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晚明”？

在朝代、时序的称谓之前冠以“晚”字，是中国传统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传达其历史认识、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的独特做法。在汉语传统中，“晚”既是一种时间表述，又寄寓着特定的情感蕴藉。《说文解字》中说，“晚，莫（引者注：暮）也”3，本义是日色冥漠、白昼将尽。4在中国古人的语用实践中，“晚”除了表示时间上行将终了的意义外，往往还寄托着深沉的留恋、沉痛、悲悼情绪，以及反思、省察意识。《春秋穀梁传·文公十四年》中记“晋人纳捷菑于邾”云：“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夐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5这里的“晚”字，无疑蕴含着强烈的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正因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盛赞《穀梁传》的记事笔法“纡余有味”6。当人们将“晚”字用以概括历史、时序时，这种情感和价值上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晚世之时，帝有桀、纣”，“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7刘向在《说苑·建本》中则说：“晚世之人”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又说“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8《后汉书·冯衍传》则说：“逮至晩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9这几处表述明确概括了“晚世”的突出特征：政治颓败、学术委顿、风俗堕落。不同的是，《淮南子》中的“晚世”更倾向于评价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时段，因而批判意味更为浓烈；而《说苑》与《后汉书》中的“晚世”，则可以理解为“近世”—刘向和冯衍置身于历史的现场，他们之所以用“晚”字来形容自身所处的时代，无非是察觉到了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颓势。所以在他们的言辞中，除了批判和反思外，还蕴含了强烈的愤激、痛挽之情。到了宋代，“晚汉”“晚唐”之类的说法开始出现，如宋祁在《后汉蜀郡太守高朕赞》中说：“晚汉多艰，校屋荡焚，经生罔依，弦诵不闻。”10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将唐代诗史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11在这种历史分期表述中，“晚汉”“晚唐”所蕴含的情感和价值意味与“晚世”是异曲同工的。其后，又有了“晚宋”之类的说法，兹不赘述。

按照当代史学界的通行理解，“晚明”说法的流行得益于现代晚明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1931年）在学界所引发的关注。12从“晚明”作为一个严格的现代史学概念角度来说，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但在“晚明”，就有人预感到明朝的情势业已暮气沉沉，狂澜难挽。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学研究著作中常常征引的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一段文字。在这篇可以视为以安徽歙县为观察中心的“明代风俗史论”中，作者把明初至万历后期的历史划分为四段，分别冠以“春”“夏”“秋”“冬”的时序：明初至弘治间，国家太平，吏治清明，四民百姓安居乐业，“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此后至正德末、嘉靖初年，民人纷纷弃农从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人心唯利是图，世风趋向奢靡，“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到了嘉靖末和隆庆年间，工商致富、农业凋敝，贫富分化和对立日趋严峻，世人为求利不择手段，“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万历初年到编撰县志的三十年间，大量的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民怨、民愤一触即发，“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在这篇文章的收束处，作者感叹说：“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13在他看来，有明二百余年的国脉已经命悬一线、不绝如缕了。将商贾、商业视为风俗之大蠹的陈旧观念固不足论，但这种对于世风、世运走向颓败、灭亡的感受，及其沉痛、愤激之情，无疑是借着时序更迭的隐喻遣发出来的。明清之际的顾彩（别号“梁溪梦鹤居士”）在《桃花扇序》中则说：“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引者注：明）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14此处“晚年”二字所蕴藉的沉痛、惋惜之情尤为深挚！

或许，关于历史长时段的认识需要时间的沉淀，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对这段历史，还未形成整体、清晰的定位；也可能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下，他们不敢抒发“向晚意不适”的悲悼与留恋之情，总之，清代人常用“明季”“明末”来形容这段历史，而较少用“晚明”这一概念。如前文提到的顾彩，在《髯樵传》15一文开篇交代故事背景时，就写道“明季吴县洞庭山”云云。 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者的做法。该书目但凡提到这段历史，均冠以“明季”“明末”的指称，使用次数均有近百次之多，而从未使用“晚明”的说法—与“晚明”相比，“明季”“明末”的批判和反思意味更为浓烈，而并无多少留恋不舍之情。因为，在汉语传统中，“季世”“末世”的语义重心在于凸显政治、风俗、道德、人心的全面颓败，可谓一无是处。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使晋，对叔向描述齐国的形势说“公弃其民……聚腐朽，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此季世也”。16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明季”学术风气、文化思潮和审美风尚时，无一例外均是严词峻语、大加挞伐。17而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计六奇撰述晚明史事时，将书名拟定为《明季北略》，其自序中的话，尤能表明这种反思、清理历史遗迹以见兴亡之理、治乱之由的意图：“自古有一代之治，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而他之所以选择晚明作为著述对象，其原因有二：其一自然是出于保存史料的考虑，要载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其二则是有感于“世之载笔者，每详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18。显然，在计六奇看来，“明季”实乃典型的乱亡之世！

因此，尽管有学者指出，自清初叶开始“晚明”一词就曾出现在清人笔端，19但是这一概念并未像“明季”一样，在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被不断重复使用、强化其批判色彩。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内政日窳，外患突起，士夫忧时感世，始稍稍复喜治明季史事，以励气节”20。这就为后来晚明历史文化研究的勃兴做好了铺垫。前文提及，谢国桢于1931年出版的《晚明史籍考》一书引发了晚明史研究的热潮，从而使得“晚明”这一历史表述变得极为盛行。事实上，通过谢国桢的自述，我们能够发现，正是清中后期以来日渐兴起的“竞尚搜辑（引者注：明季）遗事之风”，为其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极大便利。21而历史的巧合则在于，与“晚唐”说法的流行相类似，“晚明”概念之被广泛使用，也是在文艺批评和研究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集中涌现出一批以“晚明”为题的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选本，如须尊撰写的《晚明文与政治》（《鞭策周刊》1932年第1卷第2期）、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晚明”之“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晚明小品”的提倡者和小品选本编纂者的眼中，“晚明”所标识的，不仅是明王朝的衰落和消亡，还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走向强弩之末，进而孕育着走向近代、涅槃重生的“近”与“新”的精神。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证，此处仅举一例。周作人之倡导晚明小品，实则立足于如下的坚定信念：“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22。也就是说，“晚明”被视作中国文明由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历史阶段—对于传统而言，它是穷途末路；对于近现代而言，它则是源头活水。因此，沈启无在编选以晚明作品为主的小品选本时，直接将其命名为《近代散文抄》。这就与历史上的“晚世”表述有了很大不同：前引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观念，认为晚明实际上走向了历史惯常之一治一乱、一兴一亡之朝代循环的“乱”“亡”的节点；现代表述中的“晚明”概念则寄托着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跳出朝代循环的前现代传统、走向近现代的乐观期待。就此而言，一个在现代以来的学术史上引发极大关注的重要命题呼之欲出—时至晚明，中国文明已经步入了前现代历史的晚期阶段。

因此，可以说，“晚明”这一历史表述中实际上羼杂着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的意义、情感和价值判断。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晚汉”“晚唐”“晚宋”表述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用以描述一个历史王朝走向衰落、消亡的概念，其间包括政治的颓败、风俗的堕落、伦理道德规范的解体等；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更进一步，被用来表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前现代晚期的涅槃新生。并且，在“晚明”表述中，我们读不出对历史依依不舍的留恋、沉痛、悲悼的情绪，反而，其间洋溢着一种有关中国历史摆脱陈旧、滞重的束缚，站在前现代晚期的历史节点，步履艰难、迟缓却依然迈向“现代”和“当下”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