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思“晚明”：“早期现代”还是“前现代晚期”？
有关这一历史图式的把握和命名，20世纪以来出现了诸多影响较大的学术概念。在前文中，本书业已对中国现代史学界常用的“晚明”“明末清初”及“明清之际”等概念进行了分析，阐释了他们虽然冠以朝代称谓，却力图摆脱中国传统史学之“朝代循环”论述的内涵及用意。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有关世界体系中的“早期现代性”的讨论逐渐被引入明清史研究领域，逐步取代了此前风靡一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等问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学术命题，诸如“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和“前现代晚期中国” （Late Premodern）等，由此也拓展了当前重新审视晚明历史定位的新方向。
其实，“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是一个萌生于欧洲史研究的史学分期概念。20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界在有关欧洲现代性的本质及意义的讨论中发现，“17世纪开始出现的早期现代经验，最终会产生出特征在启蒙时代已表露无遗的现代性”，这些“早期现代经验”包括“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公民社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52。后来的史学家的雄心，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们“经过一番对其重要性及意义的演绎，本来只是西欧世界的一个历史片段，就成为了一个可被识别的纪元/时期/时代”53。这种“早期现代性”之外延扩张的显例，就是从20世纪后期以来，它被广泛用来阐释16世纪至19世纪的世界史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欧洲区域均未能幸免。然而，史学家们也很快意识到这种根植于欧洲经验的“早期现代性”并非灵丹妙药，其所立足的民族国家、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三要素，在解释非欧洲区域的早期现代史时往往捉襟见肘。因此，一种内涵更为丰富、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得以建构起来：如果说市民社会和民族主义构成了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标记，那么“公共空间和超越原初人际纽带、世俗化的地域性集体认同便是东方与西方早期现代性的共同标记”54。
按照这一思路，许多汉学家开始从“中华帝国晚期”或“早期现代中国”中寻绎传统的衰落与新生的可能。1970年，孔飞力出版了其蜚声世界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他在该书中提出：“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它的前途。”55在他看来，尽管清帝国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维系了王朝的命脉，但在平叛过程中随着各地团练的兴起，地方的控制权逐步由基层官僚转移到地方精英即士绅手中，催生了地域认同和自治观念等—清帝国的统治根基依然稳固，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却由此被改变，再也无法重建，这就是所谓“帝国晚期”之“晚”的内涵。孔飞力所强调的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连续演进中呈现的内部变化，经由后来的学者一再阐发，终于形成了一种侧重于讨论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中国文明内部变迁的“晚期帝制中国”学脉。56虽然这一学脉着重阐发中国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以前自身的结构性变迁，但这种结构性变迁所指向的并非“现代”，而是传统的“衰落”。正如孔飞力所言，只有“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亦即西方入侵，才是构成中国历史走进现代的“决定力量”57。这就未免又回到了“欧洲中心”的目的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所出现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者们的乐观信念。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五百年间中西方有着“平行发展的经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像西欧一样，也变得更加都市化，更加复杂，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成熟。所不同的在于东西方变化的步子。西方在十八九世纪的变化开始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致相比之下中国显得停滞不前……事实上中国在这一时期绝非停滞而是正在变革之中，甚至也许比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变革得更为迅速，只是西方空前的变革步子才使得中国的变革看似停滞不前”58。比如最早使用“早期现代中国”概念的汉学家罗普在研究《儒林外史》时，曾感叹道：“尽管吴敬梓已经去世二百多年，而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生活和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却看起来具有显著地现代性。”令他感到惊奇的“现代性”，即《儒林外史》中所反映出的城市化、商品经济和世俗化的文艺走向。59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也在思考明清社会如何走出中世纪的问题。比如朱维铮认为，晚明以降，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繁盛、王学的流行与西学的输入，共同酝酿了一种“近代意识”的觉醒：“那时的中国也同当时的欧洲一样，已经有走出中世纪的必然性在起作用。”60而柯律格在其著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由观念史转向物质文化史，提出“16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如此众多与欧洲相近”的“资本主义消费模式”，61则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颉颃并进步入“早期现代性”的结论—与“晚期帝制中国”论相较而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现代中国”论不过是“把中国目的论的衰落时间之箭换成了欧洲目的论的兴起时间之箭”，62换言之，尽管多数学者已意识到要“在中国发现历史”，然而衡量其历史的坐标系，却发现依然是欧洲历史的现代化轨迹。
如此说来，晚明以降的历史，竟不可避免地或走向衰落，或奔向欧洲么？晚明社会所孕育的丰富的变化，“物”的崛起所暗藏的巨大力量，究竟要牵引着中国历史走向何方？在本书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严格界定所谓“早期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仔细玩味前述诸多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的推进、社会体制的科层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等构成了他们判断中国文明是否步入“早期现代”的主要标准。然而，根据金世杰的观察，“至少从上一个千年之交开始，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化、政治上的集权和领土的控制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并不断扩张”63，也就是说，至迟从宋代开始，被人们奉为“现代性”之主要尺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已露出端倪。这也正是20世纪前期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之历史命题的原因所在。他注意到，“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贵族势力入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势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这些变化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由“中古”向“近世”的转变。64就此而言，如果说上述标准依然奏效，那么中国社会甚至比“生产”这些标准的欧洲更早萌生出“早期现代性”。正因此，金世杰强调经济方面的增长并非其时欧洲的专利，它也不能构成判定一个文明是否进入“早期现代”的决定性指标；同样，“城市化、繁盛的国内外贸易、集权和科层化版图的政府这些普遍现象，与后来的工业化和宪法政府”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充分的联系”。65
那么，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进入“现代性”的标准又当如何确立？金世杰说：“没有普世的或欧洲的现代性提供给这个世界去采纳或抗衡；只是说，在欧洲文化里有一股特别的细流—机械科学—它对自然知识的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这股“机械科学”的细流，成为推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亦即“早期现代性”兴起的根本性力量。就此严格的标准而言，明清时期中国并不能以“早期现代性”视之，其所蕴藏的变革冲动，也并非仅仅指向“帝国的衰落”，而是处于“前现代晚期”的历史阶段。66在本书看来，这一论断既描述了1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演进区别于以往的整体进程及其晚期所呈现出的新动向，又与“欧洲中心论”的现代史观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它为我们开放、公允地讨论、阐释和判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洲区域的前现代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因此，与“晚期帝制中国”与“早期现代中国”相比，笔者更倾向于使用“前现代晚期”来概括“物”的崛起所隐喻的历史图式。
带着这一初衷，本书将首先考察“物”这一概念在前现代中国生活、思想和文化传统中的发生和使用情况，借此呈现出传统论“物”话语所蕴含的生活、思想和文化观念，以期为有关晚明社会生活的讨论提供基本的历史文化背景。正如本书第一章即将呈现的那样，“物”在前现代汉语传统中是一个意义极为丰富、所指极其宽广的普遍性、根本性概念，它几乎可以用来指称人类认识、实践、审美领域的一切对象。想要彻底、明晰地界定这一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而会陷入语言的沼泽无法自拔。因此，在这一章中，我将借用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即用法”的高明方法，67从古人对“物”概念的使用情况入手，考察积淀在这一概念中的生活观念、方式、趣味和感受，以及蕴含在压抑物欲、否定和批判过分“用物”的观念中的社会和文化权力构造。从“物”在生活史、观念史和文化史谈论中的沉潜起伏、潮涨潮落来梳理相应的生活观念、策略、趣味之变化的纵向脉络—将“物”的崛起放置在这一纵向脉络中，大概既有助于显现“崛起”的现象，也会对理解其实质有所助益。
继而，我将以“奢靡”和“时尚”—这两种在前现代晚期思想界和正统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无限愤慨的社会生活风气入手，勾勒出“物”在晚明之凸显、崛起的整体态势，并将目光集中在时人对于“物妖”，也就是风行一时、人人竞购之“物”的谈论上，揭举出“物”在日常生活、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等的蜕变上所发挥的一以贯之的催化作用，并概括出这一作用的结果—新的生活和审美形态之生成。“物”之所以被妖魔化、污名化，就在于这种崭新的生活和审美形态背后，实际上昭示着一种社会结构裂变的内在冲动。对“物”之崛起的不同见解，正可见出不同阶层、境遇的人对这一社会结构裂变的不同感受和态度。因此，在接下来的第三章至第五章中，我将从底层文人、工商阶层和上层文人士大夫阶层等的视角出发，来考察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物”的崛起的态度、看法和应对策略。在这三重视野的交汇和重合之处，发现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生活观念、人生和价值取向的蜕变，描述出社会、文化和艺术等领域内的秩序变迁。在他们的相异之处，展现出不同的身份和阶层对于时代、生活、文化艺术等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人生选择、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策略。通过这些相同或相异之处的观察，本书既试图呈现前现代晚期个体的日常生活、审美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又期待着能够发现这些个体的生活、人生选择与时代生活时尚、审美风会之间交互影响的痕迹。
透过这些观察和分析，本书将重新审视前现代晚期所谓文化艺术的世俗化、商业化等系列命题，并对通行的关于晚明文艺、审美思潮的一些论断，如“浪漫洪流”“启蒙思潮”等进行反思—所谓“反思”，亦非刻意求新立异，否定前贤时人的成果和结论，而是想在历史与当下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尽可能呈现前现代晚期历史的现场感的前提下，再度回应当下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