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职住区位选择

研究知识工作者区位偏好及选择的系统框架如图1所示。知识工作者的区位偏好主要包括其对于居住地点及就业地点的选择。本节首先介绍选择居住和就业地点的主要理论；其次介绍个体决策者特征对职住区位偏好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属性，如性别、家庭类型、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以及对特定交通方式的偏好程度。知识类型这一崭新的视角及其对知识工作者区位偏好的影响将会在第4部分重点阐述。

图1　空间相关的选择及其与个体决策者和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

3.1　住房选择

住房是一个具有多种属性的商品。个体决策者在选择住房时会考虑三方面的属性：首先，微观层面上的住房本身的属性，包括户型大小、房屋所有权、住房成本、房屋类型、建筑年代等；其次，中观层面上的社会及空间环境属性，包括周边氛围、绿化程度、经济社会的阶层以及服务设施、交通设施与学校的可达性；最后，宏观层面上的区位属性，包括到市中心和工作地点的距离（Horner，2004）以及到特定的社交活动中心的距离（Schirmer et al.，2014）。总之，个体决策者在选择住房时不仅希望拥有住房本身及紧邻住房的服务设施，并且希望能够确保到工作地点、社交活动及其他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有关住房选择的经典理论包括可达性—空间大小的权衡理论（access-space tradeoff）、身份—质量权衡理论（status-quality tradeoff）及住户为中心的“雏鸟”理论（household-centered “nestling”）。

可达性—空间大小的住房选择权衡理论是指人们在选择住房过程中主要对居住空间大小和工作可达性或通勤成本高低进行权衡（Alonso，1964；Evans，1973；Muth，1969；Romanos，1976；Thrall，1987）。鉴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要大于区域空间扩张的速度，更多的人倾向于牺牲通勤时间来获取更大的居住空间（Levinson and Wu，2005）。这一假设在Scheiner（2006）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在住房紧张的地区，人们通常会牺牲更多的交通成本来选择一个比较偏远的较大空间的住房。然而，住房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区位，更是一个社会空间，是社会阶层的象征或代表（Phe and Wakely，2000）。个体在选择住房时不仅是选择一个满意的地方来“栖居”，更是选择一个与其社会和经济身份相吻合的空间区位。

身份—质量权衡理论指的是人们在选择住房过程中，主要在居住地点的“身份”和住房质量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Phe and Wakely，2000）。居住地点的“身份”指的是住房区位在社会中的认可度，它所指代的是这个区位在财富、文化等方面具有的价值，不仅包含与工作地点的邻近性，同时还包含与重要教育或文化中心的邻近性。住房质量主要指住房的物理属性，包括房屋大小、房屋设施、房屋类型及建筑年代等。不仅仅局限在居住空间和交通成本这两方面，身份—质量权衡理论还考虑了居住区位在社会中的价值和认可度（Phe and Wakely，2000）。

住户为中心的“雏鸟”理论指的是住户会选择可以平衡其他活动地点的居住区位（Olatubara，1998）（图2）。这些活动中心指的是日常的空间导向，如工作、社交网络及娱乐设施的位置（Scheiner，2006）。每个住户的居住区位是其日常活动系统的重要参考点，复杂的城市空间结构就是由这些住户及其日常空间导向的集合构成的（Olatubara，1998）。依据这个理论，住户在选择住房时会考虑到重要活动节点的空间位置，包括工作地点以及其他日常活动地点的相对位置。

图2　假想城市中住户日常活动的空间格局，基于住户为中心的“雏鸟”理论

资料来源：依据Olatubara（1998）修改。

一个居住区位是否最优绝不是由这个区位的客观特征决定的，而是依赖于个体的主观感知。由于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时间和金钱的预算，给具体客观环境的特征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最终会体现为权衡过程中的差异性（Beamish et al.，2001）。首先，经济社会属性会影响对住区的选择。家庭的“生命周期”会影响对住区的选择：单身个体倾向于选择比较中心的住区，以保证其方便地参与社交活动（Storper and Manville，2006）；有孩子的家庭通常考虑到儿童的健康和发展，一般倾向于选择靠近环境优美的地区（Cummins and Jackson，2001）。此外，个体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及对特定交通方式的偏好都会影响对住区的选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大学生更加看重市中心区域提供的服务设施（Storper and Manville 2006）；高收入人群通常倾向于选择较大的住房，并愿意承受较长的通勤距离（Waddell，1993）；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人会选择那个提供较好自行车服务设施的住区（Pinjari et al.，2009）。 此外，生活方式在住区选址过程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Beamish等（2001）将城市生活方式归纳为三种类型：事业型、家庭型及消费型。事业型群体很看重到达工作地点的邻近性，他们试图尽可能地缩短通勤时间；家庭型群体看重家庭活动的空间，十分看重住房本身的属性；消费型群体看重最新的商品和服务，会更多地考虑大型购物娱乐中心的空间邻近性。

3.2　工作地点的选择

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都是重要的空间参考点，本节将着重介绍工作地点选择的两个理论：一个是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的空间“限制”效应；另一个是基于通勤过程的“润滑”效应。

人们通常选择那些与他们居住地点临近的工作机会。换句话说，求职者对工作地点到居住地点的地理距离很敏感，它们通常从临近住所的地点开始搜寻工作，来减少筛查和搜寻成本以及通勤成本。距离居住地较远的工作地点意味着通勤费用的增加或迁移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新住宅的额外成本，这使得其不具吸引力（Kim et al.，2005）。

工作地点的选择取决于员工选择工作和雇主同时选择员工的双重要求（Næss，2016）。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相比于到达学校、商店或者社交活动地点，人们通常更愿意接受到达工作地点的较长出行距离（Boussauw et al.，2012）。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在寻找工作时会扩大搜寻的空间范围（Simpson，1987；Watkins，2016），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Simpson，1980）。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知识工作者更愿意忍受较长时间的通勤以获得更加匹配的工作，而前者可以通过后者的收益进行补偿。例如，Thierstein等（2006）发现，苏黎世区域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工作者比其他部门的工作者承受更长的通勤距离。Burger等（2014）在Randstad地区观察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的通勤距离要大于其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