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大学要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质^注2

张杰，1958年生于山西太原，祖籍河北邢州，物理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78—1985年，张杰在内蒙古大学物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学位。1985—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专业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1989—1998年的十年间，张杰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机构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99—2003年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光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副所长等。2003—2006年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2006年11月至今，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我们实施了知识探究、能力建成、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目的是为了激励学生自我成才。这要求我们改变理念，真正以学生为中心，激励学生的自主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质。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是将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与极具创新潜力的学生汇聚在一起，让他们相互激发，并在相互激发中形成使学生终生受益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黄达人（以下简称“黄”）：张校长，我这本访谈录的主题是人才培养，第一个就是访问你，后面还打算访问一些学院的院长以及个别大学校长。我们知道你在大学管理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多先进的理念与实践，因此，对你的访谈不局限在人才培养方面，希望你能谈得全面一些。

张杰（以下简称“张”）：谢谢黄校长。我们不妨先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谈起。大学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社会组织。大学之所以可以历时千年，而一直保持着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除了由于大学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学代表着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整个社会良心、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堡垒。大学通过创造、传播和保存学术成就、文化概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从而影响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追求，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创新是大学最根本的特征，因此，大学治理应该围绕创新这一根本特征展开。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从这个特殊的视角来看，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在第一个发展阶段的约80年间，美国的发展走的是以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其实，很多国家的发展都走过这样的模式，包括我们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模式。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展结束到现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却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轨迹，出现了五个台阶式的跨越发展，分别是1960年代航天技术带动的经济社会发展，70年代电子技术带动的发展，80年代软件技术带动的发展，90年代互联网技术带动的发展，以及现在正在出现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带动的发展（图一）。从图上可以看出，这是很典型的五次主要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跨越式发展，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却没有走出这样的轨迹。例如日本，从其发展轨迹上看，它的发展也主要是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随着产业的转移，它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进入饱和区。而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减速的趋向。因此，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能否变成以创新为驱动力。所以说创新驱动发展对于世界各国都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加重要。

仔细研究美国历史上这五次跨越式发展的驱动力，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五次跨越式发展都与大学的创新密切相关，或者说大学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有时单纯地把所有大学都定位为“为社会培养有技能的人才”，其实是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多元化需求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最根本的定位，应该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引擎和源泉。我们平时总在说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需要创新驱动，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回答创新的引擎和源泉在哪里，这个源泉其实就在大学，这是中国大学的使命和责任。

大学的根本特征是创新，创新来自教师与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力。因此，大学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通过制度激励，将大学建设为一个持续高效激励创新活力的有机体。研究型大学的实质，就是要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聚集在一起，相互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从而产生使学生终身受益、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创新能力和智慧。大学治理，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持续高效激励创新的人文环境。

我们认为，这样的创新环境，可以表现为三大体系：第一是创新人才成长体系，既包括创新思维的教师，也包括创新潜质的同学；第二是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第三是思想文化创新体系。这也是创新型社会对研究型大学的要求。交大这些年的主要改革都是围绕着建设这三大创新体系而展开的，这三大体系也是交大向创新型大学转型的发展目标。

创新人才成长体系：为创新人才成长搭建阶梯

黄：那我们就从这三个体系谈起。

张：创新人才成长体系，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成长。先说教师成长体系，这个体系强调的是要形成创新人才成长阶梯，最终形成一流师资队伍的人才金字塔。教师成长体系分为引进和培育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海外大规模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另一方面是培养、提升现有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2007年，我们制定了面向2020年发展目标的发展规划《交大2020》，提出要创造条件，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到2018年，引进和培养800名左右在各学科处于世界前1%水平的高水平学者。同时，要营造环境，努力培养、提升现有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当然，在大规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与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对接的新的职称和薪酬体系，这样就与现有的职称和薪酬体系形成了实际上的双轨制。但双轨制最终还是要并轨的，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制度设计，并预计到2015年前后开始逐步并轨，2018年前后完成并轨，在全校范围实施长聘（tenure）学术荣誉体系。

如果将国家现有的对各种人才资助的项目（比如上海市的浦江学者、教育部的长江学者等）和对科研资助的项目（比如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等），根据项目重要性和难易程度看做不同层次人才成功标志的话，那么国家现有的这些资助项目其实就相当于人才成长阶梯。但是目前这个阶梯的每两个台阶之间的间距比较大，一位教师要按照这个台阶走的话，迈上每一个更高台阶都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为了帮助学校的师资队伍成才，我们在学校内部设计了另外一套人才成长体系，相当于在国家的人才成长阶梯的两个台阶之间再加一个台阶，这就是我们的人才成长阶梯的基本概念。2007年，学校开始实施人才成长阶梯计划。这个阶梯也是学校师资队伍双轨制里面的其中一轨，这个轨道就是为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而设立，同时今后校内原有的教师也可以进入这个轨道。比如说，人才成长阶梯上的讲席教授、特聘教授、特别研究员，其实都正好对应于国家的每两个台阶之间的台阶（图二）。事实上，国家的“千人计划”对应的其实就是学校长聘学术荣誉体系中的讲席教授，“青年千人”、“优青”、“青年拔尖人才”（统称为“三青”）对应的是学校人才成长阶梯中的特别研究员（相当于海外一流大学的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而在年基金和面上基金之间，我们又用捐赠来的基金设立了“SMC—晨星学者”奖励计划，专门支持学校现有的青年教师。这样学校的老师就可以在跃上国家的更高台阶之前获得学校额外的支持。从实际效果看，这样的人才成长阶梯制度设计是有效的，比如，自“SMC—晨星学者”奖励计划设立6年来，已经有1384位青年教师得到了支持，其中有16位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位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56位成长为教育部评选的新世纪人才，还有更多的青年教师获得了上海市的各类人才计划的支持。

经过从2008年到2010年约三年时间的努力，到2010年时，我校由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数目超过了250人，形成了一定的临界体量，同时形成了长聘教师师资队伍的学术标准。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对学校现有教师的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们在2010年9月启动了针对学校现有教师的“四位一体”综合改革。这个改革由各院系分别推进，主要聚焦四个方面，分别是发展定位、分类发展、分类考核、薪酬体系改革。这个改革非常不容易，需要耐心和制度设计，所以，我们将这个改革完成的时间定在2018年，即持续进行八年左右时间的改革，实现双轨的并轨。从2014年起，我们选出几个基础比较好的院系做试点，开始试行新的人事制度，向Tenure-track体制过渡。2015年，在试点的基础上，我们在全校开始推进学术荣誉体系，启动长聘教职评聘，师资队伍发展的两条轨道开始并轨，这个并轨过程大概需要几年时间的，预计到2018年在全校范围完成并轨。但是，在双轨制并轨的过渡期，怎么样才能营造新引进的教师与原有教师相互尊重与相互学习的环境呢？我们的做法是，在新体系里面，首先，职称晋升体制与我们现有的职称体系是不一样的，新体系是与国际接轨的；其次，新体系中，教师的薪酬比原有教师多出来的教职津贴部分主要是通过企业家捐资、冠名筹得的，不动用学校可用于原有教师薪酬的那部分资源，以保证对原有教师的公平。

从2010年开始，我们启动了针对原有教师的薪酬体系改革，这项改革要连续执行八年，主要是增加教师收入中，来自学校的部分和来自学院的部分。目标是在2018年前，随着交大师资水平的快速提高、双轨制完成并轨的时候，交大长聘教职师资的薪酬可以与世界一流大学同级别长聘教职师资的薪酬可比，同时，将长聘教职的薪酬的比例调整到位，以便对长聘教职师资提出更高的教学质量要求。在SMC公司的支持下，我们为35岁以下的青年老师设立了SMC—晨星学者激励计划，这个计划除了给青年教师生活津贴和住房津贴外，学校也将科研口的资助集中在这个计划中集中投入。在过去的六年里，在SMC—晨星学者奖励计划的总投入为1.36亿元（其中来自SMC的基金的经费为8600万元）。此外，我们还为新进校的青年教师设立了科研起步计划，青年老师一加入交大，就会有科研启动基金。在鼓励青年教师教学方面，我们还设立了一项烛光奖，成立了教学发展中心，从教学方法和资金两方面，激励青年教师对教学的投入。同时，我们还加强了青年教师公寓建设，给新来的青年教师一个喘息的机会。

总体来说，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速度与2007年制定的人才金字塔规划大体是一致的，甚至实际的发展速度比规划中还要快一些。所以，到了2012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2013年的人才引进和培育目标。我们相信《交大2020》发展规划中的师资队伍建设的2020年的主要规划目标很有可能在2018年就会提前实现。

黄：你从引进和培育两方面对教师成长体系讲得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请谈谈交大的学生成长体系。

张：2008年，我们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为期八个月的教育、教学理念大讨论，全校有五六百位老师参与。通过这次讨论，大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目前在大学里奉行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我们要对交大的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改革，实施知识探究、能力建成、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目的是为了激励学生自我成才。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们其实是以教师为中心，把学生当作孩子看待，而非成年人，所以包办代替得太多，影响了学生的自我成才。现在的体系要求我们的理念要改变，要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作为成年人来要求，激励学生的自主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质。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是将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与极具创新潜力的学生汇聚在一起，让他们相互激发，并在相互激发中形成使学生终生受益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前，交大的基础学科教育（basic education）基础较弱，所以我们成立了致远学院，主要通过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系统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学术沟通交流能力，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人格独立的拔尖创新人才、能够站在未来科学和工程界前沿的领军人物。为了整合全校的资源，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我亲自担任致远学院院长达五年之久。在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方面，我们成立了交大密西根学院和法国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同时我们启动了卓越法学人才、卓越医师、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等计划。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们从2010年起启动了八项改革措施。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其实距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差距更大。所以，我们先从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注重过程管理的改革开始，包括（1）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培养模式，（2）改革创新招生方式，（3）深化完善导师选聘，（4）建立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5）统一学术标准，（6）加大国际交流的力度，（7）推进交叉学科培养，（8）加强课程体系建设等。研究生培养更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个性化发展。

经过全校师生将近十年的努力，这些改革措施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成效了。首先本科生生源质量有了长足进步，招生综合排名稳居全国第三。我们的研究生生源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硕、博士生来自“985高校”和重点学科的生源比例分别达到了60%和70%。专业学位招考成绩和培养质量也名列前茅。

我们把海外游学作为人才培养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学生提供全方位与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2013年，本科生中有海外游学经历的学生比例已经超过35%，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前后，这个比例将达到50%以上。在交大校园中学习的海外留学生人数也已经达到5000人，对留学生住宿也进行了改革，让海外留学生与我们自己的学生居住在同一栋宿舍楼，让他们的文化相互碰撞，在校园里初步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氛围。

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改变激励机制

黄：接下来，可以谈谈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了，我听说2006年你刚任交大校长的时候，第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

张：是的。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着手重塑学术追求的大学灵魂，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回归科学研究的根本，激励好奇心驱动和使命驱动的科学研究。取消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是为了去除科学研究的功利化目的，改变当时的科研导向，把当时科学研究的“论文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问题的来源主要包括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两方面。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般来讲，大学不太善于“大兵团作战”，所以，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有针对性地组建大团队、建立大基地，以增强承担大项目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好奇心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根本动力。因为这个关系到学校的科学追求精神。这里有个小故事。我在中科院工作的时候，一直倡导进行暗物质的研究，这是目前宇宙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做暗物质探测的实验研究，由于所需时间较长，难度极大，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出论文，当时也是因为有“论文导向”的功利因素存在，所以其实没有人愿意选择这个课题。

来到交大以后，我们取消了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改革了对院系学术发展的考核方式，启动六年一个周期的国际评估，倡导以学术追求为灵魂的大学文化，这种“论文导向”的研究文化开始转变。物理系季向东教授是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回国的大物理学家，他与他的国际团队长期致力于暗物质的直接探测研究。为了屏蔽宇宙射线的背景干扰，暗物质直接探测需要在极深的地下实验室进行长时间的测量。他们与清华大学实验团队一起，在我国四川锦屏山深地实验室（埋深达2500米）进行长期的探测研究。在他刚回国的时候，他曾经问我学校是否支持，需要持续十年之久，而且最终可能是零结果的实验探索？我说，学校支持这样的科学探索。首先我相信你们在那样的深地实验室探测十年肯定不会一无所获，再说暗物质测量的零结果本身，对于科学探索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们的实验什么有价值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其实你们也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因为你们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科学家对于自然未知的科学追求。中国科学家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探索自然未知，追求科学真理，在25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待十年的时间，我相信这对更加年轻的学者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必将是一个巨大激励，这不是论文的数量可以替代的。对于大学教师来说，这种科学追求精神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会用这种精神来影响学生。

另外，我们从2007年开始启动了对院系学科发展的中长期国际评估。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难。因为这实际上是要把对院系的年度考核变成六年一个周期的国际化评估。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其背后的目的仍然是摒弃科学研究的功利化倾向。国际评估是学校主导的，分为书面评估和现场评估两个阶段，对每个院系的评估大约要历时半年左右。在现场评估阶段，国际评估专家要求被评估的学者讲三件最得意的工作，发表不发表都没有关系，主要是要看你的学术品味和学术追求，而不是简单的数论文式的考核。实际上，国际评估就是学校对各院系学术发展的一个指挥棒和学术价值导向。我们认为国际评估对院系最大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导向，实现学术追求的大学灵魂，而这对大学是最根本的，因为大学的根本使命是育人，假如大学教师科研的导向是功利的，那么就会对学生和大学文化产生不良的影响。

黄：那么你们提出的目标管理是指什么，也包括国际评估吗？

张：对。以前我们也曾经历过数论文数的量化考核阶段，现在改变了形式。比如院系的学术发展每隔六年做一次国际评估时，做评估的专家会单独给校方反馈，说明这个院系的学术追求氛围和努力效果怎么样，重要的学术方向发展是不是朝着一个大的科学或者工程技术发展目标在前进。另外，我们虽然不追求论文的数量，但还是要看一样东西作为参考指标，那就是申请到的科研经费，包括纵向和横向经费两方面。比如六年的纵向科研经费总和以及变化趋势可以部分地体现这个院系的科研水平在全国的影响力，而横向科研经费可以体现这个院系的科研在工业界的影响力。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快速发展阶段，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很快，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国家对研发的投入经费的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新增的大部分研发经费，都是以大项目的形式以竞争性经费的方式由国家有关科研管理部门发布。因此，这个时代的特点是鼓励追求重大科学或者工程技术发展目标。如果你要追求大的目标，当然就要申请大的科研经费。所以，对院系六年科研经费总量和变化趋势的观察，最终推动的也是一种在学术追求方面的制度激励。当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术研究，或者纯理论性的学术研究的评判，我们不是根据科研经费的数量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其成果的学术价值来评判。

2008年学校学术委员会开始制定未来的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的时候，我们提出要对当时的学科发展质量做一次全面审视。当时的交大有68个在建的一级学科，而这68个一级学科里面，真正名列前茅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明显地不符合交大学科建设未来的定位。再仔细研究一下发现，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将68个一级学科都建设成一流的学科。原因很简单，对于当时只有不到3000名专任教师队伍，可用于学科建设的经费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把这68个一级学科都建成一流。所以，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必须先做减法。当时，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对学校所有在建的一级学科进行了全面分析，根据学校的未来学科发展规划，决定将在建的一级学科数目削减到50个左右。做增量相对容易，做减法其实很难。但是，在全校上下形成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已经成功地调整了15个一级学科，将有限的力量凝聚到其他相近在建学科上去。我们对于学科建设提出的要求是，到2018年，凡是在建的学科，包括文科，一定要在世界上有其独特的位置。当然，比如说数理化、文史哲这些关乎综合性大学根本的基础性学科，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建设。

这些年来，我们把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当作学校和各院系创新活力指数来看待。作为传统工科很强的大学，交大的工科老师原来对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其实并不重视。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有些长期做横向项目的老师来说，从企业得到200万的横向项目，比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30万经费可能要容易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自然科学基金呢？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是创新的想法，所以一位老师获得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其实意味着这位老师的创新想法被学术界所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横向项目代表着学校今天的科研实力，而自然科学基金则代表学校明天的创新实力。

黄：现在交大的自然科学基金的总经费有多少？

张：去年是6.32亿元（图三）。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说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是60万的话，那就意味着去年交大有1000位左右的教师都提出了自己的创新想法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而且，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规则，每位老师在三年中，只能申请两个项目，目前学校专任教师一共只有不到3000人。考虑这些因素以后，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到的6.32亿元经费，其实表明了全校教师的创新活力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了，事实也证明学校的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了。这些年，自然科学基金的总经费增长很快，远高于国家GDP的增长速度，而交大的发展速度是国内高校中为数不多的能跟上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增长速度的高校。在以好奇心驱动的创新活力被充分激发以后，我们将注意力逐步转移到使命驱动的团队核心创新能力上来。在这方面，我们把重大项目的申请作为衡量的一个指标。学校的重大项目数和“973计划”项目数，这些年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图四）。虽然从2006年起，我们就不再对论文进行进行现金奖励了，有些同志担心学校发表的论文总数是否会继续增长。但过去几年学校的发展表明，学校发表的论文总数其实与是否给予现金奖励没有太大关系。从论文的总数上看，尽管我们已经停止了对发表论文给予先进奖励，但是过去几年学校发表的论文数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其他高校也都快速发展的态势下，我们的论文总量从原来排在全国第三的位置，前移到第二位，而且已经逼近第一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学校发表的论文中的高质量论文变得越来越多。科技成果方面，这几年，我们获得的国家奖项有34项，位居全国高校的前两名；1999年以来，我们的科技进步奖总数是全国高校的第一。学校的科研经费和总经费的增长速度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尤其是科研经费，从2007年的6.85亿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20.51亿元。这些进步都体现了学校创新活力的激发以及团队创新实力的大幅度增加。

最令我高兴的是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因为高水平文科的发展是像交大这样的理工见长的高校真正转型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标志，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高水平发展对我们的人才培养也会有根本性影响。对于文科发展我们主要关注社科类重点和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以及科研经费的增长。交大文科这些年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这体现在QS排名系统中，交大现在排在全球前一百位的文科学科有6个。另外，根据汤姆森路透的学科体系，交大在建学科数大约有18个。其中排名在全球前1％的学科，2006年时我们只有6个，现在排名全球前1％的学科数已经有15个了。

思想文化创新体系：天地交而万物通

黄：好！这是交大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接下来就是思想文化创新体系了，我对你解释交通大学校名中的“交通”二字，很感兴趣。

张：文化其实一点儿都不虚，我个人一直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为生活提供梦想。对于有激情的人来说，梦想有极强的激励作用。2006年，我刚到交大时，在一次讲演中，谈到交大的未来时，使用了“激情”与“梦想”这两个词。好几年以后，有一位工科的老师跟我开玩笑说，张校长，你刚来到交大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你的背景，我们议论你，说你肯定是学文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你在讲演时特别提到了梦想，梦想可是虚的呀！工科是务实的，求实的，怎么能说梦想呢？但是，现在交大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不但以感恩和责任为校训，而且激情与梦想也成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了。最让我觉得最高兴的是，现在全校的老师，包括工科的老师，也在课堂上讲自己的梦想了，这是学校让我最自豪的变化。假如老师都没有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梦想，那么学生的梦想从何而来？2007年，我们提出，学校未来发展的规划就是要与每位师生自身发展的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就是学校制定“交大2020”发展规划的初衷。

黄：是不是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规划的制定过程？

张：好的。从2007年开始，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做“交大2020”发展战略规划。一般来说，制定发展规划就是根据自身的学科基础和实际情况，按照学科的发展规律去做预测。但是，当时我们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体系，光靠预测一定做不成长远规划。

我们2007年做的是2010年至2020年的发展规划，所以，我们在做规划时，第一步先不考虑学校目前的学科现状，而要根据2020年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与2020年时的中国相配的中国顶级大学各方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学科发展指标，这样就可以制定2020年的交大发展目标了。接下来，我们再研究怎么从今天的交大过渡到2020年的交大。在研究这个过渡的时候，要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当做交大都可以用来发展的资源，然后在规划中研究如何争取这些资源。所以，这和一般学科发展规划的思路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要让规划的制定过程变成了一个凝练全体师生共同愿景的过程。

我们提出，制定发展规划的目的是形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愿景，这个愿景不能与师生自身的发展相脱离，所以，要与全校的师生充分沟通。实际上，在“交大2020”发展规划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经过了“四上四下”的沟通，使规划的制定成了全校全体师生都参与的过程；而且规划最后的规模比开始想象的大得多，它包括一个总规划纲要和15个专项规划，包括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财务计划、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还制定了学校的学术发展路线图。除此之外，所有的学院和研究院也都制定了他们各自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被命名为“交大2020”。虽然它的最后一个版本到2009年才出版，但实际上，交大从2008年就开始按照这个规划在运行了，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规划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发展愿景，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交大2020”对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他们的未来。不少校领导的办公室都会挂着一张战略地图，内容就是各方面的发展目标。不同学院也有各自的战略发展地图。

黄：做规划的过程就是一个共同愿景形成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交通大学的精神文化形成的过程。

张：是的。所谓大学文化其实有三个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就是管理理念和体制机制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大学管理的根本就是为学术发展服务。由于现代大学管理历史较短的原因，中国的大学管理大多数还在经验管理阶段。交大原来也是一个经验管理的学校，从2007年开始，经过认真的准备，我们开始引入规范管理的理念，从规章制度等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开始做起，把学校的运行逐步规范起来。经过两年时间的规范管理，我们从2009年开始启动了目标管理，然后在2012年启动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个二级单位的事情。交通大学不能靠国家投入越来越多的经费来促进发展，而是要逐渐转向效率要发展。这就需要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并且在更长时间里，逐渐过渡到文化管理。这是科学管理理念逐步被全体师生接受的过程。比如，在2009年刚开始启动目标管理的时候，当年的目标完成度只有56%，到2013年，完成度已经达到85％以上。我们追求的是全体师生作为交大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和成就感。从根本上来讲，教师的幸福感来自他的职业尊严感，同学的幸福感来自作为交大学生的自豪感，管理人员的幸福感则来自于他们在交大工作的成就感。如果连个发展目标都没有，那肯定没有成就感。所以，现在对于交大的管理人员，超额完成学校年初下达的工作目标，是他们最自豪的事情。每年学校行政机关年度述职的时候，大家打印出来的第一行字就是学校年初下达的年度目标，这是规定动作，完成得如何。然后才是自选动作的汇报。

黄：真就是这样。

张：另外，我们平时说，我们的大学里有两个体系——党的体系和行政体系。其实，我们还忘了大学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体系——学术体系。所以实际上，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协调，其实是所谓的governance和management这两个层次的结合。以往，我们讲管理科学时，对governance和management是不太区分的，实际上它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大量原则上的事情，要从学术的、治理的角度来制定。所以，我们在2008年重新组建了学术委员会。

黄：这是制度层面的大学文化，接下来就是精神层面的了。

张：是的。我们对交大的精神文化核心也重新做了一个梳理。我们学校的创始人提出“求实学，务实业”，升华一下，就是追求真理，而交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与日俱进，敢为人先”，其实是一种创新精神。还有我们的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其精神内核是感恩和责任，以及近年来我们提倡的超越自我、勇创一流的激情和梦想。这些都是交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文化就是把“交”“通”这两个字的文化基因进行全新的诠释。“交”“通”二字出自2500年前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原文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实这是对“交通”二字最好的诠释。“交通”是校名，更是一种办学之道、治国之道。

黄：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重新诠释学校的名字，对于大学的精神确实很重要。我没想到一个搞科学的人，能对“交通”二字有这样的认识。

大学管理：从“校办院”向“院办校”的过渡

黄：对于上海交大未来的发展，你有哪些思考？

张：2011年11月，我在五年任职期满做述职报告的时候说，在全体交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交通大学过去五年发展得很好，也很快。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交大过去五年的发展模式其是行政主导的发展。行政主导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高效放大器，正确的决策会放大，错误的决策同样也会放大，长远地说，其实这是一个有风险的管理体系。

所以，更长远地说，我第二个任期的梦想就是要实现三大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行政主导的发展转变为学术主导的发展，第二个转变就是要从现在的“校办院”向“院办校”的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学校要求发展转变为师生的自我实现。实现这三大转变，要坚持三个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系统发展原则。

黄：在现在阶段，最重要的是第二个转变，“校办院”转变成“院办校”。

张：我对我第二个任期有一个梦想，就是实现这三大转变。与其他C9高校相比，交大在许多方面并不都是最强，但是在集中全校的力量，达成重大目标的能力方面，交大的组织优势大概是最强的之一。如果说，过去交大的发展是靠学校强力的巨型发动机在推动的话，那么，再过五年，我希望能通过制度激励，使院系的31台中型发动机都能全速运转，每一位交大师生都能够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力拼搏。设想一下，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局面，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目标是成为一种不是学校要发展，而是每个老师要发展的模式，到那个时候，这个大学就真正变成世界一流大学了。这些中型发动机的启动，就是要使院系成为发展的主体。现在，院系之所以不是发展的主体，原因在于我们只给了院系发展的责任，但是没有给它相应的权利，也没有给它发展所需的资源。我们要探索怎么样能够逐步把学院的创新活力激励起来，从而把学院变成创新激励的主体。最终，实现从“校办院”到“院办校”的转变。

黄：这个梦想激动人心，我们现在都是校办院。我们经常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其实忘记了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应该努力把学院做实了，只有学院发展了，学校才会真正发展。

张：给学院放权其实真是一门艺术，因为不能简单地说它要权就给它，这样不一定行。学院的发展也不能与学校的发展理念脱节，所以放权要与制度激励紧密结合。

黄：你是公开地讲院办校。我只说过学校的管理重心一定要放到学院去。但现在许多大学的机关反而有了越来越多的行政主导权，实际上把学院的积极性给消磨掉了。

张：我们现在正在做校级机关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非常根本的，什么叫最根本意义的改革呢？我们要尽力把这个层级式管理的行政体系逐渐变成一个扁平化管理的体系，并且形成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治理体系。在中国大学里，领导力非常重要，领导力要通过对组织内部的治理和外部关系的协调来实现。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和学术共同体，具有自身独特的地位分工、价值活动和行为规范。大学是创新人才最密集、创新活力最旺盛、创新创意最丰富的不竭源泉。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机遇窗口，大学理应担当起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支撑和推动创新实践。然而，大学能否真正做到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新动力，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学术水准的导向、关注需求的自觉、鼓励创新的机制和持续创新的能力，取决于造就创新性人才这一立学之本，其中尤以激励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制度环境为要。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顺应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合乎法治精神特别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及方法论层面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周延性和可靠性。正因为如此，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成为大学治理的中心环节。

制度激励是一种内生动力机制，通过规则、制度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方向引导、动机激发与行为强化，持续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它强调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突出其法规权威和激励功能，一方面高度重视制度自身的草根基础、吐故纳新、自我完善和新陈代谢，一方面从根本上持续激发大学师生这一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内生动力，实现制度功能的边际效应最大化。因此，制度激励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制度创新的本质要求，是大学综合改革的根本动力机制。

制度激励的核心理念是依法治理，强调维护制度的法权地位，使制度能够打开所有人的梦想空间，为所有人提供追求梦想的保障。其本质要求是以人为本，注重实现事业繁荣与主体发展的统一，增强主体对制度的认同感、融和度和支撑力。其关键环节是在“摸石头过河”的经验基础上加强理念的顶层设计，突出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主体自觉性，以及制度落地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和持续性。其根本途径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推动大学治理模式转型，真正落实依法治校。其目标追求是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生态，强调人与制度的良性互动，进而形成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制度激励为主线，以大学治理能力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制度文化生态，激发教师的尊严感、学生的自豪感和全体员工的成就感。

黄：前段时间，我访问了港澳台、美国、日本、新加坡的19个大学。关于大学制度，我最关心是看人家学院怎么弄。我为什么非常认同你这个“院办校”，因为在人才培养上，如果学院不能办实，学校的工作永远能不能深入下去。

工科学生的培养定位：从工程师到工程科学人才

黄：接下来，我还特别想了解一下，你怎么定位21世纪的工科大学？

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黄：因为毕竟我们国家原来的那个大学的工科模式已经形成了，你们交大的模式可能还没有到大家公认的地步。

张：实际上，国际评估是一个指挥棒。建设一流的的理科必须瞄准根本性的科学前沿问题，探索未知世界；文科的发展必须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努力构建有重要影响的学派；而工科发展的战略途径则既要与我国的工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为未来的技术革命作好准备。因此探讨创建一流工科战略途径，对推进我国尽早实现产业现代化和未来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产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际评估必须掌握这些标准。2007年，我们的国际评估试点是从理科开始的。之所以从理科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学校的基础，也是我最熟悉的。2008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做工科的国际评估，我也逐渐对工科教育形成了一些理念。每一个国家的工科教育，其实是和那个国家工业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的。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工业所处的阶段造成了现在工科教育的现状。中国的工业处在什么阶段呢？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的工业研发能力很弱。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中国的工科大学去承接大量企业的研发任务，而这些本来是企业自己应该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过去30年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企业可以从外国购买技术，拿到中国来生产就有钱可赚。企业的本质是逐利的，因为有劳动力成本差价的盈利模式，就造成了中国企业自身不太需要研发也可以盈利。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企业自己建立研发能力的动力会越来越强，而企业提高研发能力的速度，会比我们工科大学转型的速度快得多。所以，我们做工科学科的国际评估的时候，就必须为未来工科的转型做准备，要有意识地选择两部分专家来做国际评估，第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好的工科学院院长，第二部分是我们国家骨干企业的首席工程师或者研发总经理等。我们希望得出两方面的判断：第一，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工科能力与工业企业的需求对接程度究竟如何？工业企业对我们工科的依赖究竟有多大？第二，我们离世界一流的工科水平到底有多大差距？根据这两部分专家得出的结论，可以客观判断我们工科的发展水平。在六年后的下次国际评估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届时我们国家工业的实际情况，对这两部分信息的权重作一个调整。随着我国工业企业的转型，我国工科大学的研究内容也将逐步更加前瞻的工程科学。

黄：最后的决策是学校的。

张：在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工科首先是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卓越贡献。必须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把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这是我国一流工科发展的首要任务。要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求为导向，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强化学校的优势学科，实现工科的跨越式发展。对于工科来说，面对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现状，不能仅满足于提出新想法，形成专利，完成科学研究，发表论文，而更要密切地结合到工业关键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去，自觉担负起促进我国产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工科不能仅仅面向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方向开展应用研究，还必须面向广大工矿企业解决工程、工艺等实际问题，这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工科发展的鲜明特点。一方面，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依赖技术引进，在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同时，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也偏低，2007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R&D支出仅占销售收入的0.81%，不足国际平均水平的1/4。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我国大中型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利润提升空间，目前我国86.6%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由外资企业完成，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达到123.4亿美元。

另一方面，高校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潜力。2007年高校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占国内发明专利的15%和46%。不过高校虽然每年都产生大量的科技成果，但科研成果成熟度不够，还需要进行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而我国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其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能力非常弱，接纳高校科研成果的能力较弱。目前企业购买的技术合同只有3.7%来自高校。研究型大学要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扩大与地方的科技合作，扩大与企业的合作，使学校的应用性科研更好地面向市场，努力完成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科研成果；主动承担起我国工业企业研发中心的任务，同时要积极帮助企业建立企业的自主研发的系统。在此过程中，工科的研究重点要不断向更加前瞻性、基础性的瓶颈科学技术问题转移，在促进我国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实现向世界一流工科的转变。

一流的工科必须致力于人类社会未来科技的研究和开发。科技创造未来的前提就是需要将知识转化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技术，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工科为支撑。相对于面向自然界普遍规律开展基础研究的理科而言，工科的任务则是围绕着实际问题开展应用研究。工科的本质是应用科学，即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工科的价值追求是建设与改造世界，它可以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重新塑造世界。

回顾科技发展史可以发现，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因此，要想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科，就必须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开展前瞻性的应用研究，即加强对有望成为今后主流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特别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如替代能源、环境修复）、未来产业的核心技术（如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智能化机器人），以及影响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技术（如智能化高速公路、人造器官、宇宙空间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只有我们的技术能有助于人类实现梦想，有助于世界变得更美好，有助于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它的价值才会得到体现和认同，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工科。

研究型大学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创新；要充分发挥研究型大学科学技术的综合优势，在发展科研规模的同时着力提高科研水平；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要鼓励学科的交叉、鼓励新的学术探索，争取发表更多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不断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还要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所以，工科教育实际上是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为什么呢？国外的工科教育叫工程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而我们是叫工程技术，其实就道出了这个最根本的差别。我们更多的只是工程技术本身，而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工程技术本身大多都是企业在做，大学里主要研究工程科学或者应用科学。所以，我们的工科教育最根本的是要教更多科学的东西，教更根本的。

黄：就是不能停留在engineering这个程度。

张：对。因为工业最终所需要的人才不一定是马上就可以上手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所谓的育人要求，意思是大学培养的人到工业企业一就业就能上手，我觉得这个要求是一个误导，这个目标培养的是技师，而不是工程科学人才。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致远学院的未来定位。虽然目前把致远学院作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特区，但是我们未来是要把致远学院打造成交大未来的本科学院，未来所有交大的本科生都必须在致远学院接受基础教育。现在致远学院的总规模之所以只有500人，只是因为我们的好老师还不够多，等高水平师资足够多以后，我们将会把最好的基础学科教育，面向全校的学生，即使是工科的学生也要在致远学院完成基础学科教育。所以我们强调，致远学院要搭建science和engineering的桥梁。另外，成立致远学院，绝不单纯是为了理工科学生，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培养创新型领袖人才。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很多老师的梦想，实现这个梦想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工程。我们请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国外教授来交大致远学院，与我们一起实现这个梦想，以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人文情怀、创新思维起步，要求在两个最基础的学科里选一个主修方向和一个辅修方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因为成立了致远学院，我们从海外一流大学引进了大批关心人才培养的好老师。这些老师其实原来并不一定对交大感兴趣，但他们来给这些学生上完课以后，觉得这个学校做的事情很符合他们育人的愿望，逐渐地就加入了交大。也因为这件事情，交大理科方面的世界级的好老师也越来越多了，包括图灵奖的获得者也加入了我们致远学院。我们的理念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而这最终将变成一种大平台的通识教育。

2009年学校决定成立专门的“致远学院”并由校长兼任院长，以统筹全校力量，突破传统院系难以短期内有效突破的瓶颈，保证人才培养改革有效实施和推广。成立由海内外教授组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作为学院人才培养的决策机构，负责设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控制教学质量、协调各专业方向培养方案等。各方向聘请相关学科的杰出教授担任项目主任。

致远学院对不同学科方向的学生采取了集中管理，不同方向的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学科交叉环境。致远学院是比较独特的，它本身没有固定的老师，这就保证它和其他学院没有利益冲突。而且，它也不培养研究生，我们希望学生毕业以后，或者出国，或者最好的学生可以留下来进工科、理科学院去做研究。我是希望最好的一半留下来，跟随最好的老师继续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另一半学生则被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学校录取，而不是说最好的学生都去外国顶级大学了，这才是证明致远学院成功的最好说明。

接下来，我们希望逐步把学科的边界模糊化，现在的学科设置有一点太刚性，而且区分得太鲜明，这实际上是影响整合式培养人才的目的的。

黄：这是国家的指挥棒造成的。

张：原来的说法是交叉学科，后来，“交叉学科”又变成一个学科了。所以，我们对学科的架构得重新梳理。现在，大部分工科和理科的基础都是物质科学，更根本的是物理学；而另外的物流、商务、计算机，有很多是以数据科学做基础，更根本的是数学。这也是我们致远学院要用物理、数学做最基础学科的原因。最终，我们希望用物质科学和数据科学这两大学科把交大重新整合。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实际上工科和理科的区别就没有了。

黄：其实，你最终是要把致远学院延伸开来，做到整个学校的。

张：对。“致远”模式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上取得的成效，为整个学校的创新人才培养积累了经验。学校复制“致远”招生模式，面向全国首推自主招生“致远计划”，由高水平考官“坐镇”，选拔拥有科学梦想的青年学子进入学校。在全校范围共享“致远”优质教学资源，面向校内优秀学子推出“致远荣誉计划”，设置有针对性的荣誉课程，配备高水平导师，实施个性化培养。我希望，再过十年左右，致远学院成为所有交大新生的本科生学院，让全体交大学生享受到最好的本科教育。

黄：但是，你们现在的传统专业，比如机械，在21世纪会变成什么样？

张：在大学里面，有所谓基础的，也有所谓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

黄：对，你所说的这个engineering其实就是professional。

张：在我们这个工科如此强势的大学里面，说这个话要非常谨慎。实际上，数理化、文史哲是每个学校的根本，接下来才是professional education，比如工商医法。Professional education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有待商榷。这要根据我们工科、法学发展的阶段重新定位。最终，我是希望致远学院是我们大一和大二学生的本科生学院，到大三选一个professional education。这是所谓的工程逐渐变成工程科学的教育，而工程科学的教育和科学本身就很近。

黄：你是希望在交大工程教育逐渐转变成工程科学教育。

张：对的。通过国际评估，相当于引导大家向这条道路去发展。人人都知道，国际评估是对整个大学非常有效的一个指挥棒。国际评估的结果会影响到学校对它的投入和对学科设置的决策，所以，除了一些涉及意识形态的文科不好进行国际评估外，其他学科已经做了。

黄：教育部正在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它的中心在于强调动手能力。我个人认为，这个计划其实不应该在像交大这些学校推进。因为现在如果再讲动手能力，到社会上立马就能上手，以及追求就业的话，就本末倒置了。

张：对。我们对卓越工程师的定义和它不一样。教育部也不会强求你，因为他们知道，大学尤其是最好的这几所综合性大学，不是培养动手能力强的技工的。

黄：对于全国的工程教育，你认为学校应该怎么样定位？包括服务对象，等等。

张：我比较了解清华、交大的情况。我们这样的学校面临着转型。我们不能满足于现阶段工业对大学的依赖，否则，将来工业转型发展以后，就不再需要我们工科的研究了。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类学校也属于professional school，但那个professional school不是我们所谓的professional school，而是属于那种真正的“技工学院”，他们的定位真的是朝动手能力强、朝这种社会马上能用得上的“技工”角度去培养。比如说上海有一个工程技术大学，发展得非常好，它恰恰填补了我们的空白，在上海工业界特别受欢迎。我觉得他们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黄：这就是应用本科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张：对。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的大学不分层次是有问题的。我们瞄准的是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但同时还有一批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这样的大学，而且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大学，中国才能有希望，我们的人才培养才会更强。

黄：那么，这个事情对于教育部而言，应该怎么做？

张：分层次评估。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学校。应该分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评估，并给予负责任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以办学自主权。说到底，大学最终要想形成不断激励创新的环境，就需要倡导学术自由、长聘教职，可以从研究型大学开始做起，逐渐放权。这样的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发展得更快，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特别需要研究型大学提供创新动力。

更加根本的创新的基础来自于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这也是交大非常看重自然科学基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以最根本的好奇心去激励研究。对于工程科学，我们要求的是要让学工程的学生也去学量子力学，也要去学这些最根本的东西，最终目的还是要激发他的创新能力。说到底，一切的学科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创新。

文科发展：问题为导向、实证研究、国际化

黄：非常好！接下来，想听听你对文科的看法。

张：现在我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状况，已经到了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地步，可以说是停步不前。有一次，我和家人在看《中国好声音》，我拍案叫绝，说中国的文艺界终于开始创新了，但他们居然毫不激动。我很奇怪，他们说，得了吧，《中国好声音》从头到尾全是买的外国的版权，甚至连红椅子都是买来的，一点儿也不是中国文艺界的原创，这真让我泄气。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缺乏创新，已经变成制约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说得稍微远一点，以前，我们对外的策略是韬光养晦，这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当然是非常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初，当我们的经济体量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发展不希望引起别人的重视，这样是行得通的。但当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发声，别人当然会怀疑你，一个巨人什么话也不说，就站在别人面前说我们没有任何想法，别人哪会相信？中国发展到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当与外国人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别人沟通，我们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声音和什么样的形象去展示给别人，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学界没有真正参与应对。所以，交大的团队开始在做未来中国形象的研究，视角是从外往内的。

黄：以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

张：我们的研究团队到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采访了900多个各个层次的美国人，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的形象现在有什么问题。结果发现，包括我们国家形象宣传片的设计的视角都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纽约时报广场放了六个月的中国形象宣传片。社会调查显示，同样时间里面，有一个印度的国家形象片，他们就说印度的国家形象片很真实，中国的国家形象片显得不太真实。因为中国的形象片里面的人物，主要是姚明、刘翔、李娜等这些成功人士。他们说，这是中国很少的一部分人，不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印度的文化宣传片最开始是一群普通的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最后变成一些西装革履的现代打工族，这才是真正的印度人。

关于交大的文科发展，我们的方针有三条：第一，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第二，要做实证研究，发挥我们的理工科优势；第三，要走国际化道路。

黄：这个定位很好。

张：除了国家形象研究，我们还集中力量做东京审判的研究、东南亚边缘海政策的研究等。交大文科的发展，不是单纯一个学科的发展，而是要结合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解决我们民族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世界顶级教授引进来，论文不过是我们的副产品。我们相信，按这样一个思路，再过十年，我们交大的文科一定会有大的改观。

交大文科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文科发展起步晚，没有历史负担，后发优势明显；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理工科背景，有利于形成问题导向研究的大科学思路，有利于实现文理实质性交叉合作，有利于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有利于构建一种崇尚创新的学术文化。近年来，学校坚持差异性竞争的策略，依靠文理交叉和研究方法上的较大优势，在学科方向的设置上逐步形成交大特色。如曹树基教授带领的历史系，坚持多年在浙南及徽州两地风餐露宿，收购整理契约文书已突破8万件；在江西搜集1950年代公安档案3500卷，20万页，及国内市县档案3万卷，300万页，并与交大图书馆合作，利用交大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建成后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地方文献研究重镇。

国际化：以我为主、分层次、多模式

黄：最后说说国际化，你们跟哪些学校合作？你有什么看法？

张：我们的国际化战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是针对世界顶尖大学的校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顶级大学是等不来的。因此，对于第一个层次的合作伙伴，我们都要主动找上门去的。比如说日本东京大学号称只和世界上的顶级综合性大学合作，2008年我第一次去东京大学访问的时候，他们的校长甚至不安排时间见我，负责接待我的副校长告诉我说东大只跟中国五所综合性大学签了全面合作协议。到了2009年，我把他们的校长约出来吃饭，我与他讲了一晚上中国文化和中国大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他被震动了。他说，你们这样一个充满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大学，应该是东京大学全面合作的对象。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文科出身的，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精髓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同样的还有与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顶级大学的合作，都是近年来建立的全面合作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原来我们已经有长期合作基础的一些最好的同类型大学，继续扩大和加深合作，比如普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第三个层次是与一批在专业领域表现突出的国外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形成院系和学科层面的合作关系。最后，经过重新梳理、重新定位我们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国际合作的战略的核心是“以我为主”。之所以提“以我为主”，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的顶级大学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和创新实力，可以有选择地引进国外的顶尖办学资源，全方位地促进我们大学自身办学实力的整体提升。“以我为主”在内容上是国外先进办学理念和资源充分与本土大学的某些学科相结合，首先带动本土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提升，继而通过国际合作研究等方式带动相关学科的研究能力提升。“以我为主”在形式上，交大主要采用的是以我为主地与国外大学合作开办二级学院，在不脱离大学母体的情况下，形成合作办学的试点，并对其他学科和全校人才培养起到由点到面的影响，二级学院的管理模式还有利于发挥母体大学的优势，为合作学院提供综合性大学的多方位支持。另外，“以我为主”的合作办学模式也非常符合新形势下国家对于高校办学主权的要求。这里介绍三个典型案例。

1994年，为了提升我国管理教育的发展水平，上海交大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合作成立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过20年中外双方共同的努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经成为在全球管理教育领域的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在管理教育方面的排名连续几年处于全球商学院的前十名，亚洲商学院的第一名。同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温家宝总理曾经评价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成为众多优秀管理人士的摇篮。”

2006年，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上海交大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开展了全面战略性合作办学，在过去多年合作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交大密西根学院在办学机制、教学体系和管理模式、师资聘用和晋升考核、学生管理和培养方式等方面所做的全方位探索和尝试，对我校创建一流大学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将其作为高校教改的典型。2014年，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发展获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教育协会颁发海斯克尔国际教育革新奖。

2012年，为了深入推进我校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我校与世界上培养卓越工程师最富盛名的法国巴黎高科集团正式合作成立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学院全方位引进法国工程师精英教育模式，成建制聘请外国专家及管理团队，采用国际先进教学、管理模式探索和改革现有的工程师培养体系，标志着我校国际化办学在全方位引入海外优质资源方面迈出了新步伐。2013年4月26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专程访问我校，为学院揭牌并发表演讲，有力提升了我校的国际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近年来，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深入推进以制度激励为主线的综合改革实践，初步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校实际，又满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的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之路，从而引起了海内外不少大学校长和专家学者的兴趣。近期Nature杂志专门约稿，发文介绍交大制度激励的发展理念和改革实践，肯定了制度激励对于提升大学创新能力的作用。

在制度激励的主线下，上海交大正在实现大学治理的“三大转变”，即在发展模式上实现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转变，在管理模式上实现由“校办院”向“院办校”的转变，在激励方式上实现由学校主导发展向师生自我实现的转变，从根本上不断激发大学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基本建成了为社会提供持续创新驱动力、追求卓越的“三大创新体系”，即卓越的创新人才成长体系、卓越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和卓越的思想文化创新体系。

中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大学有责任为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大学坚持依法治校，实施综合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制度激励为主线的大学治理，在不久的将来，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