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学术史视野中“晚明”研究的基本问题

近百年以来的晚明史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近现代历史描述思路之外，探寻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之走向近代的“中国本土经验”42。出于这样的现实关切和学术动机，众多学者前仆后继，“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获得了丰厚的成果。

20世纪前期，学术界对晚明历史、文化的关注集中在三个相关的领域：

（一）从文学史、艺术史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生问题。以周作人、林语堂及他们的学生任访秋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匠和学者，在探寻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问题时，将目光集中到以“公安三袁”为翘楚的晚明文艺，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国文艺近代化的历史起点。43

（二）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现代的问题，这又集中在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命题上。以邓拓、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认为，从社会经济结构、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形态上看，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干扰和扼杀，中国社会自身也将缓慢地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44

（三）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晚明时代精神的新变问题。前引嵇文甫的《左派王学》（1934）一文中，就提出晚明王学左派的兴起是商业资本崛起对于思想文化影响的结果，与同时代的文艺思潮表达了同样的历史动向。20世纪40年代以来，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领域又提出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早期启蒙”说，45认为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内部就萌生了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早期启蒙思想”。这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萌芽”学说的补充和深化。“早期启蒙”说不仅在历史、思想和哲学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而且在文学史、艺术史研究中也被广泛征引、反复论证，进而衍生出“文艺启蒙”的学术观点。

从整体上看，这三种学术观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分途并进。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所欲探究、回答的，都是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问题。众多学者都试图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促成这一转型的动力，并且不约而同地将其源头追溯到晚明。这一做法，在后来的学术史中一再被证明为不刊之论。46可以说，社会史、文艺史和思想史三足鼎立、交互辉映的观点，至今仍是晚明历史、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无法绕开的话题。后续的研究，大都是围绕这些观点、命题所展开的更加深入、细致的论证和补充。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方法的更新和理论、思潮的蜕变，老一辈学者提出的学说和观点相继被修正、调整，或是有了更新的、符合时代学术理念和潮流的表述方法。如“资本主义萌芽”说被“内发现代性”“早期工业化”等观点所替代；“早期启蒙”说也有了诸如“坎坷启蒙”说、“走出中世纪”等新颖的观点取而代之；在文学、艺术和美学史研究领域，也相继有了“文艺近代化”“美学启蒙”“审美近（现）代性”等提法；将晚明史放置在“全球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考虑，进而在“晚期帝制中国”或“早期现代中国”的框架内探讨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更成为海内外史学界瞩目的新的学术增长点。（详见后文）但是，在将“晚明”这一历史时段看作中国历史演进、转捩的关键点这一问题上，学术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从未中断。

进入新世纪以来，晚明历史、文化、艺术和哲学、美学研究在广度的延展、深度的掘进方面均有重要创获。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面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学术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粗线条地鸟瞰历史轮廓、勾勒历史进程，转向了历史局部、细节的考索。诸如经济史对明代农业、工商业和城市、市镇经济的考察，政治史对明代政治、官场、吏治的反思，社会生活史对明代社会生活风气、一般状况的描述，物质文明史对明代造物工艺、水平的研究，文学艺术史对明代文艺与商业和城市文明关系的洞察，文化史对明代社会心态、人生观念的讨论，以及思想哲学史对明代心学之源流递变的探究等，相关的讨论和成果已经异常充分和丰富。这些研究，不仅在学术题材、方法和观念上更加丰富多样，并且更全面、深刻地展示了晚明的历史情境。更值得关注的是，以问题、话题为中心，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细微处入手，多维度重建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情境成为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学术潮流。

以上学术史脉络，构成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循此思路，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晚明时代弥漫不已的时尚化、奢侈化的社会生活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个体的生活观念、日常生活又是如何被波及、裹挟到社会性的潮流中的？在所向披靡的社会风气面前，不同的社会主体的反应有何异同？换言之，个体的生活观念、日常生活、审美活动与社会性的生活时尚、审美风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放置到前述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这一宏大问题域中，它们是又一次印证了“朝代循环”的历史怪圈，还是编织出一幅“内发现代性”或“早期现代”的历史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