亲归罪于放任自由的市场，而事实恰恰相反，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了贪污腐败，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奥巴马政府也和前一届政府一样，努力想要保护类似于“鲁宾的勾当”和寻租的银行家们，但是承担“共担风险”的业务开始向小型对冲基金这样的机构转移。这个转变源于原有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过度官僚化，令人不堪重负，监管部门每天处理文件就像洗牌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像洗牌一样洗文件）。尽管他们出台了上千页的银行监管文件，却根本没有体现金融机构经营者的风险和收益应该互相匹配的“风险共担”原则。而现在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拿出自己一半的净资产和客户的资产放在一起。这就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地匹配了风险和收益，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意味着船要是沉了，他们会一块儿完蛋。

学会做减法

如果你想要找出整本书的重点部分，那它就在这里了。干涉主义的案例是我们故事的核心，因为它展现了缺少风险共担机制会造成伦理方面和认知方面的双重影响。我们发现干涉主义者从不吸取教训，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己错误的受害者，并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经历过疼痛才能体验并学会真知：

那个允许银行家向普通人转嫁风险的体系，就是那个阻止监管者亲历“风险共担”并学会真知的体系，这两者是同一个体系。

说得更确切一点：

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人他错了，只有现实才能教育他。

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现实并不在乎对错和输赢，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

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副作用就像诅咒一样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上有能力把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的人越来越多，但凭借亲身经历真正理解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

所以，学习并不是我们在学校（其实它戒备森严得像监狱）中教给孩子们的东西。生物学认为，学习是通过代际筛选来实现的，进化筛选出来的幸运儿把他们这一代习得的知识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风险共担”就是参与进化过程，而正如参与进化的物种始终面临着灭绝的风险，参与“风险共担”的人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我认为：

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

最后这一点十分明显，我经常遇到那些从来没有亲身参与过“风险共担”的学者在奢谈什么进化论，与此同时，他们却拒绝真正符合进化论的“风险共担”的原则，即“决策者须亲历风险并承担后果”。他们拒绝接受洞悉一切的造物主早就安排好的进化机制，却想要改用自行设计的一套体系，难道他们能像造物主一样洞悉一切且预知后果吗？一般来说，人们越崇尚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或者同样神圣的大公司），他们就越讨厌“风险共担”；人们越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力，就越讨厌“风险共担”；越是喜欢西装革履的人，就越讨厌“风险共担”。

回到我们的干涉主义案例上，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不从自己或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其结果就是这个系统会自动筛选出那些不容易犯错的人，并淘汰其他容易犯错误的人。

整个“风险共担”系统会通过淘汰犯了错误的失败者来实现自我进化，这就是进化过程中筛选的力量。

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许多不称职的飞行员现在躺在大西洋海底，许多爱冒险的司机现在躺在绿树环绕的安静墓地里。交通变得更安全并不是因为人类从错误中学到了什么，而是因为系统本身淘汰了犯错误的人，并由此得到了改善。系统的进化模式与人类不同，它建立在筛选的基础之上。

总结一下：

“风险共担”用淘汰傲慢自大者的办法，约束了人类的傲慢自大倾向。

现在，让我们对绪论的第二部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考虑一下有关对称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