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时是“晚明”？

自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晚明史研究就已成为众多知名学者不期而集的学术重镇。许多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命脉的关键问题、前沿话题，均萌生于有关晚明史的讨论和争鸣中。在梳理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交代现代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几个与“晚明”息息相关的概念，如“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以便明了本书研究对象的历史时限。

在前述晚明小品文的标举者那里，“晚明”所标识的历史时段是相对模糊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家或评论家，并不致力于具体史学问题的探讨。所以，他们往往根据自身对明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之总趋势的体认和把握，从中选取那些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作家或文学流派加以谈论，并不斤斤计较于“晚明”之起止时间的界定。而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所选取的作家或文学流派，来大致推测他们所理解的“晚明”之时限。周作人、俞平伯、沈启无、梁实秋等人，均认为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揭起了反对复古的旗帜，“他们是万历朝的人物，约当于西历十六世纪之末至十七世纪之初”23。嵇文甫对此深表认同，并且提出这股文学界的“新潮流”并非势单力薄，还要加上“道学界的王学左派”，也就是李贽等人，才能够完整地呈现“同一时代精神”24。由此可知，他们所言的“晚明”，大概就是万历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期。1936年，朱剑心在《晚明小品选注·叙例》中总结说：

明自神宗万历迄于思宗崇祯之末，凡七十年，谓之晚明。此七十年间，政治腐败，学术庸暗，独文学矫王、李（引者注：王世贞、李攀龙）摹拟涂饰之病，发抒性灵，大放异彩。25

这是从“新”的时代精神而言的；而从“旧”的社会体制、风气之衰朽而言，史学家又给出了新的描述。吴晗在发表于1935年的《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中，从生活风气演变的角度，将“晚明”的起点设置在嘉靖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26这代表了学术界对于“晚明”历史时限界定的两个重要观点。此后关于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产生过不同的争论，但基本上不出这两种观点的范围。当代研究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综合这两种观点，认为“晚明”就是自嘉靖后期，中经隆庆、万历、天启直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段。27

“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从历史时限上来说，与“晚明”有相当的重合，但代表了另一种以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问题为线索而超越以朝代叙事为纲的研究倾向。陈守实在1927年发表的《明清之际史料》一文中说，“史部记载之不忠实，莫过于易代之际；及种族见解之差异，文字狱之繁兴，秉笔者各有所顾忌”，所以造成“重要史实，因之多缺”28。这是为了探求朝代更迭之际的历史真相而发的议论。29在向达、陈垣的文章中，“明清之际”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从“西学东渐”的视角考察西方美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所设定的“明清之际”，就在于自利玛窦泛海东来的“明神宗万历之初，终清高宗乾隆之季，凡二百年”30。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则是以天主教在华流布史的角度所做的考察，其所谓“明末清初”也大致限定在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31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是在“历史上至十五至十六世纪，东方西方俱极谋彼此交通”32，亦即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尤其是向达关于“西洋美术播种于中国，萌生蘗长，历二百年而竟夭折”的历史探察，将源头推求到中国传统文明缺乏“科学观念”上，其间也蕴含着对前现代晚期中国何以无法跨过“现代”门槛的反思。总之，“明清之际”或“明末清初”的说法中蕴含着如下的历史认识：历史的连续性并不因改朝换代而骤然断裂，它有自身的消长线索和逻辑理路。

然而，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现象、问题所呈现的历史逻辑、脉络是不同的，因此也引发了“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概念在时间范围上的不确定性。如谢国桢在1935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其研究时限就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前期。33赵园近年间出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等著作，也是如此。

可以说，“晚明”与“明季”“明末”“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在研究对象、历史时段等方面均有重合之处，然而又蕴含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关切和价值判断、情感倾向。本书之所以呈现以上问题，是想表明，越是深入到历史的局部和细节，我们就越会感觉到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剪辑出一段首尾清晰、周期完整的时间段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的潮汐并非节点分明，人事的代谢也往往层累交叠。即便是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勘探视角、方法，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仅以人们对明朝灭亡的时间界限探讨为例—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于煤山，明朝覆亡。然而，后世的许多学者并不认为明亡于这一年，如清代学者赵翼曾引述他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观念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34在他们看来，万历年间朝廷推行的“矿税”等一系列聚敛政策祸国殃民，埋下了亡国的种子。而比他更早的史家万斯同，因为曾撰写《明史稿》，对历史有更深切的体会，提出明嘉靖初年开始、朝野聚讼纷争长达二十余年的“大礼议”，导致了严重的君臣对立、朋党政治，实在是“有明一代升降之会”35。这自然是从探寻治乱兴衰之由的角度所作出的结论。然而，到了近代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步履维艰之际，部分学者出于排满的民族主义动机，开始研究并撰写南明史传，并有意识地将明王朝的灭亡时间向后推求，36近人钱海岳就是这一研究路径的有力推进者。在他所著的百卷本《南明史》中，南明诸君都被载入“本纪”，成为崇祯帝之后明朝帝统的继承者：“纪，统纪也，以一统而纪天下事也。周室东迁，浸以微弱，至春秋时，王室不绝如线，于是吴、楚强大，绵地数千里，皆称王，而圣人断然以夷狄予之。《春秋》书王书正仍系于周，盖尊王攘夷之旨，天理人心之正也。明自威宗殉国，安宗、绍宗、昭宗相继践祚，大统未坠，土地、甲兵、人才皆非周比，天时、人事绝非偶然，顾前史视同爝火，削而不书……本史则一本天王正统，三朝悉为本纪……及永历十六年黄屋蒙尘，已无寸土而犹书者，援《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也……”37显然，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到了南明政权被清王朝彻底廓清之后，明朝方才算是寿终正寝。38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学术主张自然需要重新审视，然而，上述不同观点的交锋说明，不同的视角、立场和问题关切，往往暗含了自身的历史和逻辑脉络，很难一概而论。

本书笔者关注的是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生活时尚、审美风尚的蜕变、演进，本书分解历史的目光，自然也就集中于社会生活风气、文艺和审美思潮等的演变上。如众周知，明代社会生活风气，自嘉靖以后就出现了奢靡化的倾向，39到了万历以后愈演愈烈。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和审美领域也出现了世俗化、商业化和欲望化的潮流。40这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苗头蔓延过整个晚明，一直延续到清初才渐次消歇—因为生活和文化的主体，活生生的人，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销声匿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观念、方式、品位和审美情趣、文艺创作及欣赏，可能会因为朝代更迭而受到重创、发生变化，但整个社会风气和潮流的衰变，则需要时间的沉淀。41所以，本书所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嘉靖后期以迄崇祯末年这一段，但若具体到某一局部细节，则会依据历史的事实稍加拓展，兼及清朝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