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物”的崛起：晚明社会文化新动向
带着这些问题，本书进入了晚明的史料阅读、历史想象和现场重构。
我最先关注到的，是晚明思想界对于“物欲”问题的讨论。“物欲”虽然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话题之一，中国历史上也从来不缺少探讨“物欲”的学问，但晚明知识分子对于“物欲”的讨论，呈现出异常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几乎所有关于“物欲”的批评，都可以在明人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活生生的靶子，以至于“物欲”概念发生了拓展和泛化的倾向：王阳明甚至把一切与“天理”“良知”无关的生活实践、审美活动和社会行为，都斥为“物欲”。在反思和批判“玩物丧志”“物欲”现象时，“物化”“物役”成为一时聚讼纷纭的理论话题，由此也引发了王阳明心学对“格物致知”这一儒家传统学问与修身路径的重构—也就是说，“物”和“物欲”及其背后的日常生活问题，成了晚明思想界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以至于王阳明的后学王艮、李贽辈提出了“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这样惊世骇俗的理论命题！相对于宋元以及明初理学主张“静坐内视”“存心养性”“处处谈性”“人人论天”的形而上学倾向，47王阳明及其后学关于“物”的谈论无疑是极具生活色彩和现实批判意味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道学家、正统知识分子对“物欲”的极大焦虑和激烈批判？这当然要归结到席卷晚明社会的“玩物”“恋物”的生活时尚。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流连于古董书画、文房清玩并不鲜见，但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朝代、历史时段像晚明一样，能由“长物”激起如此广泛而热烈的社会反响。从晚明诗文集、笔记杂纂、戏剧和小说等的描述中可以想见，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明人对“物”的重视“达到了不厌精细的地步”，“游山玩水、寻花品泉、采石试茗……焚香对月、洗砚弄墨、鼓琴蓄鹤……摩挲古玩、摆设书斋、布置园林……书画鼎彝、山水茆亭、美人的情态、偏执的人格”等，均成为所向披靡的生活风气48—这是就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生活风气而言，奢侈性消费不仅引起了时人的高度警惕，而且史无前例，足以令后世史家费心思量。
就文化、艺术和审美活动而言，“物”也凸显为文艺和审美的时代主题，关于“长物”的奢侈性消费引起了文化的新变。20世纪90年代，英国汉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从明代的一批“鉴赏文献”的主题、话语分析入手，把视角从文本延伸到物质文化、都市艺术生活和大众文化消费上来，其视角和方法，都提醒我要充分认识“物欲”“物化”和“长物”等问题，必须摆脱单一的思想史或艺术史路径，从而建立起一种围绕“物”这一话题而串结起来的物质、社会、文化生活整体观。49的确，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出一大批以玩物、赏物为主题的博物闲赏类著作，仅《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就有高濂《遵生八笺》，宋诩《竹屿山房杂部》，袁宏道《瓶史》，张应文《清秘藏》《兰谱》《菊书》《焚香略》《茶经》《山房四友谱》《瓶花谱》，张丑《清河画舫谱》，文震亨《长物志》，计成《园冶》，胡文焕《格致丛书》，屠隆《考槃余事》《起居器服笺》《山斋清供笺》《文房器具笺》《游具笺》，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卫泳《枕中秘》，陈继儒《妮古录》，谷泰《博物要览》，袁陶斋《莝录》，以及明清之际李渔的《闲情偶寄》，孙炯的《研山斋珍玩集览》，姜绍书的《韵石斋笔谈》，曹昌言的《多识类编》等。此外，还有一些并未收入四库，但在当时影响甚巨的作品，如程羽文的《清闲供》，陆深的《河汾燕闲录》等。这些著作的内容，与前述晚明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生活风气保持了一致，其主题为那些能够用来装点日常起居、文房书室或养生怡情、赏心悦目的“物”，但凡服饰、饮食、家具、器物、书画、古董、花木、泉石、山水、园林、禽鸟乃至美人、戏剧、诗词等，或专论，或旁涉，无所不备。究其目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50这表明，“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用物”原则，以及“玩物丧志”的道德训诫，在晚明时期似乎已被置之脑后甚至弃如敝屣，人们不仅在生活实践中尽情享用“物”，而且在文化和艺术、审美活动中，也不再讳言自身对“物”的渴望和迷恋，而是以此相高、津津乐道。他们对于日常用物、清玩、清赏等的铺陈，是如此细致入微而又面面俱到，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他们的描述复原出当时的生活场景。这种欣赏、欢庆和描摹世俗人生、日常生活、物质体验的文化热情，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鲜见的。
然而，“物”的崛起并不仅仅局限于把玩“长物”之风的流行。柯律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前述晚明那些以“长物”为主题的著作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文人趣味”，进而维系社会和文化的“区隔”51。这自然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晚明时期更为波澜壮阔的物质文化景观。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不仅是作为“多余之物”的“长物”，而且连日用常行之物，哪怕是乡间妇女的鞋袜、贩夫走卒的衣衫，抑或是社会大众的饮食居处、乘舆轿辇，都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繁庶态势：就其“量”而言，可谓“极大丰富”；就其“质”而言，可谓“匠作精良”；就其内容覆盖范围而言，可谓人生日用无远弗届；就其形式创制而言，可谓极尽工巧华美奢靡……如果我们单从“文人趣味”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就容易将目光停留在艺术的领地，忽视那股以“物”为表现形式、贯穿于晚明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中的潜在力量—物质、感官和欲望。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及的晚明道学家、正统知识分子所密切关注、严厉批评的核心问题。触觉敏锐的思想家意识到，原本驯服于古典生活观念、社会规范和文化秩序的“物”及其背后潜藏的人类的物质、感官和欲望冲动，到了他们这个时代喷薄而出，不仅在生活事实领域开疆拓土，而且冲击、破坏了既定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稳固性。
由此，我倾向于将晚明社会文化的这一新动向称之为“物”的崛起。
如果追究“物”作为一种时代主题之崛起的原因，那就不得不考虑到晚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大众的一般生活水平。因为风气、思潮的形成，终归要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根基作为支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农业种植技术、粮食产量和整体社会供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商部门和城市、市镇的转移，晚明的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城市、市镇经济高度发达。由此，一方面，随着一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要求就不再限于“温饱”，而有了“华靡”和“奢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商品和市场关系中，工、商阶层内部的竞争全面推动了传统造物工艺在“量”和“质”方面的提升。“需”与“供”一拍即合，呈现出一派“商品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景观。加之以商业资本的推动，一些城市如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精致、闲雅的生活风气、生活方式，被作为“时尚”标举出来，风靡全国。所谓“时尚”，在晚明人的记载中，无非就是以服饰、器用等“物”为标识的生活品位和生活方式。这种以“物”为载体的生活“时尚”的形成，既蕴含着新兴社会力量对文明、优雅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的渴望，又暗藏着商业资本的推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倾向。然而，目前所见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和正统知识分子对于“时尚”的无情嘲弄和严厉批判，又表明这种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并非文化顺应资本的单向过程，其间也蕴含着文化与资本、传统与当下的双向博弈。在这一双向博弈中，技艺与资本的优越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传统社会观念和制度格局中处于底层的“工”与“商”凭借自身所长，不仅在“治生”方面显现出巨大的优越性，而且展示出冲击、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的可能性。
换言之，“物”的崛起，无论是在思想领域的批判的意义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社会风气以及文化艺术和审美活动中“物欲”张扬的意义上，都表明其背后潜藏着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形势、社会形态、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书用“‘物’的崛起”来概括晚明社会生活时尚、审美风会和思想潮流的基本动向。对晚明时代而言，“物”搭建了一个舞台，工匠、商人、文人士大夫和思想家、道学家纷纷登场，或是逞能献技，或是囤积居奇，或是发表高见，或是严词批判；“物”成为了一个中介，社会各阶层因“物”的流动而产生了大量的交往、对话，乃至争执活动。对于当下而言，“物”提供了一个窗口或视角，如果暂时搁置学科、专业的界限，以“物”为具体而微的切口，深入到晚明社会、生活和文化肌理的内部，勾勒出“物”在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历史血脉中的流淌轨迹，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轨迹所勾连、贯通的众多历史节点、时代课题，竟也能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晚明”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